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華，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教授

“十五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發(fā)揮文化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yǎng)全民族昂揚奮發(fā)的精神氣質”。那么，文化究竟如何養(yǎng)心志、育情操？其基本路徑和內在機理是什么？這不僅事關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如何真正落實到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tài)和文化修養(yǎng)上，而且是一個觸及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甚至與人類存在本質相關的重大命題，需要從學理上加以深化與澄明。

養(yǎng)心志、育情操彰顯文化育人功能

文化育人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養(yǎng)人心志、育人情操。文化育人就是以一定的思想文化資源為依托，以社會所倡導的主流價值為引導，通過文化教育、文化熏陶等方式，實現(xiàn)人的精神成長和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實踐活動。文化育人本身就內含著文化具有育人功能的邏輯。文化的育人功能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方面。

首先，文化為人提供了一種超越生物本能的意義框架與價值坐標。人誕生于自然，卻不止于和不固于自然，其區(qū)別于其他生靈的特質在于能夠構建并棲居于一個由符號、意義、規(guī)范共同編織的文化世界之中。對人類而言，世界的首要功能便是教化，即引導個體從混沌未開的自然狀態(tài)，逐步融入并理解人類共同體累積的生存智慧與精神遺產(chǎn)。教化與教育不同，它不是狹義上的知識灌輸或技能訓練，而是一種更為根本的、關乎人之為人的形塑過程。這一過程體現(xiàn)為人類對共同記憶的承載與傳遞。也就是說，文化可以通過神話、史詩、歷史記載、文學藝術、節(jié)慶儀式等諸多形態(tài)，將時間碎片串聯(lián)成具有連續(xù)性的敘事，使個體得以知曉自己從何而來，所屬的群體走過了怎樣的歷程，應該遵守哪些共同的行為規(guī)范，文化育人的目的就這樣悄然達成了。這種歷史文化意識的培育，是文化賦予人的深厚底蘊，使人能超越一己之私和一時之困，在特定的價值框架內，以更為遼遠的視野審視自身的存在，以更加主動的姿態(tài)明晰應如何安頓好自己的現(xiàn)在與未來。

其次，文化本身就是一套潛移默化的規(guī)范體系與行為尺度，主要是用來指稱社會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觀、風俗及人際關系等。因此，文化蘊含了特定群體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關于是非、善惡、美丑、榮辱的一些基本的共識性判斷。這些價值判斷并非總是以成文律法的剛性面目出現(xiàn)，而更多的是內化為風俗習慣、倫理觀念、禮儀禮節(jié)乃至生活趣味。個體從牙牙學語開始，便置身于這無形的規(guī)范之網(wǎng)中，通過觀察、模仿、互動與內省，逐漸將社會的期待轉化為自我的要求。文化以此方式，將外在的社會規(guī)范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律令，完成從“他律”到“自律”的過渡，從而培育出具有社會責任感與倫理自覺的個體。這正是心志養(yǎng)成和情操孕育的重要場域，心志與情操中的是非感、同情心、意志力皆深深植根于此種文化的規(guī)范內化過程。

再次，文化能夠激發(fā)并滋養(yǎng)人的審美感受力、創(chuàng)造力與想象力。文化不僅關乎理智與倫理，也關乎情感與感知，而心志與情操自然離不開審美情感。文學、音樂、舞蹈、建筑、器物乃至飲食，凡經(jīng)文化浸潤之物，皆承載著獨特的美學追求與情感表達。從《詩經(jīng)》的“興觀群怨”到宋明理學所探討的“孔顏樂處”，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來重視禮樂教化，強調以藝養(yǎng)心、以美儲善。審美體驗具有凈化與升華的作用，它能調節(jié)情緒、陶冶性情、使粗糙的感覺變得細膩、浮躁的心緒趨于寧靜。在此過程中，個體不僅欣賞美，更可能被激發(fā)出創(chuàng)造美的沖動。文化所提供的豐富符號系統(tǒng)與表達范式，為個體的創(chuàng)造性想象提供了素材與翅膀。這種審美與創(chuàng)造能力的培育，極大地豐富了人的內心世界，使其情感表達更為精致、深邃，心靈空間更為開闊、悠遠，這正是養(yǎng)心志、育情操更為精微而深刻的一層。

最后，文化能夠提供終極關懷與安頓精神的可能路徑。面對生命的有限、存在的偶然、苦難的無常，人類需要超越經(jīng)驗層面的解釋與慰藉。各種文化傳統(tǒng)中的哲學思考、宗教信仰、宇宙觀念等，便是在回應這些根本性的困惑。它們試圖為人生確立終極的意義與目的，為苦難提供解釋的框架，為死亡賦予超越的希冀。無論是對“道”的體悟、對“仁”的踐行、對“涅槃”的追求，還是對“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這些文化提供的超越性維度，能幫助個體在面對命運巨浪時保持內心的鎮(zhèn)定與尊嚴，在世俗紛擾中守護精神的獨立與高潔。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提出“人生四境界”說，指出人可通過覺解與修養(yǎng)，從“自然境界”躍升至“天地境界”。這種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索與安頓，是文化育人功能的最高體現(xiàn)，它直接鑄就了個體心志的堅韌性與情操的超越性。

總之，文化育人通過承載記憶塑造歷史認同，通過規(guī)范內化培育倫理自覺，通過審美熏陶提升情感品質，通過終極關懷安頓精神生命，進而實現(xiàn)“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轉化。這個轉化過程，從個體意義上講，可以塑造一個具有歷史縱深感、社會責任感、審美感受力與精神超越性的完整的人；從社會整體的意義而言，可以將個人理想追求融入黨和國家事業(yè)大局，不斷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為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文化路徑

如果說，養(yǎng)心志、育情操凸顯文化的育人功能，是強調文化在養(yǎng)心志、育情操中的主動姿態(tài)，那么對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文化路徑的探討，則是揭示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過程對文化條件的依循。心志關乎志向、意志、品格與胸襟，是精神主體的骨架與方向，因此養(yǎng)心志重在堅定理想信念，樹立責任擔當與奮斗進取的精神；情操涉及情感、趣味、態(tài)度與情懷，是精神主體的血肉與溫度，故而育情操強調涵養(yǎng)高尚的道德品質、審美境界與健全人格。那么，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實現(xiàn)，為何必須憑借文化，而不能僅僅依賴遺傳本能、自然經(jīng)驗或抽象思辨？這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精神成長的內在規(guī)律。其必要性根植于心志與情操自身的特質，以及文化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媒介與滋養(yǎng)作用，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彼此塑造的內在機理。

心志的養(yǎng)成，需要典范的引領與意義的支撐。人之心志，尤其是高遠之志、堅韌之志、澄明之志，并非與生俱來，也難以在封閉的自我冥思中產(chǎn)生。它往往需要在與偉大精神傳統(tǒng)的對話中，在典范人格的感召下，才能逐漸明晰與堅定。從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zhí)著，到司馬遷忍辱負重鑄就“史家之絕唱”的堅韌；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襟懷，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節(jié)；等等。這些璀璨的精神坐標，跨越時空，持續(xù)為后世提供立身的參照與能量的補給。這種精神的傳承不僅僅是文字的延續(xù)，更是血脈的相通。個體在閱讀、聆聽與感悟這些文化結晶時，實則是在進行一種跨時代的精神對話，從中汲取人格的力量，照亮自身的志趣與方向。每一次與經(jīng)典的相遇，都是靈魂的洗禮；每一次對先賢的禮敬，都是心志的淬煉。經(jīng)由文化所承載的深厚精神譜系與意義資源，個體的心志才能獲得歷史的深度與超越的高度。

情操的培育，需要情境的浸潤與符號的涵泳。情操是一種穩(wěn)定的、高級的情感傾向與價值態(tài)度，如愛國之情、仁愛之心、審美之趣、敬畏之感等。它不同于本能的情緒反應，而是經(jīng)過了文化的陶冶與塑造，融入了認知、評價與審美判斷。這種塑造無法像學習公式定理那樣直接灌輸，而必須在一個充滿意義象征、情感氛圍與集體實踐的文化情境中，經(jīng)由長期而潛移默化的浸潤方能完成。文化的情感教化功能，正體現(xiàn)在這潤物無聲的涵養(yǎng)之中。例如，對家國的深厚情感，不僅源于對地理疆域的認知，更源于對共同歷史、語言、文學、藝術與風俗的深切體驗與認同。文化提供了豐富而細膩的情感符號與意義網(wǎng)絡，個體在其中生活、感知、互動，情感得以被喚醒、被引導、被升華，逐漸積淀為穩(wěn)定而高尚的情操。

心志與情操的整合與升華，需要文化共同體的滋養(yǎng)與超越性維度的激勵。心志并非孤立個體的內心獨白，情操也非純粹私人的情感波動，二者皆在社會互動與文化共同體中得到確認、強化與完善。個體在共同體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其精神品格必然打上共同體的烙印。文化定義了一個共同體所共享的價值理想、生活形式與精神追求。無論是慶典儀式、藝術欣賞、學術研討，還是日常交往，個體在參與共同體的文化活動中，其心志能夠得到同道的砥礪與認可，其情操也能夠獲得共鳴與強化。這種共同體氛圍所提供的，正是一種精神上的歸屬感與支撐力。同時，文化往往蘊含著超越當下、超越個體的維度，無論是哲學的玄思、宗教的信仰，還是藝術的永恒追求。這種超越性維度，能夠幫助個體突破一己得失與時代局限的束縛，將心志提升至更普遍、更永恒的層面，使情操脫離狹隘與庸常，趨向博大與崇高。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士人情懷，這些超越個體功利的價值追求，正是文化賦予心志以高度、賦予情操以深度的明證。

文化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機理

機理不同于機制，前者是指一個系統(tǒng)、現(xiàn)象或過程的內在運作方式，包括其構成要素、相互作用關系、因果鏈條及動態(tài)規(guī)律，是對事物“為什么”發(fā)生以及“如何”發(fā)生的深層原理性揭示，而后者則是指系統(tǒng)的結構、互動方式與運行規(guī)則，回答“怎樣運作”。文化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機理復雜而精微，常常體現(xiàn)在內化與外化、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歷史與當下多重維度動態(tài)交織的過程中。

其一，象征系統(tǒng)的內化與意義世界的建構相統(tǒng)一。文化本質上是一個龐大的象征系統(tǒng)，語言、文字、圖像、儀式、器物等都是其載體，背后指向特定的意義。個體學習文化的過程，就是學習這套象征系統(tǒng)并借此理解世界、解釋經(jīng)驗、表達自我的過程。當個體熟諳本民族的經(jīng)典、故事、格言時，他便逐步接納了其中蘊含的價值觀念、人生智慧與道德訓誡。這種內化是潛移默化、無所不在的，它發(fā)生在家庭敘事的耳濡目染中，發(fā)生在學校教育的有序引導中，發(fā)生在社會生活的廣泛接觸中。通過內化，文化的意義世界逐漸移植于個體內心，成為其觀看世界的透鏡、判斷是非的尺規(guī)、安身立命的依據(jù)。心志的方向，如是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還是追求“采菊東籬下”的淡泊，便由這內化的意義世界所引導。情操的傾向，如對何種事物產(chǎn)生美感、對何種行為產(chǎn)生道德憤慨，同樣深受此意義世界的塑造。文化象征系統(tǒng)的內化，是個體精神結構得以形成的認知與價值基礎。

其二，實踐參與的具身體驗與情感共鳴相統(tǒng)一。文化不僅是需要認知的符號體系，更是需要參與和實踐的生活形式。養(yǎng)心志、育情操絕非純粹的觀念接受，它必然要求身體力行，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獲得切身的體驗與深刻的情感觸動。投身一次公益志愿服務，個體獲得的不僅是助人的滿足，更是對仁愛理念的切身理解；練習書法、圍棋、傳統(tǒng)樂器，個體錘煉的不僅是技藝，更是專注、沉靜、謀略的心性；漫步于古跡遺址，個體遙想的不僅是過往云煙，更是歷史興衰帶來的震撼與啟迪。這些具身的、情境化的實踐參與，將抽象的文化價值轉化為可感可知的鮮活經(jīng)驗，直接叩擊個體的心靈。正是在這種親身體驗中，文化所倡導的精神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從“知之”到“好之”再到“樂之”，內化為穩(wěn)固的心志定力與自然的情感流露。

其三，敘事認同與典范模仿相統(tǒng)一。人類是敘事的動物，我們經(jīng)常通過故事來理解自我與人生，通過歷史來理解存在與過去的關系。而文化中充滿了各種敘事，從宏大的歷史傳奇、英雄史詩，到微小的家族往事、民間傳說。這些敘事不僅傳遞信息，更塑造認同。個體在聆聽、閱讀、傳播這些敘事的過程中，會不自覺地與其中的角色、群體產(chǎn)生認同，將其命運、選擇與價值觀投射到自身，從而思考“我是誰”“我應如何”的根本問題。對民族英雄敘事的高度認同，能激發(fā)深厚的愛國心志與奉獻情操；對圣賢君子故事的反復咀嚼，能引導個體向往并模仿其人格風范。典范模仿是另一種強大的心理機制。文化所樹立的圣賢、英雄、藝術家等典范人物，以其鮮活的人格魅力與卓越的精神成就，成為個體敬仰與效仿的對象。這種模仿并非簡單的行為復制，更是精神上的向往與靠攏，是“見賢思齊”的內在動力。通過敘事認同與典范模仿，個體將文化的宏大價值與具體的人格形象相結合，找到了心志成長的生動模板與情操培育的情感紐帶。

其四，審美沉浸與反思超越相統(tǒng)一。文化中的藝術與美學部分，通過其形象性、情感性與超越性，對人的心志與情操產(chǎn)生獨特而深刻的塑造力。審美活動要求主體全身心地沉浸與投入，暫時懸置功利考量，與審美對象進行直接的、直觀的交流。在沉浸中，主體的感知被銳化，情感被激活，想象被放飛。觀賞一幅雄渾的山水畫，可能心胸隨之開闊；閱讀一部悲劇作品，可能對命運與人性產(chǎn)生更深切的悲憫與理解。這種審美體驗能直接凈化與提升情感品質，是情操培育的重要路徑。同時，優(yōu)秀的文化作品不僅提供沉浸，也激發(fā)反思。這些作品通過對現(xiàn)實的提煉、變形、夸張或理想化，促使觀者跳出日常思維，對習以為常的生活、價值與存在本身進行再審視與再追問。這種反思可能會帶來困惑、挑戰(zhàn)甚至痛苦，但正是通過這種思辨層面的磨礪，個體的心志才能從盲從與混沌中掙脫，走向獨立與澄明。審美沉浸帶來情感的豐盈與升華，反思超越帶來理智的清醒與深刻，二者辯證交織，共同推動精神向更高境界躍遷。

其五，文化共同體的交互確認與批判性傳承的張力相統(tǒng)一。個體的心志情操并非在真空中形成，而是在與他人的持續(xù)互動中，在文化共同體的反饋與期待中，不斷被確認、調整與強化的。一個人的志向得到師長朋輩的鼓勵與認可，會變得更加堅定；其高尚情操在集體中得到褒揚與效仿，會獲得正向強化。這種社會互動提供了精神成長的外部動力與參照系。同時，文化的傳承并非機械的復制，而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批判性對話的過程。每一代人面對歷史文化遺產(chǎn)，既有繼承，也有基于新的時代境遇的反思、選擇與創(chuàng)新。個體在接觸傳統(tǒng)文化時，也會經(jīng)歷類似的心智過程：他可能被某些內容深深吸引并內化，也可能對另一些內容產(chǎn)生疑問甚至批判。這種批判性對話并非對文化的否定，恰恰是文化保持活力、個體保持精神獨立的關鍵。正是在繼承與批判的張力中，個體不僅接納文化，更可能參與文化的更新，從而使其心志與情操既植根優(yōu)秀傳統(tǒng)，又具有時代性與主體性。

在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當下，深入理解并自覺運用文化養(yǎng)心志、育情操的機理，顯得十分迫切。這也意味著我們要珍視與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其提供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土壤；意味著教育應超越單純的知識技能傳授，更加注重文化浸潤與精神陶冶；意味著社會應營造富含文化養(yǎng)分、鼓勵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整體氛圍。唯有如此，個體才能在快速變遷的世界中安頓心靈、樹立志向、涵養(yǎng)情操，成長為底蘊深厚、品格健全、精神豐盈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者；人類文明也才能在物質的洪流中守護其精神的燈塔，駛向更為開闊、深邃、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