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善而固執(zhí)之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宋】柳永·蝶戀花 　　王國維以這兩句詞比喻成就大事業(yè)者、大學問家必經(jīng)的第二種境界:由于對理想執(zhí)著，信念堅定，雖然飽受挫折，嘗盡風霜，仍舊堅持到底，矢志不渝。 　　多次聽何先生談話，但印象較深的是聽他講荀子、講《中庸》。他說荀子“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中庸》的“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也”對他的影響很大。他解釋，荀子的意思是，不以自己已經(jīng)接受的東西排斥、損傷將要接受的新東西，這就是包容的思想;《中庸》擇善而固執(zhí)強調(diào)的是，對了的就要堅持，不能東說東倒，西說西倒。這兩句話是辯證統(tǒng)一的，一方面要有主見，另一方面要善于學習。 　　上世紀50年代，何先生研究的重心是中國歷史分期。他運用詳實的史料進行論證，并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斷加以完善，從而形成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一派。他說：“漢魏之際社會經(jīng)濟有變化，認識這變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而又給予它系統(tǒng)的理論說明并以可靠的歷史文獻證成其說，大約是我第一個提出，是功是過，是對是錯，我都要爭這個第一，當仁不讓?！? 　　從這段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何先生當時并沒有認定自己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但他敢為人先的學術勇氣確實讓人佩服。對他的觀點，盡管有人不同意，但也不能輕易否定。對此，一位與他同輩的史學家這樣說過：“檢驗科學理論的正確與錯誤的方法中有一種是‘證偽’。要對何先生觀點‘證偽’，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觀點而另持他說的學者，也不能不認真慎重考慮何先生的意見，而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 　　早在1934年，何先生就在《食貨》雜志撰寫論文，首次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于漢魏之際”的觀點。抗戰(zhàn)勝利后，為更好地研究中國史，何先生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主要研習歐洲古代、中世紀史，這使他更加堅定了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1958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兼管教師進修學院的吳晗請史學界人士作報告，何先生也在被邀名單中。他以“魏晉時期社會經(jīng)濟的變化”為題，闡述了四個具體問題：從交換經(jīng)濟到自然經(jīng)濟，從編戶齊民、奴隸到部曲、客，從土地兼并到人口爭奪，從流民到地著。他認為，這四條是漢魏之際中國由古代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基本根據(jù)。 　　許多人知道，何先生在“文革”中，因“食貨派”而遇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排除干擾，在歷史研究的征途上特立獨行，一路向前。在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這個領域，作為第二代名家，他與另幾位先生以論考雙精、學貫中西、變通古今的功力，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幾十年過去了，問及何先生對這一觀點的看法，他依然很堅定。不追風，不茍同，獨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擇善固執(zhí)，自成一派，他的學術風骨讓人感佩。他用一生踐行了自己的信念：“著書立說寫文章，貴在有新意，尤貴在有創(chuàng)始性、突破性?！? 　　何先生的擇善而固執(zhí)建立在他篤信的“讓史料說話，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史學界評價何先生的這個原則有很強的思辨性，即如果沒有獨到的見解，史料再扎實，也談不上獨立思考精神。反之，如果做不到以史實為依據(jù)，提出的見解再新穎、再獨到，也只是猜想、臆測。 　　1991年周一良教授在何先生八十壽辰時評價他:“念茲在茲勤學問，神全形全樂期頤”?？磥恚粋€勤奮之人不失灑脫、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