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師范大學葉拉太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敦煌藏學學術史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4BZS05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扎西才讓、扎西當知、多杰仁青。

一  研究的目的及意義

敦煌藏學有著悠久而輝煌的學術史，保留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及學術著作遺產(chǎn)。在敦煌學研究領域中，敦煌藏學文獻資料及學術論著無論在數(shù)量上和質量上，都排在其他敦煌民族學（民族史學）之前，僅次于敦煌漢語系學術研究。據(jù)研究，至少在唐末起，藏漢兩族文人就能夠用學術的眼光開始撰寫藏學著作，后來經(jīng)歷代學者的努力，敦煌藏學得到充實與發(fā)展，尤其到20世紀初，敦煌藏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發(fā)展起來，相關學術成果相繼問世，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敦煌藏學學術體系，敦煌藏學也由此生成。

相對于敦煌漢語系學術研究而言，敦煌藏學學術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更談不上對其進行學術史基礎性綜合研究。因此，敦煌藏學學術史的研究對敦煌學學術史的整體研究、藏族學術史研究、藏族思想史研究以及中國傳統(tǒng)學術研究來說，就顯得極為重要，也是首先必須要做的工作。

目前對敦煌藏學學術史做研究的成果很少，國內外有極少數(shù)藏學家和敦煌學家涉及敦煌藏學學術史的相關研究領域，至于敦煌藏學學術史的直接研究成果，幾乎為零。但相對來說，與敦煌藏學學術史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敦煌古藏文文獻的整理出版有較多成績。國外的敦煌藏學研究始于20世紀初，至今方興未艾，國內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政府對敦煌藏文文獻的發(fā)掘與整理出版亦予以充分尊重和重視，組織對敦煌藏文文獻遺產(chǎn)進行搶救、整理、保護和研究。從那時起，相關科研出版單位及高等院校深入敦煌等地及國內各大寺院、國內外藏文文獻收藏機構進行對敦煌藏文文獻的調查、搶救、搜集和研究工作。通過相關人員的努力，出版了大量敦煌藏文文獻方面的資料集和相關學術著作，發(fā)表了數(shù)量可觀的敦煌藏學學術論文。這些已經(jīng)被發(fā)掘出的、又各具特色的藏文文獻及學術著作，反映了敦煌藏學學術的盛行以及其中隱含的學術價值，這對于揭示敦煌藏學學術源流有重要的意義。可以這么說，這些大型文獻資料集成和相關學術成果的問世是研究敦煌藏學學術史的直接基礎。同時也應看到，對這一特殊學科（敦煌藏學）的相關研究也顯得失衡，大量的藏文文獻僅僅是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主要從吐蕃史的角度和佛教文獻的角度進行學術研究，而對于學術史的研究和學術源流的梳理性研究，還沒有正式開展。

國內外學者長期開展了敦煌藏學研究，這對展開敦煌藏學學術史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不過從學術史理論方法的角度去審視敦煌藏學研究，尤其是以“學術史”這類專題對敦煌藏學進行全面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從而對敦煌藏學學術史做系統(tǒng)分析、探索和總結的幾乎為空白。鑒于此，本研究以“敦煌藏學學術”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其學術史進行全面梳理和評述，從而補充和完善敦煌學學術史研究，豐富敦煌學研究領域，促進敦煌學在新形勢下的繁榮發(fā)展。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以“敦煌藏學學術史”為主要研究內容，通過對歷史上形成的敦煌藏學學術體系進行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歷史的線性發(fā)展為主要脈絡，體現(xiàn)敦煌藏學學術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與全面性。敦煌藏學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tǒng)學科，保留了較豐厚的傳統(tǒng)學術成果遺產(chǎn)，尤其從近代以來，經(jīng)過百年的發(fā)展，“敦煌藏學”這一學科傳統(tǒng)成為敦煌學、藏學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領域，獨具特色，形成新的體系和范疇。歷史上有關敦煌藏學方面的學術成果汗牛充棟，不計其數(shù)。由此，課題組對這些學術遺產(chǎn)進行了理論梳理、歸納總結和分析源流，找出其內部的發(fā)展規(guī)律，并對重要學術創(chuàng)新和學術思想進行專門評述，總結經(jīng)驗。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努力體現(xiàn)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統(tǒng)一和結合，突出學術史特色，用現(xiàn)代學術史研究理論和方法對敦煌藏學學術史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歸納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敦煌藏學學術史研究方法，同時對敦煌藏學學術成果的保護與運用等若干問題也進行了思考和回答。

該成果共分為七個內容進行敘述，具體如下。

緒論部分主要對與本項目內容直接相關的部分關鍵概念及學術問題進行梳理交代。首先，對敦煌這一特殊地理概念及文化重鎮(zhèn)進行全面介紹和分析，尤其從吐蕃統(tǒng)治敦煌的歷史事實對這一區(qū)域歷史進程做重點考述。敦煌作為古代中西交通道上的重要樞紐，很早時期已經(jīng)被各政權所爭奪。8世紀50~90年代，吐蕃趁唐朝“安史之亂”，進占河隴二十余州，其中包括沙洲敦煌一帶。吐蕃占領敦煌后，敦煌逐漸成為吐蕃第二大佛教文化重鎮(zhèn)，大量佛經(jīng)在敦煌地區(qū)被翻譯成藏文，并出現(xiàn)大量官方文書和檔案文獻，古藏文文獻由此形成。其次，對敦煌藏經(jīng)洞關閉年代及原因進行分析考究。這一問題雖然有多數(shù)史學名家的考論和分析，作為古藏文文獻的主要收藏地，敦煌藏經(jīng)洞的關閉年代及原因當然也成為敦煌藏學的主要學術問題之一，需要重新認識和研究。據(jù)甘肅一帶新發(fā)現(xiàn)古藏文文獻的實際情況，敦煌及其河西隴佑一帶出土的古藏文文獻出現(xiàn)年代不一，抄經(jīng)年代有所區(qū)別，這就導致了古藏文文獻具體斷代時間的不確定性。根據(jù)綜合分析，當今所說“古藏文文獻”應包括敦煌藏經(jīng)洞關閉之后一段時間的藏文文書和石碑材料，應以藏族大譯師仁欽桑布的藏文第三次厘定作為界限。這樣，我們需從辯證的角度審視敦煌藏經(jīng)洞關閉年代及原因和古藏文文獻斷代時間之關系。最后，探討與敦煌藏文文獻相關的吐蕃史學思想。吐蕃史學，只能從敦煌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歷史文獻著手，要從古藏文史學資料進行梳理和挖掘。對敦煌出土古藏文史料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吐蕃時期藏族史學基本是一種人文思想為主的人本主義史學觀，并受到大唐等周邊地區(qū)和民族的歷史敘述方法之影響，有明確史學交流的證據(jù)，同時，有自身獨具的史學評判標準和歷史書寫風格。

第一章，敦煌藏學學術源流。該成果主要對三個問題進行論述。第一是回答何謂“敦煌藏學”的問題�！岸鼗筒貙W”作為專門的學術術語，有其特殊的所指含義和理論范疇，有它形成體系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理論方法。敦煌藏學是指以敦煌地區(qū)發(fā)現(xiàn)古藏文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兼顧西域、青藏高原本土出土的其他古藏文文獻及吐蕃史的相關理論研究，以藏學的視角，開展敦煌＋藏學的學術研究傳統(tǒng)。第二是與敦煌藏學有淵源關系的古代藏族史家之學術傳統(tǒng)。自吐蕃時期以來，藏族史家中有關注吐蕃歷史及文化的學術人物，有部分學者專門針對吐蕃時期遺留下來的古藏文材料進行專題研究。這些對敦煌藏學研究尤其對敦煌古藏文文獻的研究來講，是有傳承的學術研究體系，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研究價值。第三是現(xiàn)代學術意義上的敦煌藏學學術之正式形成。敦煌藏文文獻在20世紀初被發(fā)現(xiàn)后，大量文獻分散收藏在國內外多家圖書館和研究機構，并開始了最初的整理性研究。對敦煌藏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起初是在國外進行的。英國、法國及日本的藏學家對法國國家圖書館和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等地古藏文文獻進行分類、編目、翻譯和解題等整理工作。在此時期，藏族學者更敦群培在印度參與了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與西方學者合作進行了初步研究，最終寫出《白史》等影響海內外藏學界的不朽之作。由此判斷，更敦群培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獻是與西方學者同時進行的，并且從研究深度和整理角度講，更敦群培應該是敦煌藏學之先驅，雖然在他之前有西方學者開始接觸敦煌藏文文獻，但具有學術意義的文獻研究是從更敦群培那個年代才開始的。

第二章，敦煌古藏文文獻的形成及其研究現(xiàn)狀。該成果從五個部分對敦煌古藏文文獻的形成及研究現(xiàn)狀進行系統(tǒng)論述。第一，何謂“古藏文文獻”？一般而言，古藏文文獻是指敦煌一帶發(fā)現(xiàn)的公元12世紀之前的藏文文獻、西域麻扎塔克和米蘭出土藏文文獻、青藏高原本土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寫卷、吐蕃時期各種碑刻材料及周邊地區(qū)的古藏文材料，藏文“yig  rnying”一詞，即指此類藏文文獻。第二，敦煌古藏文文獻的基本情況。按照版本學的角度對古藏文文獻進行分類，目前古藏文文獻有16大類，有宗教、歷史、政治、經(jīng)濟、軍事、民俗等為內容的文獻材料，分類之細、內容之多可直接與敦煌漢文文獻媲美。第三，敦煌藏文文獻的形成過程及抄寫情況。敦煌等地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是經(jīng)過吐蕃時期的創(chuàng)作和大量抄寫而成，時間跨度經(jīng)歷了幾個世紀，形成時間較為漫長且復雜，經(jīng)過了兩次大的藏文厘定過程。同時，敦煌等地藏文佛經(jīng)文獻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抄經(jīng)制度，有專員進行監(jiān)督和審查，參與民族有吐蕃人、唐人、回鶻人、突厥人等諸多民族，隊伍龐大，制度嚴密。第四，藏文文獻的種類及具體收藏狀況。根據(jù)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古藏文文獻有木簡文獻（464件）、石刻文獻（26件）、鐘銘文獻（4件）和寫本文獻（國內大陸收藏13079件，臺灣5件，國外8413件）四種，分別收藏在國內外大型圖書館和重要科研機構，其中法國、英國及國內甘肅省最為豐富。第五，敦煌古藏文寫卷的研究現(xiàn)狀。敦煌藏學學術傳統(tǒng)自形成開始亦迅速發(fā)展，經(jīng)過百年來的不斷發(fā)展，現(xiàn)已形成體系化的學科體系，研究成果豐碩，研究方法多樣，多語種研究模式也逐漸形成。

第三章，敦煌藏學學術傳統(tǒng)和當前發(fā)展趨勢。該成果分三節(jié)進行重點探討。第一，敦煌藏學學術之研究傳統(tǒng)的形成。敦煌藏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學科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文獻學方法為基礎，歷史學研究為核心，宗教學研究為主要發(fā)展趨勢。這既是敦煌藏學學術的研究傳統(tǒng)，也是敦煌藏學學術的基本發(fā)展脈絡。第二，敦煌藏學學術之特點。對整個敦煌藏學學術體系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敦煌藏學具有相對獨立的學科特點。從敦煌藏學的學科基本屬性來講，敦煌藏學具有文獻整理為基礎的特點、史學研究為中心的特點、多元學科為方法的特點等內在學科特點，而這些學科特點正好證明敦煌藏學是一門獨具特色的具有民族學屬性的中國史研究內容。第三，敦煌藏學學術的體系化發(fā)展及存在問題。自更敦群培大師對敦煌藏文文獻進行科學研究以來，敦煌藏學領域不斷出現(xiàn)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由藏文、中文和外文撰寫，從而形成敦煌藏學的三大研究體系，即藏語系統(tǒng)敦煌藏學研究、漢語系統(tǒng)敦煌藏學研究和外語系統(tǒng)敦煌藏學研究，各具特色、相輔相成。由于出現(xiàn)三大研究體系，敦煌藏學研究向學科綜合性方向發(fā)展，成為一種學科群，多語種方法綜合運用，這實際上是有利于學科的健康發(fā)展的。不過，作為一門顯學的敦煌藏學同時也存在一些技術性和理論層面的問題，如缺乏不同語系研究體系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多學科方法的有限運用及標志性成果不多等，而這些問題制約了敦煌藏學在新時代的漸進式發(fā)展，有待及時糾正和彌補。

第四章，敦煌藏學研究的學術發(fā)展史。該成果用四個部分評述敦煌藏學學術發(fā)展史。第一，更敦群培與他的敦煌藏學研究。更敦群培作為敦煌藏學研究尤其是作為藏語系統(tǒng)敦煌藏學研究的先驅，他的相關研究對敦煌藏學具有重要意義。更敦群培在印度期間，曾有機會接觸發(fā)現(xiàn)于敦煌的藏文文獻，并成為目睹這一珍貴歷史文獻的藏族第一人。因更敦群培長期關注吐蕃史及藏族古代歷史文化，他即用這些材料進行學術研究，并嘗試釋讀《吐蕃編年史》等一手資料，用現(xiàn)代藏語解讀古藏文歷史文獻，最終寫成《白史》等史學名著，開啟敦煌藏學研究之門。第二，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敦煌藏學研究。這一時期的敦煌藏學基本是一種整理性的研究，即對敦煌等地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文獻進行系統(tǒng)整理和譯介，各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編目及解題釋讀方面。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敦煌藏學可以說是國外敦煌藏學，參與者基本均為國外藏學家和敦煌學家，如伯希和、巴考、斯坦因、圖齊、戴密薇、拉露、石泰安、麥克唐納夫人、今枝由郎、布倫多等。因處于前期階段，此時期國外敦煌藏學的研究是以文獻整理和翻譯為基礎，吐蕃史研究為切入點。第三，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的敦煌藏學研究。此階段的敦煌藏學可分為國外敦煌藏學研究和國內敦煌藏學研究，國內敦煌藏學初次步入正途。以國外敦煌藏學為例，山口瑞鳳、今枝由郎、烏瑞、石泰安、武內紹人、白桂思等名家撰寫大量學術論著，對敦煌藏學奠定了厚重的基礎，影響至今的部分敦煌藏學研究巨著也形成于此時。在國內，以王堯和陳踐先生為主，掀起了一股敦煌藏學熱。這一學術熱潮實則形成于東噶活佛，東噶活佛在中央民族大學開設古藏文課程，并指導王堯等人從事敦煌藏學研究，取得矚目成績。除王堯和陳踐外，此時的主要學者還有陳慶英、端智嘉、高瑞、恰白先生、恰噶·旦正等，有了他們的相關研究，國內敦煌藏學研究逐漸形成氣候，各大民族院校藏語文專業(yè)也相繼開設敦煌古藏文課程，培養(yǎng)了一批學生。第四，21世紀以來的敦煌藏學�？◢彙ぴ�西才讓于2003年主編出版《古藏文文獻研究論文集》，對之前20年來的藏語系統(tǒng)敦煌藏學研究做了一個系統(tǒng)的總結，對20世紀藏語系統(tǒng)敦煌藏學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此后，敦煌藏學就進入了21世紀研究階段，敦煌藏學也迎來了新的春天，可以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形容這一時期的國內敦煌藏學研究。該成果主要對扎西才讓、楊銘、林冠群等著名敦煌藏學專家的相關研究進行系統(tǒng)介紹，肯定他們對敦煌藏學的學術貢獻。另外，此階段問世的新成果較多，創(chuàng)新內容也較為豐富，尤其是年青一代學人的大量參與，使得國內敦煌藏學研究出現(xiàn)欣欣向榮的局面，注入新的活力，從而開創(chuàng)了敦煌藏學新時代的到來。

第五章，敦煌藏學學術體系。該成果從兩個部分對敦煌藏學學術體系進行理論分析。首先，對敦煌藏學學術體系之內容架構進行系統(tǒng)梳理。按照敦煌藏學之主體架構，敦煌藏學有敦煌藏學歷史學、敦煌藏學考古學、敦煌藏學民族學、敦煌藏學宗教學、敦煌藏學藝術學、敦煌藏學民俗學、敦煌藏學語言學、敦煌藏學文學、敦煌藏學文獻學、敦煌藏學科學技術、敦煌藏學文物保護科學、敦煌藏學學科理論等十二大門類。其次，對敦煌藏學研究的幾大主要學科領域進行介紹評述。這一節(jié)主要對敦煌藏學的文獻學研究、歷史學研究、考古學研究、民族學研究、宗教學研究、藝術學研究、語言學研究、文學研究等領域所取得的重要學術成果進行分類敘述和評價，從中可知哪些學者的哪些成果在哪些領域獨樹一幟，成為標志性成果。從整個敦煌藏學學科體系的發(fā)展來看，敦煌藏學的某些學科領域比較薄弱，無法出現(xiàn)標桿型成果，其研究規(guī)模、質量均不如人意，有待建設培養(yǎng)。

第六章，敦煌藏學與敦煌學之關系。成果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敦煌學與敦煌藏學。所謂敦煌學，主要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史地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涉及敦煌學理論、敦煌學史、敦煌史事、敦煌語言文字、敦煌俗文學、敦煌蒙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與中西交通、敦煌壁畫與樂舞、敦煌天文歷法等諸多方面。是研究、發(fā)掘、整理和保護敦煌地區(qū)文物、文獻的綜合性學科。敦煌藏學，亦指以敦煌、西域及青藏高原本土發(fā)掘的古藏文文獻為中心，對吐蕃及其前后時期藏族及周邊民族歷史文化進行綜合研究，采用多學科方法進行吐蕃史地及古藏文寫本全方位研究的學科。第二，敦煌學與敦煌藏學之關系。敦煌藏學作為專門研究敦煌學學科中的藏學部分，它在學科上應屬于敦煌學之分支。敦煌學是一門多學科并舉的大的學科群，其中不僅包含敦煌藏學，同時包含了敦煌突厥學、敦煌回鶻學等其他學科內容。有因此，敦煌藏學的發(fā)展關乎敦煌學的發(fā)展，敦煌學的發(fā)展同樣依賴敦煌藏學的進一步建設和挖掘。要對敦煌學學術發(fā)展史進行全面系統(tǒng)梳理和研究，就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不同領域的開拓，其中當然包括敦煌藏學學術史的相關研究和理論貢獻。

該成果以“敦煌藏學學術史”為主要研究內容，通過對百年來形成的敦煌藏學學術體系進行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歷史的線性發(fā)展為主要脈絡，體現(xiàn)敦煌藏學學術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與全面性。

根據(jù)對敦煌藏學學術史的系統(tǒng)研究，得出以下結論，而這些結論又是本成果對該領域所做的主要學術建樹。（1）敦煌藏學學術體系有明確而獨特的研究范疇及研究目的、理論框架、學術源流；（2）至目前，敦煌藏學已基本形成較完整的學科體系及理論方法體系；（3）敦煌藏學學術研究歷史悠久，成果豐富，敦煌藏學的許多創(chuàng)新性研究和理論觀點對充實敦煌學學術體系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理論價值；（4）敦煌藏學學術史是以敦煌古藏文文獻、敦煌吐蕃史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學術史，同時也是敦煌學的分支學科發(fā)展史；（5）敦煌藏學學術史與敦煌藏學這門學科本身的發(fā)展史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一方面，敦煌藏學學術史與該學科本身的發(fā)生、發(fā)展同時并進；而另一方面，從學術史角度分析，敦煌藏學學術史是屬于敦煌古藏文文獻及其相關研究領域的內在學術思想的發(fā)展過程。

同時，成果也全面梳理了敦煌藏學學術研究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通過文獻回顧，探討敦煌藏學的學術基礎及研究歷程，尤其注重敦煌藏學的學術源流。另外，利用縱橫向并重的研究方法，把社會文化思潮對學術研究理念的影響等納入研究視野。注重歷史地、客觀地認識敦煌藏學學術問題，并運用邏輯的發(fā)展的觀點來發(fā)掘其學術發(fā)展規(guī)律，注重藏學與敦煌學或史學的理論方法的互補性研究，歷史地對待敦煌藏學學術的發(fā)展歷程。具體講，一是對敦煌藏學文獻類、史志書目類等“前”研究著作進行撰寫體例和研究方法上的總結；二是對百多年來敦煌藏學學術史研究類論著的理論貢獻、研究理念與研究方法進行梳理總結；三是在此基礎上，從多角度對已有學術成果進行簡要評騭，把百多年來敦煌藏學學術史進行分類總結，對某些研究類論著的理論方法進行簡要分析。

研究方法上，采取學術的縱向與橫向研究方法，并以文獻資料的調查追蹤為重，注重敦煌學研究的整個學術發(fā)展過程，在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充分運用學術史研究方法及文獻學、史料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手段，靈活運用調查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比較研究和個案研究方法對敦煌藏學學術發(fā)展史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系統(tǒng)、客觀、深入的梳理概括研究。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是對敦煌藏學學術史所做的理論性研究著作，本身具有較大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對整個敦煌藏學及古藏文文獻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均會起到推動作用，直接產(chǎn)生社會效益。

（1）通過對敦煌藏學學術進行梳理和概括研究，系統(tǒng)地羅列和評述了敦煌藏學學術的歷史發(fā)展線索，從而了解敦煌藏學的學術思想，找到敦煌藏學學術體系的基本框架，進而深入認識和了解敦煌藏學研究者在對待學術研究時所顯示的理論觀念和智慧。這對深化我國敦煌學學術史及民族學術史基礎理論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2）敦煌藏學學術研究遺產(chǎn)，大多散見于由文字記載下來的文獻資料里。其中有古藏文文獻，也有后弘期的古籍文獻及漢文古籍文獻和其他古代民族古籍文獻，還有大量的近代以來留存下來的敦煌藏學各類研究成果；有較為系統(tǒng)、完整的學術論著，也有零散的學術史資料。本研究對這些豐富的學術成果遺產(chǎn)進行了綜合發(fā)掘和梳理研究，在整體上努力解釋敦煌藏學學術史的本來面目，這對弄清歷史上漢藏學術的交流與相互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3）直到目前，對于敦煌藏學學術的研究主要依靠著已出版或發(fā)表的單一文字資料，如只顧藏文類敦煌藏學研究成果或漢文類敦煌藏學研究成果，故對敦煌藏學學術研究的敘述是不全面的。該成果通過對藏漢英三種不同語系的學術研究系統(tǒng)，從學術史角度做多角度、多方位、互補性研究，重構敦煌藏學學術史體系的歷史發(fā)展脈絡，改寫一些已有的學術定論。這一做法對我國敦煌學學術研究、藏族學術發(fā)展史研究乃至中國傳統(tǒng)學術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4）更為重要的是，目前仍有大量富有敦煌藏學學術思想內容的藏文學術著作及外文學術成果待整理和系統(tǒng)梳理，近年來一些標志性敦煌藏學研究成果也相繼問世，這要求我們對敦煌藏學學術史的研究進行重新審視和理論闡釋。本研究從這一需求出發(fā)，對敦煌藏學尤其是近期主要的學術成果按時間排序進行學術史梳理，撰寫出一本較為全面的敦煌藏學學術發(fā)展史。

（5）該成果在實施過程中產(chǎn)出的主要階段性論著，對敦煌藏學以及敦煌學的發(fā)展具有較大學術價值和理論創(chuàng)新，如《古藏文文獻學導論》，不僅是本成果理論創(chuàng)新的標志性成果，同時也是敦煌藏學研究領域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并先后被西北民族學、青海民族大學、青海師范大學等高校確定為藏族歷史文獻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參考書。其他發(fā)表的階段性學術論文，也是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論述有關敦煌藏學，被藏學界所應用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