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漢至唐朝出土文獻漢語用字研究”子課題負責人、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

秦漢時期是漢語漢字發(fā)展演變的重要歷史階段，漢語詞匯由單義向多義、由單音節(jié)向雙音節(jié)迅速發(fā)展，漢字通過隸變加快了從古文字向今文字階段邁進的步伐。學術界在秦漢疑難字考釋、字體源流考證和構形分析方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存在脫離語言、就文字研究文字的弊病，對字形與音義間的關系、文字的使用語境關注不夠，忽略了不少有價值的現象。正如李榮先生在《文字問題》中指出：“可見研究文字，必須結合語言，從字形入手而又不拘泥于字形?！鼻貪h文字的研究亦然，在分析說解字形時要有語言學的意識，要多從“詞”和使用語境的角度考慮問題，重視組合關系、聚合關系和類推機制對漢字構造與使用的影響。

組合關系：字際字內沾染同化

    語言學意義上的組合關系指一個語言單位與另一語言單位同時排列在言語鏈條上，構成語言要素在現場的組合。秦漢時期，作為記錄語言單位的文字符號，受不同詞語組合關系的影響，彼此相鄰的文字構形相互沾染，出現構形同化現象，從而產生新字形。比如“魚躍”常組合成詞，見《詩經·大雅·旱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禮記·喪大記》“魚躍拂池”。“躍（躍）”字受詞語組合的潛在影響，在馬王堆帛書中見從魚作“”。又如“頓首”的“頓”，在居延新簡EPT65：98A從“首”作“”；“踐祚”的“祚”受“踐”字影響，東漢《祝睦后碑》從足作“”；“社稷”的“稷”受“社”字影響，東漢《樊敏碑》從“示”作“禝”；“崔隗”的“隗”受“崔”字影響，東漢《陠閣頌》從山作“”等。有的組合語境可能是寬泛的詞語搭配關系，比如表示箭羽的{羽}在秦簡牘中出現異體作“”，見北大秦簡《算書甲種》17正—18正“具為甲兵筋革，折筋、靡（磨）矢、（栝）（羽），非數無以成之”，“”是受上下文組合同化出現的新字。又如量詞｛塊（塊）｝在肩水金關漢簡中多稱量“肉脯”，用字“塊”隨語境改換義符作“”，如肩水金關漢簡T23：769A“王子文治劍二百五十，脯一（塊），值卌□，錢六十”，T30：053“酒五斗，脯一（塊）”。秦漢時期受詞語組合關系影響而發(fā)生的用字同化現象尤其突出，這與該時期詞匯雙音化的迅速發(fā)展密切相關，復合詞的結構使其用字也彼此影響，以致出現趨同變化。換言之，詞語組合關系是推動秦漢時期許多異體字產生的根本動因。

   從漢字本身來說，單個字符都是由構件組合而成的，字內的不同構件也可能相互影響出現同化現象。如兩漢時期“需”字上部構件“雨”受“而”同化，從“需”之字多從“”，見居延新簡ESC：11A“繻”作“”，東漢《唐扶頌》“蠕”作“”，《衡方碑》“濡”作“”等。組合整字的構件為體現與音義之間的緊密聯系，有的也出現過變形義化和變形音化的現象。例如，“遷”字變形義化作“”，見東漢《池陽令張君殘碑》“帝簡其庸，（遷）池□□（陽令）”，將“遷”字下部改寫作“升”，無疑是為了更好體現詞語的“升遷”義?！皸R”字在東漢《李翊夫人碑》作“”，將字形上部改寫成能夠示音的“七”。漢代“馘”字異體“”的出現，是由于原有聲符“或”不能準確表音，于是將義符“首”變形作聲符“國”，如《趙寬碑》作“（馘）滅狂狡”。又如“琴”字《說文》小篆作“”，是個象形字，但東漢《孔彪碑》已變形音化作“”，整字下部變作“今”示音，這種寫法沿用至今。通過變換或改造構件的形體，使文字的原有結構朝形聲化演變，變異字形可以實現字與詞在義和音兩方面的緊密聯系，進一步促成漢字系統的成熟。

聚合關系：類屬成員滲透影響

   聚合關系指具有某個共同特征的語言單位之間的相互關系。整體來看，秦漢文字的構形同時受語義聚合和用字聚合關系的影響。語義聚合關系包括意義相同、相近、相類或相反等不同情況，相同語義聚合內一個詞語的用字演變規(guī)律可能擴散到與之相關的其他詞語身上，漢字系統從義符選取、字形構造、系統調整等不同層面協同推動，強化語義聚合內的詞語在用字方面的關聯，密切不同用字與語義類別之間的關系。例如，{崇}和{高}具有同義關系，《說文·山部》：“崇，嵬高也。從山宗聲?！薄稜栄拧め屧b》：“崇，高也。”西漢時期“崇”出現從“高”、“宗”省聲的異體“”，見馬王堆《春秋事語》64“是（墮）黨而（崇）壽（讎）也”；或從“高”省形、“宗”聲作“”，見馬王堆《系辭》10下“圣人之所（崇）德而廣業(yè)也”等。{崇}和{高}的同義聚合關系，無形中推動異體用字的產生。又如{}和{竢}都有等待義，它們的詞義相近、用字互相浸染，于是漢隸將二者糅合作“”，如東漢《高彪碑》“人鬼之謀，期朝暮”，《隸釋》洪適按語“（）即俟字”，“”和“俟”都為“竢”字異體。又如“胎”字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作“孡”，這也是基于近義關系發(fā)生的義符改換。后世字書收錄該字，《集韻·咍韻》：“胎，或作孡?！痹偃鐊虧（虧）}與{虛}的詞義相近，于是“虧”字變形義化作“”，構件“雐”變異作“虛”，見東漢《三老諱字忌日記》“日月 （虧）代，猶元風力射”。后世碑志較為常見，如北魏《元譚妻司馬氏墓志》“動貌無，發(fā)言斯正”。

    此外，記錄相同詞語的不同用字也可以實現類聚，秦漢文字常見將同一詞語的不同用字形式糅合成一個新字的情況。有的是將詞語的異體用字糅合成新字，比如漢隸出現的“傡”字就糅合了“倂”和“竝”兩字的寫法，如居延新簡EPT8：15“何所來，（傡）索南所”。有的則是將本字和借字糅合，如漢隸“”字是表示容貌義的本字“頌”和借字“容”的糅合，見東漢《鮮于璜碑陽》“秩秩其威，娥娥厥（頌—容）”。又如秦文字存在以“仁”表示{信}的用字習慣，秦文字的“”也就可以看成糅合本字“信”和借字“仁”的結果，見《珍秦齋藏印·秦印篇》379作“”。

這種現象與先秦兩漢類聚思想發(fā)展成熟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稜栄拧泛汀墩f文解字》的編纂體例都充分體現了當時的類聚思想?！稜栄拧繁槭障惹爻ＵZ，按照意義類屬分別編排匯釋，其中同訓、互訓、反訓、轉訓的體例都是對意義的聚合?！墩f文解字》更是以540部將9353個小篆分別系聯類聚。秦漢時期，人們對語言文字客觀存在的聚合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深入，影響及于對漢字的使用，或是無意中沾染影響，或是有意變換形體凸顯聚合關系的共同特征，從而推動新字的產生。

類推機制：系統優(yōu)化的必然選擇

漢字構形經歷了一個從個體發(fā)展向群組發(fā)展的演變過程，個體發(fā)展階段更多關注字形與記錄對象之間的關系，詞語用字歧異、個性化特征明顯。群組發(fā)展階段在兼顧字形與音義關系的同時，更多通過強化字際之間的聯系，將不同字符以類相屬，使系統中的字形結構更加有序化，最終達到結構系統化的目標。秦漢時期的文字雖然將書寫便捷化作為主要追求，但是系統優(yōu)化的工作一直在持續(xù)進行。

   類推機制在此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增加或改換構件體現字形的類屬，建立個體字符與系統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通過替換或調整改造，淘汰歸并漢字系統中帶有個性化特征的形體，不斷維護和加強構形的系統性。比如殷墟甲骨文身體部位詞多用指事字記錄，以曲筆在身體對應的部位進行勾勒指示，或采取直接描摹象形的方式記錄。但隨著漢字“線條化”“符號化”“規(guī)整化”的發(fā)展，這些指事字或象形字難以準確指示不同部位，到了秦漢時期特異字形多數被淘汰，換用義音合體字，且以義符“肉”進行系統聯屬。如{肘}表示上下臂相接處可以彎曲的部位，甲骨文寫作“”，以曲筆在手形上勾勒肘部所在，楚文字作“”，將指示性曲筆改成豎筆并增加點畫裝飾。這種個性化的寫法很快被形近構件“寸”歸并，秦漢文字增加分類標志“肉”旁作“肘”，實現了與系統的關聯。秦漢時期，在從“肉”的義音合體結構的強勢影響下，類推產生了大量異體用字，有的到后來直接替換了舊有用字。如表示膝蓋義的{膝}在戰(zhàn)國秦文字中寫作“厀”，東漢時期改換義符作“膝”，如武威漢簡《士相見》12作“”，東漢《鄭固碑》作“”，例中“膝”字聲符“桼”又與“來”訛混。類似地，腦（匘）、脣（唇）、胭（咽）、腂（踝）、（體）等，也都是秦漢時期受此規(guī)律影響出現的異體字。

    為了滿足書寫便捷的需要，秦漢文字一些構件的隸變寫法，被文人階層優(yōu)選出來，迅速類推到與之相關的諸字中，這就避免了文字書寫各自為政、雜亂無章的局面，從書寫角度維護了漢字構形的系統性。構件書寫形式的廣泛類推，客觀上推動產生了一批異體新字。比如睡虎地秦簡“赤”多作“”，即從大從火作“”，保留了較多篆意，漢隸則多作“赤”，如武威醫(yī)簡87“”?！?img src="/NMediaFile/2024/1127/MAIN1732711733917CCQDSRQFKM.jpg" width="20" height="18" alt="" />”參構的其他字也多從“赤”，見“赧”字在阜陽漢簡《倉頡篇》34作“”，“赭”在《堯廟碑》作“”，“赫”字在《尹宙碑》作“”等。由此可見，類推機制確保漢隸的構形系統與小篆的構形系統能夠傳承有序，字詞對應明確，讓隸變沒有從整體上打亂原有的漢字構形系統。

   不過，秦漢時期不合理的類推也產生了一批訛誤字，成為異體俗字滋生的重要途徑。比如隸變過程中“火”旁常作“灬”，但也出現將形體近“火”的構件都推理作“灬”的現象，如“魚”字在睡虎地秦簡尚作“”，東漢《曹全碑》則作“”，底下的“火”形魚尾已類推作“灬”。又如漢隸“覀”和“雨”時常訛混，所以見“覆”字作“”（《趙寬碑》），“覈”作“”（馬王堆《相馬經》10）等，用字者習慣使然，又將含“雨”的構件反向類推作“覀”，如東漢《魯峻碑》“霸”字作“”等，這種寫法在后世流傳較廣，西晉《石尠墓志》也作“”?？梢?，隸變過程中的書寫變異使得不同字形發(fā)生訛混，破壞了有些字形的構形理據，使文字不能按照最初的造字結構進行合理解釋。

秦漢時期是漢字發(fā)展史上承上啟下的階段，古文字日益式微，新的字形不斷涌現并呈現勃勃生機。它們獨特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方式，映射出古人對語言的理解，也體現了他們認識客觀世界、表達情感意愿的途徑和方法。組合關系、聚合關系以及類推機制，是我們觀察漢語影響漢字使用的三個維度，把握這三個維度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解讀秦漢先民獨特而嚴謹的思維方式以及漢字蘊藏的基因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