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雅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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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誠、么書儀夫婦與學生在一起。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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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洪子誠，1939年出生，廣東揭陽人，著名文學史家。1961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重要奠基者與開創(chuàng)者之一。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中國當代文學概說》《材料與注釋》《我的閱讀史》《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中國當代新詩史》（合著）等二十余部專著和二十余種編著，作品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俄文、哈薩克文、越南文、阿拉伯文等十余種語言。

前不久，洪子誠先生退休后的第14部著作《是遺憾也是幸運：當代文學十六講 1949—1989》已交付出版社，即將出版。現(xiàn)年86歲的他，經(jīng)常被其學生們戲稱為“大器晚成”。這是因為，他迄今為止出版的二十余部專著和二十余種編著，幾乎都是五十歲之后完成的。盡管自中年起，洪子誠便經(jīng)常謙虛地感嘆自己難以把握急速發(fā)展的文學現(xiàn)狀，卻始終以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學術(shù)實踐回應時代——正如謝冕先生所言“變戲法似的發(fā)表新作”，其著作在方法、視角、對象乃至于文體層面，不斷推陳出新，始終引領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最新潮流。這不由得讓人感嘆與好奇：是什么催生了這種創(chuàng)造力？

在1986年出版的首部個人專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shù)問題》第一章中，洪子誠先生論及作家與生活變革之間的關系時，引用了馮至《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

從一片泛濫無形的水里，

取水人取來橢圓的一瓶，

這點水就得到一個定型；

……

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

但愿這些詩像一面風旗，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

此詩將現(xiàn)實比作水與風，藝術(shù)家的使命是對流動的水予以“定型”、“把住”飄忽不定的風。洪子誠很喜歡這首詩，2015年與其他學者合作編選出版《百年新詩選》時，特將上冊命名為《時間和旗》。這首詩仿佛隱喻著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雙重使命：既要以“橢圓瓶”式的智性框架為流動的現(xiàn)實賦形，又要如“風旗”般捕捉轉(zhuǎn)瞬即逝的時代精神震顫；既要做從歷史洪流中提煉概念框架與發(fā)展線索的“取水人”，又要做直面現(xiàn)實不確定性的“執(zhí)旗者”。洪子誠先生的為學與為人，正是這二者的結(jié)合。

開辟文學研究新領域

1956年，17歲的洪子誠從廣東揭陽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在求學期間，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集體教材編寫工作廣泛開展。北大中文系1955級學生在1958年集體編寫了《中國文學史》，成為當時的轟動性事件。1959年1月，在時任《詩刊》副主編徐遲的建議與組織下，1956級的洪子誠、劉登翰與1955級的謝冕、孫玉石、孫紹振、殷晉培等人一起，從北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現(xiàn)國家圖書館）與中國作協(xié)資料室借出數(shù)百部新詩詩集與相關資料，編寫了具有新詩史性質(zhì)的《中國新詩發(fā)展概況》。這段大學時代偶然的文學史寫作經(jīng)歷，后來被洪子誠反復提及。他既從中受到了關于文學史與學術(shù)研究的啟蒙，也形成了對于特定時代知識生產(chǎn)方式的體認與反思，更結(jié)下了珍貴而持久的學術(shù)友誼。

1961年，洪子誠本科畢業(yè)后留校攻讀研究生，后因研究生名額壓縮，于1962年轉(zhuǎn)任漢語教研室寫作教研組教員。1977年，寫作教研組撤銷后，洪子誠開始深度參與籌建北大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同步推進教學體系與學術(shù)體系的建構(gòu)。他一邊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史》課程，一邊編寫相關教材。彼時，當代文學領域新作品、新思想層出不窮，由此也催生了大眾對于當代文學史的廣泛需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洪子誠寫作或與他人合著了多部具有文學史性質(zhì)的著作，如《當代文學概觀》（1980）、《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97）、《1956：百花時代》（1998）、《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等。這些文學史面向不同層次的讀者，所述對象、時段及撰寫體例各異，其中集大成者，當屬《中國當代文學史》。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類文學史，以集體合作居多。但20世紀90年代的學界，對于文學性質(zhì)與邊界、文學與社會之關系等問題上的觀念急劇變化，難以形成共識。面對這一狀況，洪子誠逐漸萌生獨自撰寫一部文學史的想法。這部以一己之力寫就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最終成為被普遍使用并產(chǎn)生持久影響的經(jīng)典著作。

此書出版后，曾鼓勵洪子誠撰寫文學史的好友錢理群評價道：“當代文學終于有‘史’了”，精準點明該著的歷史品格。諸多業(yè)內(nèi)學者認為，這種歷史品格體現(xiàn)在幾個方面：其一，不再將評價作品作為文學史敘述的唯一重心，而是從文學體制的形成、文學規(guī)范的塑造、作家作品的經(jīng)典化過程等角度，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全面考察“當代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其二，以“一體多元”框架解析當代文學史的動力機制，避免將豐富的現(xiàn)象窄化為簡單的文學史規(guī)律，著力突出并呈現(xiàn)歷史的復雜性與多層性?！吨袊敶膶W史》的價值與意義早已超越一般教材范疇，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文學研究、文學制度研究、當代文學史料學等多個領域均具有引領乃至開創(chuàng)之功。實事求是地說，此書有力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建設，后被列為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此后，洪子誠先生又陸續(xù)完成了《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當代文學的概念》等著作，系統(tǒng)闡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歷史線索，為后學開拓出廣闊的學術(shù)空間。

作為海外影響力最大的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國當代文學史》于2007年被譯為英文出版，后續(xù)又推出日文、俄文、哈薩克文、越南文、阿拉伯文等多個版本，韓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語種的版權(quán)亦相繼簽約。在國外多種學術(shù)指南及相關研究中，《中國當代文學史》頻繁被引用、介紹。書中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概念獨特性的捍衛(wèi)、關于“一體”與“多元”關系的思考、“百科全書”式的豐富歷史容量及傳統(tǒng)史家的精微筆法，皆受到海外研究者的關注，成為一部向世界呈現(xiàn)中國學術(shù)話語的標志性成果。

始終關注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動

從年輕時起，洪子誠便熱衷閱讀世界文學作品。他曾“眼淚汪汪”地閱讀契訶夫的作品，著迷于那種冷靜卻內(nèi)含溫情的敘述風格與溫柔憂郁的文字氣質(zhì)；他也愛讀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既在那些熱烈的政治抒情詩中寄托對新生活的光明愿景，又在“穿褲子的云”等詩句中發(fā)現(xiàn)了浪漫男性的具身形象；他更喜歡茨維塔耶娃，既難忘那些“貫穿著愛，因愛而受懲罰”的詩，也從詩人關于“匠人”和“手藝”的自述中，形成了他對寫作倫理與職業(yè)意識的學術(shù)自覺。

持續(xù)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催生了他對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緊密互動的早期關注。20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成為長期流行的口號。然而，洪子誠卻別具慧眼地提出：中國當代文學從最初的理念構(gòu)想開始，便一直與世界保持緊密聯(lián)系和對話，始終致力于在“世界文學”視野中想象和定義自身，并據(jù)此為世界文學貢獻“中國經(jīng)驗”。

這一結(jié)論的形成，源于洪子誠先生的細密考察與論證。他跳出以文學市場為中心的研究模式，將20世紀50至70年代國內(nèi)外同步開展的各種理論辯論，視為中外文學互動交流的重要途徑，并通過鉤沉與分析相關文學史料，描繪出世界文學思想的多樣化圖景。中國文學界在這些討論中所呈現(xiàn)的豐富思想，既與各個時期世界格局的變化有關，也顯示出在世界視野下構(gòu)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宏偉氣魄。最后，洪子誠提出“相關性”這一研究新范式——面對一些基本文學命題，同一時期不同國家的處理方式究竟有何異同？既不同于以“先進”與“后發(fā)”兩者關系為基礎的“影響研究”范式，也不同于最終落腳到民族文化差異的“平行研究”范式，他的“相關性研究”暗含對世界文學平等對話的設想：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研究者平等交流，共同探討世界文學的未來。

在此基礎上，洪子誠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這意味著“世界文學”被內(nèi)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中國”可能是一個比“世界”更具想象力的概念。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不僅一直處于與世界文學的深度對話之中，更始終在思考如何定義世界。而當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更深刻記錄著中國在重塑世界文學格局、構(gòu)建自身文化主體性過程中的歷史經(jīng)驗。在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的當下，這一發(fā)現(xiàn)更意味著，若要繪制一種更開闊且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圖景，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仍有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亟待有識之士挖掘與激活。

洪子誠先生將這些思考匯集為一部近三十萬字的著作《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大部分內(nèi)容寫于他八旬高齡之際。2024年，該書獲得首屆“雪峰文論獎”著作獎。頒獎詞稱贊其“深厚的歷史感、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對中外文學材料嫻熟的駕馭能力”，更強調(diào)該書所呈現(xiàn)出的敘述之美：“文學史家的深邃目光，謹慎地在浩繁卷帙中穿行，平靜地隱匿在客觀的敘述分析中。豐富的、自相對話的情懷，縫合在細膩、豐盈、飽滿、準確的語言里，時而婉轉(zhuǎn)曲折，間或沉郁頓挫。史家風度如雪峰曙色初開，向明天綻放，文學美的姿影與它的讀者們達成了默契的心靈交匯?！焙樽诱\先生的學術(shù)語言常為人稱道，因其總是在看似不動聲色的客觀筆法中蘊含情感與判斷，又在文學史家的銳利目光中，透出智性的幽默與了悟后的超然。

學術(shù)文體別具一格

洪子誠先生不僅是一位文學史家，更是一位文體家。20世紀60年代，他擔任北大中文系寫作教師期間，曾多次聆聽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的示范性授課。朱先生在講解汪曾祺短篇小說《羊舍一夕》時特別提出，副標題“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中的“和”字，呈現(xiàn)出前后詞語的平等關系，暗示作者從生命共振的角度來理解人與其生活時空、日常物件之間的關系。朱先生對于語法修辭中的隱秘情感與無意識關注，深刻影響了洪子誠。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洪子誠曾參與或近距離關注一些理論文章的寫作，還模仿寫過“樓梯體”詩歌。后來的他并不諱言這段經(jīng)歷，卻逐漸開始反思思想與語言中的“化約與清理”傾向，并警惕敘述中的浪漫夸張成分，由此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學術(shù)文體。

自20世紀90年代起，洪子誠的學術(shù)語言便引發(fā)諸多學者注意。陳平原稱贊《中國當代文學概說》的論述有著“單刀直入”的簡潔深刻，程光煒則稱《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溫和中不放棄觀察的智慧”?！段业拈喿x史》中《“懷疑”的智慧和文體》一文最為動人，后來人們發(fā)現(xiàn)，這用來形容洪先生自己亦很恰當。近年來，他的語言與文體日臻化境，黃子平喻其提問如“高拋發(fā)球大力扣殺”，張清華則在“洪氏話語”見出“靈魂燃燒，靜水流深”的張力。

在筆者看來，這種獨具特色的學術(shù)語言，或與他長期的詩歌愛好及研究相關。洪子誠先生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太過突出，常使人們忽略其在詩歌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他和劉登翰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突破性地將朦朧詩派與“第三代”詩群納入詩歌史的研究視野，并于2000年譯為韓文出版。同時，他也是當代詩歌研究和出版事業(yè)的重要組織者，主編或與他人合編《新詩評論》輯刊、“新詩研究叢書”“漢園新詩批評文叢”，以及《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百年新詩選》等多部大型詩選。洪子誠曾借葉維廉之語闡釋詩歌于己的意義：詩是“晶石般的火焰”。詩歌語言包含著凝聚和展開、無形與具象，既有著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的魔力，也“幫助你抵抗陳詞濫調(diào)，清理心中情感、語詞的霉變的沉積物”。于他而言，詩歌的美妙與豐富，不僅能糾正語言的僵化和思維的簡化，更能完善人格、提升精神。詩歌語言滲入洪子誠的敘述文體，使其論著擺脫了學術(shù)文章常見的八股氣，實現(xiàn)了史識與詩性的一體交融。

洪子誠先生的學術(shù)文體以兩種形式彰顯特色：其一是對于注釋的極致使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注釋包含著密密麻麻的歷史細節(jié)，與正文敘述形成參差對照。日本學者坂井洋史將該書的注釋視為一種“敘述策略”，通過打破常規(guī)文學史線性敘事與等級觀念，進而實現(xiàn)“現(xiàn)在與過去的對話”。洪子誠還常為自己舊作添加注釋：比如《問題與方法》一書每次再版時，他都會增補若干旁注，結(jié)合當代文學最新研究與創(chuàng)作動態(tài)，回應昔日判斷與觀點。2016年出版的《材料與注釋》更讓人驚嘆，該書秉持“盡可能讓材料說話”的原則，以原始材料結(jié)合“證據(jù)鏈式的注釋”（張清華語）的方式，并置不同歷史人物在不同背景下對于同一事件的評論，既在歷史多聲部對話中呈現(xiàn)當代文學史重大事件的復雜面貌，也在歷史人物的隔空對話中探問當代文學批評家的道德與良知。這些注釋既是學術(shù)規(guī)范的踐行，亦是中國傳統(tǒng)評點文體的轉(zhuǎn)化；既蘊含著史家眼光，更躍動著鮮活的時代氣息。

其二，他與晚輩的書信、對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學術(shù)文體。無論是與李楊關于當代文學史寫作的通信，還是與劉復生、李云雷、魯太光等學生關于“一體化”問題的通信，抑或是與晚輩探討90年代戲劇的通信，洪子誠先生始終以開放姿態(tài)接納質(zhì)疑，在觀點碰撞中不斷推進思考。這種平等對話與交流本身就印證了先生包容的學術(shù)胸襟。洪子誠更打破學術(shù)訪談慣例，于2011年主動撰寫八千字提綱，“訪談”比自己年輕近三十歲的后學吳曉東。最終形成的《關于文學性與文學批評的對話》一文，不僅見證了跨代學人的學術(shù)碰撞，更成為一份討論20世紀末文學狀況變遷的經(jīng)典文獻。

注釋與書信，皆指向開放、互動的學術(shù)倫理。作為當代文學史親歷者，洪子誠先生始終致力于構(gòu)建多聲部交響的話語體系與空間。2001年，他在《問題與方法》“初版自序”中寫道：“我們從學生那里得到的，其實比給予他們的多。”這句肺腑之言，是他對主動幫助整理此書的學生賀桂梅的致謝，恰與韓愈筆下的古之“師道”遙相呼應：“圣人無常師”“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

自省求真，行穩(wěn)致遠

凡是與洪子誠先生打過交道的人，無不感嘆其謙遜品格。他常說，自己的謙虛只是由于膽小和猶豫。然而，如果與洪先生的心靈走得更近一步，你會發(fā)現(xiàn)，這種謙虛實為內(nèi)在篤定的外化，進而被他身上那種既充分開放又內(nèi)在穩(wěn)定、既隨物賦形又持中守正的氣質(zhì)深深吸引。

20世紀60年代，在看完電影《舞臺姐妹》后，洪子誠便將其中臺詞“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視為人生格言，認為這句話既是做人的底線，也是很高的要求。20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研究熱鬧非凡，他卻選擇進入“寂寞”的文學史領域深耕，沉潛于舊書故紙，做著被他稱為“鼻孔塞滿灰塵”的學問。此后，他總是借楊絳先生的話解釋自己為何而為：人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如果要做蘿卜白菜，就力求做水多肉脆的好蘿卜、瓷瓷實實的包心好白菜。先生自比“蘿卜白菜”當然是謙辭，而執(zhí)著于“好”的標準，則顯露出他對學術(shù)志業(yè)的堅定信念與虔誠追求。

面對贊美之辭，洪子誠先生總是有種幾乎本能的退讓，甚至常以第三人稱“自嘲”——“這個叫做洪子誠的人”。比如2010年《洪子誠學術(shù)作品集》研討會上，他在致謝時表示：“洪子誠做得窄、膽子太小、學術(shù)性格軟弱、總是與研究對象保持有點‘冷漠’的距離”；又如2021年，在接受關于《洪子誠學術(shù)作品精選》（賀桂梅編選）訪談時，他表示：“編者很了解她評述的對象，他的長處，還有他的短處和缺陷，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但她只說了長處（有時還說得有點過分），短處和缺陷沒有說。”

比起夸贊，洪子誠先生更愿意傾聽批評意見。202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精裝版，我遵囑為該書摘選國內(nèi)外學者評論作為附錄。起初，出于對這部著作的敬意與思維慣性，我摘選的均為肯定性評論，但先生得知后多次強調(diào)：“不要給這本書涂抹油彩，而是要通過摘錄一些有見解、能切中問題要害的評論，引起思考，以便在檢討反思中‘再出發(fā)’?！蔽以緵]有收錄的幾篇批評文章，也在他的強烈要求與堅持下補入評論目錄。

與洪子誠相處時，你會很少意識到這是一位“老先生”。這不僅因為他頭腦清晰、思維活躍、樂于接受新鮮事物，也不僅因為他從不居高臨下對年輕人說教，更因他常懷赤子之心：“我尚有很多不足，還要向那些更了不起的先生們看齊。”近年來，他為自己的前輩和同伴做了不少工作：為謝冕編選詩集《愛簡》，并表示這本詩集是為了彰顯謝先生身旁“另一個人”的光彩；撰文致敬北大中文系樂黛云、嚴家炎、孫玉石、錢理群等學者，表示要“紀念著他們的步履”，永遠向他們學習。

人們常說，洪子誠先生對學術(shù)研究中的概念話語充滿反思。而他更將這種反思性轉(zhuǎn)化為向內(nèi)的自我審視。最近，有期刊邀他撰文，他卻首先定下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存在的問題”這一主題，開篇便歷數(shù)該書存在的種種不足。如此誠懇且持久的自我反思，列于“名家學術(shù)經(jīng)典”專欄之下，著實令人感佩。所幸，他后來又補上一個正標題：“不斷反思是否會讓人更加脆弱？”這個取自學生來信中的問句，恰顯其溫和、包容、反思背后的穩(wěn)定支點——既讓文學史家撥開歷史的層層迷霧，更指向做人做事的基本態(tài)度。他在為妻子么書儀的家族回憶錄《尋常百姓家》所作序言中寫道：“她更相信，諸如責任、誠實、自尊、努力等等的‘人生的道理’，是永恒不變的。”這何嘗不是兩位老人立身之道的真實寫照！

家人之外，最懂洪子誠先生的，當屬共同開創(chuàng)當代文學學科的摯友謝冕。謝冕常常高度贊美洪子誠，反復講述洪先生的重要學術(shù)貢獻，最感人的，還是2024年他在“洪子誠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研討會”上的發(fā)言。謝冕先生說，當代文學研究者需要面對風起云涌、日新月異的當代現(xiàn)場，身居其間者往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然而，洪子誠先生“履險如夷，終成大業(yè)”。

在這次發(fā)言中，謝冕先生還將路翎的詩作《盼望》送給洪子誠先生。路翎在詩中盼望著“正直的事業(yè)取勝”，盼望著與新朋舊友共同開辟前路，更盼望著“永遠的青春”。也讓我們祝福洪子誠先生健康長壽，擁有“永遠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