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未刊竹木牘文書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走馬樓吳簡中的牘文書 作者/供圖

中國古代在紙張發(fā)明以前使用的書寫材料，主要有簡、牘和絲帛，其中帛書為小眾，20世紀至今我國境內的古代墓葬、遺址中，大規(guī)模出土簡牘文書。簡牘，即將竹木削制成片，經殺青、打磨等程序，以供書寫。關于簡和牘的區(qū)別，《說文》記作“簡，牒也”“牘，書版也”，《論衡·量知》解釋，“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為槧，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明確了兩者材質差異，一般情況下，竹質為簡，木質為牘。

然而，簡和牘的差異更在于形制與容量。兩者雖皆為窄長形，但木片可“之為板”，具有相當幅度，容納更多文字，時人又稱為“版”“方”或“札”?！秲x禮·士喪禮》“書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提示，相比單行、兩行書寫的簡，“方”可多行書寫。正是由于上述特征，遇有篇幅合宜的文書，常選擇木版，“不及百名書于方”，以求“一板書盡”，不必像竹簡一樣編連成冊，存在錯、脫簡之虞。

由于我國南北植物品種的差異，牘類文書以往多見于西北邊塞。20世紀后半期，兩湖地區(qū)官署遺址的古井中大量發(fā)現窖藏簡牘，除竹質外，也有相當數量的木牘，如湘西出土里耶秦簡中，就有不少具有“一板書盡”特征的木簡牘，稱為“單獨簡”。1996年，湖南長沙出土的走馬樓三國吳簡中，竹簡占絕大多數，但亦有幅度較寬的木質書寫物，一事一牘，單枚即構成一件公文，涵蓋完整史學信息，引發(fā)學界關注，值得做系統(tǒng)整理與研究。

竹木牘文書：

長沙吳簡“最后的寶藏”

與秦漢斷代簡牘等新資料層出的狀況不同，魏晉南北朝史領域，地下出土文獻的數量較為有限，而尤以三國、兩晉為甚。三國處于漢魏晉社會變革期，但長期以來，有關這一時期的傳世與出土文獻均顯不足。走馬樓三國吳簡的發(fā)現，使這種局面極大改觀。

1996年，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配合城市基本建設，對位于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街平和堂商廈的古井群進行發(fā)掘，在其中的22號古井遺址內、外，共采集與發(fā)掘近14萬枚簡牘，紀年少部分為東漢末、主要在孫吳嘉禾年間（232—238），田余慶先生將其命名為“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吳簡內容豐富，形制多樣，是我國迄今發(fā)現的數量最多、最重要的三國時代出土文獻，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吳簡中，形制最為特殊的是大木簡，其次是竹簡（分采集和發(fā)掘簡），1999—2019年，吳簡收藏單位長沙簡牘博物館共推出簡牘圖文對照本十卷、二十九冊（即《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之《嘉禾吏民田家莂》，《竹簡》〔壹〕至〔玖〕），完成了絕大多數吳簡的整理。而經館藏確認，吳簡檔案群中尚有近400枚牘文書未刊。

吳簡中的牘文書長度與竹簡相仿（長22—29厘米），卻較其明顯寬厚，均寬4—5厘米、厚0.3—1厘米（竹簡寬0.5—1.2厘米、厚0.15厘米左右），多以木板為之，少數用竹板做成，合稱“竹木牘”。與竹簡的散碎相比，竹木牘保存完好，字跡清晰，常被制為賬簿、官文書或書信，承載信息豐厚，研究價值巨大，屬于長沙吳簡的精華部分，堪稱孫吳簡牘群“最后的寶藏”。

雖然在吳簡被發(fā)現的次年，即有一些代表性木牘得以刊發(fā)，但過去20多年的整理重點在竹簡。牘文書中，僅存留井內部分得以隨發(fā)掘簡一起整理問世；大量的采集和散見竹木牘，一直沒有得到系統(tǒng)整理與刊布，信息散在各處。據統(tǒng)計，長沙簡牘博物館藏牘文書近400枚，目前已刊竹木牘約占總數的1/4。推動所有牘文書的科學整理，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十卷本之外，另出版《竹木牘》特輯，更顯迫在眉睫。

深度整理：

符合牘文書特質的整理模式

相較簡冊整理和復原法的持續(xù)探索，以往學界對牘文書的特殊性沒有予以足夠重視，這里針對吳簡中竹木牘的內容和性質，特提出“深度整理”辦法，希望可以為未來簡牘學中牘類文書的整理與研究提供經驗借鑒。

具體而言，由于久存地下，編繩腐朽，并受到井內積壓、井壁塌垮的沖擊，吳簡在出土時簡冊多已散落，原始編連方式較難確認，因而率先啟動的竹簡整理，目標不在復原冊書，主要是進行文字釋讀；另外，由于吳簡是我國較早發(fā)現的古井簡牘，在竹簡成像上尚未采用新技術，《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前十卷圖版系文物出版社用常規(guī)手段拍攝。如今再來回頭看，對吳簡的整理效果并不理想。

而吳簡中的牘文書，牘面字跡清晰，內容豐富。據統(tǒng)計，未刊牘文書包括各類官府往來文書、倉庫賬簿、書信及封發(fā)記錄，名刺、習字等各類雜文書等，大多為一事一牘，信息量大而集中，與敦煌吐魯番紙本文書的情況較為類似。

鑒于上述情況，牘文書的整理，應與紙文書的整理法對接。圍繞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精品案例多見，其中武漢大學唐長孺學術團隊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深度整理”，為學術界樹立了標桿。所謂“深度整理”，即寓整理于研究之中，在充分熟悉原件和理解內容基礎上，對相關文書進行綴合、錄文、標點、斷代、定名、注釋，由此形成高質量圖文對照整理本。這一做法，正可運用到吳簡未刊牘文書的整理中來。

具體而言，第一步是采用紅外線成像儀為牘文書掃描正、背高清圖片，保留完整的圖像記錄。第二步是分類工作，從記載內容和文書類型出發(fā)，對牘文書進行集成，共分公文、賬簿、書信、雜殘文書四大類、十四小類，每類附類解。第三步是系年、釋文及解讀工作。竹木牘有明確紀年的約占1/3，大量牘文書年代信息不全，先依據干支朔閏、職官、人名等有效信息，對其進行系年；隨后利用書法史、文字學、歷史學知識，為牘文書作釋文、標點、分行；最后根據已刊吳簡內容及三國史背景，推進對重點詞語及背后重要制度的考釋。

經過基于牘文書特質提出的“深度整理”進程，以往三國吳簡整理中的疑難案例，如對“君教”文書牘中“畫諾”的理解，對許迪割米案文書中長官批示的辨析，對《石彭文書》中年號“赤烏”的釋讀，對移舉文書中“私學”身份的闡發(fā)等，皆取得了重點突破。系統(tǒng)作業(yè)使得古老文書重新煥發(fā)生機。

吳牘文書與三國史研究的吳地視角

三國是漢唐八百余年社會發(fā)展中的變革期，而三國史是漢魏六朝史研究的基點，但記載這段歷史的傳世文獻有限，各國的典章制度、文書禮法、地理民俗等情況，多已不為人知?？v觀20世紀以來的三國史研究，多就高層政治史、軍事史、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深加求索，很少觸及基層社會，且多以曹魏為敘事中心。如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探討郡府縣廷結構，皆以曹魏為例；文化史領域，僅建安七子與鄴下文人，就挑起時代文學自覺大旗；書法史領域，三國書法新變，可以“洛下新風”一言蔽之。吳、蜀兩國的情況，隱入歷史的灰暗背景，誠為學界憾事。鑒于此，有學者提出三國文化之“吳蜀視角”。然而，視角轉換亦受制材料、史料的匱乏，一直是孫吳史研究的瓶頸。

孫吳政權統(tǒng)轄的江南地區(qū)，以往僅有零星墓葬與河溝簡發(fā)現，內容主要為名刺、遣冊等，長沙吳簡的批量出土，改變了上述局面。有關孫吳的史籍，由士人修成，記載重大史事與人物，而吳簡發(fā)現于長沙郡及臨湘侯國官署，恰屬基層檔案，為自下而上地考察吳地統(tǒng)治秩序及基層社會運轉，提供了史料支撐。借助吳簡對孫吳史的研究，20多年來取得了不俗成績，一直引領著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術潮流。2019年之前，研究者面對的主要是竹簡，圍繞散碎的簿籍簡，進行冊書復原集成工作，在此基礎上開展經濟賦役史研究。相比之下，竹木牘則“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竹木牘》卷共收錄吳牘文書近400枚，大部分為未刊，而性質為登載核心內容的官私文書，從其內容出發(fā)，可洞見三國歷史演進的復雜性、吳地歷史的獨特性，從而得出新知，助推學術研究。

例如，秦漢三國實行簡牘文書行政，但直至20世紀末，學界對三國地方行政與公文形態(tài)所知甚少。長沙吳簡中的牘文書，內容恰是江南地方的公文檔案，《竹木牘》卷公文類中的君教文書、關白文書、移舉文書，書信類中的封檢與封發(fā)事目，賬簿類中的簽牌，都是孫吳臨湘縣廷在日常行政運轉中產生的官文書，通過對其整理考釋，可揭示孫吳縣級公文運轉機制：縣廷諸曹是公文的制作和承載者，而門下是公文運轉的樞紐。吳制本于秦制，又可作為六朝公文機制的源頭，承上啟下且充滿活力。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復原縣級單位的機構設置與僚佐設官分職情況。

又如，漢末三國是中國書法變革期，古隸、八分、章草向楷書、行書、今草演進，行書尤有標志性，書法史上所謂“洛下新風”，即言曹魏處行書變革前沿，孫吳則保守停滯。眾所周知，行書最初用于書信，《三國志》稱為“相聞”，長期以來難見三國書信實物，而《竹木牘》卷中獨有孫吳嘉禾年間長沙吏民之間通信12件，其中周詳致內兄嫂書等還直接提及“相聞”；觀察書體，個中既有行書，也有楷書、草書，涵蓋新、舊筆法，恰說明孫吳基層書手并非固守舊習，自知或不自知地參與了書體變革。這一認識，足以填補三國書法史研究的余白。

以上只是吳牘內容的一鱗半爪，牘文書涵蓋的信息涉及地方行政、社會經濟、文化風俗、吏民生活與信仰等多方面，具有豐富的學術價值。綜合利用文字學、文書學、考古學、歷史學等多學科方法，對吳牘文書作深入剖析，并將相關事實置于特定時空檢視，相信可扭轉三國史研究以孫吳為配角的偏向，還吳地歷史以其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