衛(wèi)紹生 河南項城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理事、鄭州大學兼職教授。長期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和文化學研究。發(fā)表《竹林七賢若干問題考辨》、《竹林七賢緣何游于山陽》、《嵇康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魏晉風度的當代意義》等論文，出版《魏晉文學與中原文化》、《出神入化陰陽家》等專著。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竹林七賢集》輯考及研究”和省級社科規(guī)劃項目多項。 　　魏晉之際，在古山陽（今河南修武縣）之地的嵇公竹林里，聚集著一群文士，他們談玄清議，吟詠唱和，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以其鮮明的人生態(tài)度和獨特的處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廣受爭議的群體，也成為魏晉時期的一個文化符號。他們就是被稱為竹林七賢的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 　　稱謂的由來 　　從西晉后期陰澹提出竹林七賢之說，再到東晉和南北朝，竹林七賢之稱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傳》和《竹林七賢論》、《世說新語》等文獻中逐步定格，演進軌跡十分清晰。 　　最早把嵇康、阮籍等人稱為竹林七賢的，是西晉左將軍陰澹。他在《魏紀》中寫道：“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由于竹林七賢中最后去世的王戎卒于晉惠帝永興二年（305年），與陰澹生活的時代約略相同，而之后緊接著便是“永嘉之亂”。所以，竹林七賢的說法在西晉時期并沒有得到廣泛流傳。 　　到了東晉，竹林七賢之稱才廣為流行。東晉史學家孫盛在《魏氏春秋》中寫道：“（嵇）康寓居河內(nèi)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有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nèi)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玡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東晉戴逵的《竹林七賢論》，對竹林七賢行實多有記載。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述魏晉名士風流，特拈出竹林七賢：“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nèi)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nèi)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眲⑿俗⒁龑O盛《晉陽秋》云：“于時風譽扇于海內(nèi)，至于今詠之?！笨梢?，自東晉開始，竹林七賢之稱已廣為傳響。這一時期，也有稱竹林七賢為竹林名士的。東晉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袁宏把夏侯玄、何晏、王弼稱為正始名士，把阮籍、嵇康等人稱為竹林名士，把裴楷、樂廣、王衍等人稱為中朝名士，并著《竹林名士傳》三卷。 　　《世說新語》述袁宏作《名士傳》的一段話，使后人對“竹林七賢”之稱產(chǎn)生了爭議：“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依謝安之說，所謂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只是他的一時戲言，而袁宏卻信以為真，寫成了《名士傳》。陳寅恪先生以為，“‘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后有‘竹林’……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nèi)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東晉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賢’之上成為‘竹林七賢’”。陳寅恪先生否定“竹林七賢”之說，謝安自稱“特作狡獪”，是其理由之一。 　　然而，從西晉后期陰澹提出竹林七賢之說，再到東晉和南北朝，竹林七賢之稱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傳》和《竹林七賢論》、《世說新語》等文獻中逐步定格，演進軌跡十分清晰。若謂為虛妄，理由顯然不夠充分。 　　緣何聚于山陽 　　山陽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義，心中該會蕩起怎樣的漣漪？ 　　以今之區(qū)劃而論，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劉伶來自安徽省宿州，王戎來自山東省臨沂，阮籍和阮咸叔侄來自河南尉氏，山濤和向秀來自河南武陟，七人山水區(qū)隔，年齒相懸，既無舊誼，亦無姻親，原本毫無關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相聚于山陽、共為竹林之游呢？ 　　除了《晉書·阮籍傳》所說的“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賢相聚于山陽，共游于竹林，還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原因，概括起來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魏晉時期興起的玄學思潮，使文人對主張清靜無為、回歸自然的老莊哲學情有獨鐘，而位于山陽的嵇公竹林則為他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清靜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 　　其次是漢末形成的“處士橫議”之風，在魏晉之際演變?yōu)榍遄h，并內(nèi)化為文士的一種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攜入林，談玄清議，把酒言歡，該是何等的恣情快意! 　　再次是魏晉時期盛行的飲酒服食之風的深刻影響。陶淵明詩云：“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倍诠派疥?，不論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山陽北面依托的太行山，更有許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長生的所謂“上藥”，嵇康和隱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藥”石髓的奇遇。既然這里有酒和“上藥”，文士焉有不趨之若鶩之理？所以，魏晉之際，山陽曾經(jīng)是名士的集聚地，不僅有竹林七賢，還有呂安、呂巽兄弟以及阮侃、趙至等人。 　　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與山陽的地理形勢和嵇公竹林的象征意義不無關系。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脈，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稱。山陽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義，心中該會蕩起怎樣的漣漪？至于嵇公竹林，其象征意義就更為明顯了。竹子“寒風不變終身節(jié)”，“比德于君子”，成為君子之友。東晉名士王徽之非常喜愛竹子，曾言：“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嵇康在其寓居地種植竹林，何嘗不是出于對竹子象征意義的認同呢？阮籍等人與嵇康暢游于嵇公竹林，不僅因為他們有《魏紀》所說的“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等共同點，同時也有他們對竹林象征意義的心有靈犀。 　　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嵇康。盡管人們說起竹林七賢，有的以嵇康領起，有的以阮籍領起，有的將嵇康、阮籍、山濤三人并列。但最早記述竹林七賢事跡的《魏紀》和《魏氏春秋》，言及竹林之游則皆是以嵇康領起。這是一種敘述方式，更是對嵇康在竹林之游核心地位的肯定。《晉書》和《資治通鑒》敘及竹林七賢，也是以嵇康領起，表明其作者已經(jīng)認同嵇康在竹林之游中的主導作用。嵇康雖是魏室女婿，但他對政治并不熱心，所以婚后不久即移居山陽，表明了不愿介入政治的態(tài)度。他既具有“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飾，人以為龍章鳳姿”等顯于外的風度，又具有“天質(zhì)自然，恬靜寡欲，含垢藏瑕，寬簡有大量”的高潔品格，以至于當時許多文士皆欲與之交，呂安、趙至為見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駕；鐘會攜書欲與之交而不得，因而銜怨構隙。阮籍、山濤雖年長于嵇康，但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傾心與之交，《竹林七賢論》所謂“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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