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接通，那端傳來的聲音清朗從容。

一天前，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葛劍雄還在上海高校的講臺上激情演講——那堂“強國之路”大思政課上，臺下多是18歲左右的大學生，臺上是81歲的老教授。

此刻，他已從上海飛抵深圳的辦公室?！傲晳T了，沒問題！80歲可以是新起點！”這句話不是愿景，是日常。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發(fā)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10年過去，歷史地理學這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在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道路上，煥發(fā)出不凡氣象。從《中國歷史地圖集》跨越數(shù)十年的接力，到“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CHGIS）在世界舞臺上亮出“中國標準”；從各分支學科理論體系的開疆拓土，到一代中青年學者的拔節(jié)生長，葛劍雄是親歷者，也是推動者。

“古老的優(yōu)勢，終煉成青春的銳氣。”歷史地理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探索之路，葛劍雄向記者深情道來。

十年篤行：以文化自信鑄學科之魂

記者：葛教授，今年是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發(fā)表10周年。您常說歷史地理學“既古老又年輕”。回看這10年，這門學科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上，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葛劍雄：歷史地理學的確“既古老又年輕”。說它古老，是因為“沿革地理”的傳統(tǒng)源遠流長，可追溯到《尚書·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兩千多年來一直有人在研究；說它年輕，是因為它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科，在我國真正發(fā)展起來不過幾十年。

2016年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這10年，歷史地理學的變化，正是沿著這一方向，把“古老”的優(yōu)勢發(fā)揮出來，把“年輕”的銳氣修煉出來。

10年里，中國歷史地理學人把以往的研究成果系統(tǒng)化、理論化，形成了可以教、可以傳、可以與國際對話的“中國學派”。周振鶴教授的歷史政治地理和歷代行政區(qū)劃研究，吳松弟教授主編的歷史經濟地理系列專著，李孝聰教授的歷史城市地理研究，韓茂莉教授的歷史農業(yè)地理研究，安介生教授的中國歷史民族地理，還有已故滿志敏教授的歷史氣候變遷研究——各分支的理論體系基礎從無到有，從零散到系統(tǒng)，成果豐碩。

10年里，中國歷史地理的成果越來越被世界看見?！吨袊丝诎l(fā)展史》已出版英文版、日文版，即將出版法文版、德文版?！吨袊泼袷贰菲呔碇杏形寰?、《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史念?！吨袊倪\河》已列入外譯工程。以前我們的東西出不去，書架上擺的是別人研究我們的書；現(xiàn)在不僅是出去了，而且是被邀請出去的。國外的出版社主動找來，要翻譯、要出版，最近韓國學者和出版社正接洽翻譯出版《中國移民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期望的，我們正在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功勞，而是一批精心耕耘的學人扎扎實實做了10年的事。

2000年，我在昆明召開的歷史地理年會上說過一句話：“如果我們的研究永遠只適用于中國，那跟世界就沒有可比性，也談不上世界水平。”這話在當時引起不少討論。這些年來，歷史地理學界一直在朝著推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框架、貢獻“中國標準”的目標不懈努力。

記者：說到“中國標準”，這些年歷史地理學界還有哪些標志性成果，真正做到了“讓世界參考我們的”？

葛劍雄：這個問題，要從一場持續(xù)40余年的學術接力談起。

1982年12月，編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這一宏大工程，在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主持下啟動。先生嘔心瀝血，卻在1992年8月與世長辭。彌留之際，我對著他的耳朵大聲說：“您放心，我們一定把它編出來！”

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出版。2018年起，我擔任第二冊、第三冊的執(zhí)行主編。到2025年底，第二冊圖稿已基本完成編輯和初步設計，進入最終設計和制印階段；第三冊編稿已基本完成。如今，第一屆編委會的全部成員，除了我以外已全部離世。我不忘學術前輩們的遺愿，把這項跨世紀項目從“未完待續(xù)”推進到“即將面世”。我相信，這部巨著將不僅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高峰，也是世界同類之最。

編圖之外，我們也從未停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體現(xiàn)原創(chuàng)性、時代性”，指引我們從現(xiàn)實回溯歷史、從靜態(tài)向動態(tài)、由文獻向數(shù)字化開拓。CHGIS——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的問世及不斷完善，正是其成果。

我們原來的歷史地圖集是靜態(tài)的，每個朝代選一個標準年代，畫一幅圖。而現(xiàn)在只要有相應的數(shù)據(jù)，CHGIS就能自動生成任何一個時間、空間的地圖。作為一個信息平臺，它可以承載中國歷史時期任何具有時間、空間因素的信息。

攻關路上，難題重重?，F(xiàn)有的地名編碼只能對應今天的地名，系統(tǒng)要求“一地一碼”，但根據(jù)歷史上不同的時間、位置、轄境、治所、隸屬，一個地名往往需要一二十個甚至幾十個碼。當時我們的合作方、一位澳大利亞教授曾建議由他來研究解決，但在聽明白要求后就知難而退。最后，還是滿志敏教授主持研制了新的編碼系統(tǒng)。對于歷史文獻的大量模糊信息，我們也制定了標準化處理辦法。這兩項成果使CHGIS的設想成為現(xiàn)實，得到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

這10年的大變化，也是一種心態(tài)的變化，它貫穿了我們對習近平總書記“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殷殷囑托的追尋過程。以前同仁們覺得自己是“小學科”，跟在別人后面；現(xiàn)在我們知道自己手里握著獨一無二的家底，有底氣跟世界平等對話。古老的優(yōu)勢，終于萌發(fā)青春的銳氣。

走向未來：歷史目光如何照進現(xiàn)實

記者：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是“過去”，那它如何回應氣候變化這類關乎人類未來的重大問題？

葛劍雄：很多人覺得研究歷史就是向后看，但恰恰相反，歷史地理研究的是過去，卻能回答未來的問題。

氣候變化就是典型的例子?，F(xiàn)在各國都在擔心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但科學家的預測莫衷一是。為什么？因為人類用現(xiàn)代科學儀器觀測氣候的時間太短了，最長不過200年，全球能積累這么長年代資料的觀測點只有50個，其中90%集中在西歐。這意味著，科學家只能用不到200年并局限于很小范圍的數(shù)據(jù)，去尋找判斷整個地球上千年的規(guī)律，這是非常困難的。

中國歷史地理學在這方面能做什么？我們依托幾千年的文獻記錄，可以填補這個巨大的空白?，F(xiàn)存的甲骨文里有不少有關氣候的間接記錄，如在王都殷——今天的河南安陽一帶有成群野象活動，甲骨文中尚未發(fā)現(xiàn)“冰”字。結合其他證據(jù)，可以肯定公元前16世紀到11世紀的商代，黃河以北地區(qū)的冬季氣溫比今天上海一帶還要高。

歷史文獻資料研究的結果證明：從上一世紀開始的氣溫變化，無論是變暖還是變冷，都還沒有超出歷史上的極限。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重視氣候變化，而是說我們不必過于緊張、過于悲觀。在關注人類活動對氣候影響的同時，應加強地球內在規(guī)律的研究，全面揭示氣候變化的根源。認識到這一點，需要長時段的眼光，而中國歷史地理學恰恰能提供這種眼光。

我們曾發(fā)動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所有研究人員，從中國古籍中收集了兩萬多條材料，用于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研究子項目，用歷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為全球氣候模型提供長時段參數(shù)，而這些資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這便是中國學者對全人類的貢獻。

讓世界知道“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在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議題上，歷史地理學正在踐行使命。

記者：您提到，中國歷史地理學能為全球氣候模型提供3000年的數(shù)據(jù)。這種底氣從何而來？換句話說，中國歷史地理學為世界發(fā)展作出貢獻的獨特優(yōu)勢是什么？

葛劍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fā)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我們的底氣，正是來自這種植根于悠久文明的文化自信。具體而言，來自四個方面：

我們有悠久的、從未中斷的歷史記載。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國，歷史早已斷絕，當年的主人或遷離、或滅絕。而中國從夏朝開始，歷史一直沒有中斷。這為我們提供了全世界最長的、延續(xù)的歷史資料。

我們有遼闊的疆域和多樣的地理環(huán)境。從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開始，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數(shù)百萬甚至上千萬平方公里。歷史上中國范圍內擁有多種自然地理環(huán)境，跨越寒帶、溫帶、熱帶，地形地貌復雜多樣，這為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課題。

我們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文獻資源。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已完全能解讀。從秦始皇統(tǒng)一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構造沒有發(fā)生根本性變化。保存至今的文字記載，無論是數(shù)量、內容還是種類，都是世界上最多的。這樣的歷史文獻資源，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我們有深厚的沿革地理傳統(tǒng)。從《漢書·地理志》開始，幾乎每一部正史都有地理志，記錄疆域、政區(qū)、山川的變遷。這個傳統(tǒng)，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考證方法和研究經驗。我們不是從零開始，而是站在豐厚的學術積累上做研究。

這便是我們的底氣。正是因為有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才能做別人做不了的研究，才能為現(xiàn)實發(fā)展提供別人提供不了的歷史鏡鑒。黃河治理便是一例。20世紀60年代初，譚其驤教授論證黃河安流的關鍵是中游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做好水土保持，提出在中游地區(qū)農牧林結合，合理開發(fā)、綜合治理。這不符合當時“大辦農業(yè)、以糧為綱”的方針。但改革開放以來，黃河中游的治理就是遵循這樣的規(guī)律，已經取得顯著成效。譚先生的判斷，靠的就是長時段的歷史眼光。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fā)思想之先聲”，歷史地理學正是在“通古今之變”中為時代提供參考。這些年，我通過對歷史環(huán)境變遷、文化傳播、人口遷移等方面的研究和大量實地考察，提出“研究要全面，保護第一位，傳承要保證，推廣有選擇”的原則。這個判斷符合今天的發(fā)展需要，這也來自對歷史規(guī)律的深入研究。

所以，歷史地理學者的底氣，說到底就是：我們手里握著獨一無二的家底。我們站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有能力為現(xiàn)實決策、長遠發(fā)展提供科學支撐，有能力把這份“歷史的深邃眼光”傳遞給全世界的人，傳遞給今天和未來的人。

薪火相傳：學術根基如何枝繁葉茂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chuàng)新”，強調“要抓好教材體系建設”。在您看來，歷史地理學這10年在學科體系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上，有哪些實實在在的探索？

葛劍雄：歷史地理學在中國，既有傳統(tǒng)學科的積淀，又有新興學科的朝氣，還天然具有學科交叉的特性——它既屬于地理學，又離不開歷史學；既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原理，又需要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更離不開人文學科的指引。這種跨學科的特質，為我們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帶來了獨特優(yōu)勢。

多年來，我們在學科體系建設上不斷深入：一是把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一個個建起來，讓歷史地理學由“點”及“面”至“立體”地形成完整的學科體系。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的各個分支，如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社會地理、歷史民族地理、歷史農業(yè)地理、歷史地圖、歷史地理文獻等，都有專門的學者在深耕、在探索，有的已形成相對成熟的理論框架，推出高質量的專著。二是讓傳統(tǒng)研究煥發(fā)新生機。歷史地理學中有些分支，比如歷史氣候變遷、歷史環(huán)境演變，過去依賴單一文獻考證，研究手段有限。這些年，我們與相關的自然科學專業(yè)深度合作，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反哺傳統(tǒng)研究，讓老學問有了新方法，讓冷門學科有了新活力。

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chuàng)新，歸根結底靠人才。如今，歷史地理學的人才培養(yǎng)體系越來越成熟，形成了從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培養(yǎng)鏈條，既有傳統(tǒng)文獻功底的訓練，也有現(xiàn)代研究方法的培養(yǎng)。1978年我考研究生時，連歷史地理論著都沒讀過，但老師看重我“頭腦清楚”，破格收了我這個還不知道“歷史地理”為何物的高中畢業(yè)生。所以我?guī)W生也秉持“不拘一格”的原則，哪怕學生某科成績暫時不理想，哪怕本科不是歷史地理相關專業(yè)，只要他有扎實的學術功底、獨立的思考能力、坐冷板凳的定力、投身學術的強烈意愿，我都愿意給他機會。

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能給歷史地理學帶來新的視角，歷史地理學這個大家庭，也呼喚不同知識背景的人一起做研究。我招的博士生中既有出自中文系、政教系的，也有電子工程、經濟管理專業(yè)的，他們往往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果。我們培養(yǎng)出一大批中青年學者，他們既有扎實的學術根基，又有跨學科視野，正在成為各個分支的學術帶頭人，在各自領域發(fā)熱發(fā)光。

記者：站在新的起點上，您對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有什么期待？

葛劍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我希望未來歷史地理學能做好三件事。

第一，繼續(xù)打通學科壁壘。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核心是“人地關系”，天然地站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交匯點上。這些年我們做了一些跨學科的嘗試，比如研制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與氣象學合作研究歷史氣候，與經濟學合作研究歷史人口地理，但還遠遠不夠。我希望未來能進一步打通學科之間的隔閡，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囊括傳統(tǒng)學科、新興學科、前沿學科、交叉學科、冷門學科等諸多學科”真正向縱深推進，形成可操作、可復制、可推廣的跨學科研究范式。

第二，繼續(xù)走向廣闊舞臺。這些年，歷史地理學在CHGIS等重大項目上已經做到了世界領先，但整體的國際影響力還有待提升。什么叫“世界水平”？不是我們自己說了算，而是我們的理論、方法既適合中國，也適合世界其他國家，具有普遍適用性；我們的成果跟國外的成果是可比的、可深入對話的。我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歷史地理學者練就學貫中西的功底，掌握中西共需的方法，貢獻“中國標準”“中國智慧”，讓中國學問更多地惠及全人類。同時，學術的舞臺不只在象牙塔里。如今我這個耄耋之年的人，還在新媒體上講科普、當“博主”，在中國音數(shù)協(xié)游戲專委會做顧問。知識的力量能惠及更廣闊的世界、影響更廣泛的人群，這也是學術的社會責任。

第三，繼續(xù)培養(yǎng)更多優(yōu)秀人才。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應與時俱進：既要讓年輕學者掌握新技術，更要讓他們守住人文的根本；既要放眼世界，更要扎根中國。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要讓年輕學人秉持一個原則——人文引領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一個強大的工具，但它不能取代人的思考、人的信仰、人的奮斗。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是時間和空間中的“人”和人類活動，而“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創(chuàng)造力的。這一點，任何時候都不能丟。

我今年81歲了，還時常想起譚其驤先生當年激勵大家的話：“在歷史地理方面我應該超過錢大昕、王國維，而你們應該超過我，否則學術如何進步！”我們這代學人，正是在這種“努力超過前人”的學術精神傳承中，在孜孜不倦的努力中，把學科體系框架搭建起來的?，F(xiàn)在，我也把這句話傳給年青一代：歷史地理學的未來在你們手上，你們要做得比我們更好。

學無止境，追求真理的道路沒有終點。我原來的人生計劃是正常工作到80歲、輕松工作到85歲。第一個目標已經完滿達到?，F(xiàn)在看來，第二個目標恐怕要調整為正常工作到85歲或更久。如果這個目標能實現(xiàn)，一定還會有新的目標！

（本報記者 彭景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