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群，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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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寬行（右一）與友人在一起，左一為張如法。作者供圖

【述往】

學人小傳

王寬行，1924年出生，2004年去世，江蘇邳縣（今邳州市）人。1948年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49年1月至1950年9月休學，1950年9月到1952年7月在無錫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學習，1952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江蘇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本科，畢業(yè)后分配到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今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著有《王寬行文集》。

一

1965年高中畢業(yè)時，我報考了清華大學土木建筑專業(yè)，可考前學校分別召集不同家庭出身的畢業(yè)生開會布置報考志愿的消息，讓我有了不祥之感。果然，雖然我的成績完全合格，最終卻落榜了。

1977年，停頓多年的高考恢復了，對一直心心念念想上大學的我來說，真是一次歷史性機遇，然而，我只能無奈再度止步：未能報上名。1977年高考只允許1966、1967、1968屆的初、高中畢業(yè)生報考，如我這樣1965年參加過高考未被錄取的考生是不允許報名的。不久后，國家恢復招收研究生，考研的年齡上限放寬了，而且對于有專業(yè)特長和研究才能的在職職工，報考時不受學歷限制。我馬上明白，這是我讀大學的唯一機會了！作為理工男的我，立即自學大學文科課程參加考研，原因很簡單，自學理工科無異于“自殺”。

1979年9月，34歲的我，歷經了14年小學、中學教書生涯后，考上了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即今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師從王寬行先生，成為寬行師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

面試時第一次見到濃眉大眼、心直口快的寬行師，他爽朗的笑聲時時回響在嚴肅的復試場上�？吹贸�，在座的高文教授（1908—2000年）、華鐘彥教授（1906—1988年）等老一代學者都非常欣賞寬行師。面試時，華先生問我：荀子是法家還是儒家？為什么？我回答完后，華先生做了點評。寬行師和華先生為此題還有一場小小的辯論，讓嚴肅的考場一下子變得活躍起來。畢業(yè)留校后，我參加過多次研究生面試，罕見此種景象。

后來我才知道，寬行師新中國成立前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稱“無錫國�！保�。無錫國專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張亮麗的名片，“培養(yǎng)的學生絕對數(shù)量不多，但卻保持了極高的成才率”，有研究中國高等教育史的學者將其與北京大學等名校并稱。1953年寬行師畢業(yè)時，該校已改名為“江蘇師范學院”，他由江蘇師院分配到開封師院工作。寬行師和系里兩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關系如此融洽，是因為寬行師學問扎實、見解獨到而又為人耿直，為中文系的老先生們所認可。

第二次見到寬行師已是開學后，地點是寬行師的家，校內排房中的一間（那些排房現(xiàn)在已經拆除，改建為河南大學開封明倫校區(qū)音樂學院、美術學院）。當時開封師院中文系許多老師都住在這些平房里。盡管我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寬行師家的簡陋仍然令我大為吃驚：全部家當只有一張單人床，一張破舊的三斗桌，幾個小書架和一些放在地上的炊具。

我沒有在開封師院讀過本科，可我對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并不陌生。1974年到1976年的這三年，我一直在開封師院歷史系“工作”。那時，開封空分設備廠“工人理論組”和開封師院歷史系共同承擔《王安石詩文選注》的工作，我是空分廠“工人理論組”向空分廠中學借調的高中語文教師。因此，我隔三岔五地要從歷史系去開封師院的教授院（河南大學金明校區(qū)南門外教授院，現(xiàn)已拆除）拜訪中文系高文教授，請他審閱我撰寫的初稿。與教授院的住房相比，寬行師的住所實在是太簡陋了。這種簡陋不僅表現(xiàn)在房屋的面積和結構上，而且表現(xiàn)在室內的家具上。

作為青年教師，寬行師與當時的開封師院教授相比，工資待遇相差懸殊。加上師母為農村戶口，孩子均在農村，經濟的重擔讓像寬行師這樣“一頭沉”（特指夫人系農村戶口者）的高校教師經濟一直很拮據(jù)，甚至負債累累。

寬行師一人獨居開封26年，直到1979年，師母和小兒子才辦完“農轉非”（農業(yè)戶口轉為城市戶口），來到寬行師身邊，實現(xiàn)了家庭的初步團聚，當年的青年教師已成了年近六旬的老人。他的長子1978年考上徐州師范學院，畢業(yè)后進入邳縣縣中教書，直至退休。次子1982年到商丘一所中學當老師，后調入河南大學圖書館。唯一的女兒，因為已婚嫁，不能再辦“農轉非”，一直留在江蘇農村。

師母和小兒子的到來，給寬行師的生活帶來了不少歡樂。伴隨著師母的到來，20世紀80年代，寬行師告別了平房，搬進了今河南大學明倫校區(qū)西門外的家屬樓，直到仙逝。在今天看來，寬行師的新居既不寬敞也不豪華，書房仍然只有幾個簡陋的小書架，一張結實無華的三斗桌，以及一把修補了多次的舊藤椅。我每次到寬行師家中問學，他都是坐在那把破舊的藤椅上談笑風生。

寬行師的穿戴也相當簡單，一套灰色的中山裝是他的標配。從我入校至寬行師去世的25年，他一直穿著同樣顏色、同樣款式的中山裝，無論在家中，還是在課堂上。作為長子，寬行師要照顧在老家的兩個弟弟，作為丈夫和父親，寬行師要負擔妻子和三男一女的生活，因此他自奉甚儉，常年不添置新衣。據(jù)說寬行師曾訂做過一套米黃色的中山裝，只有出席重要會議或拜訪前輩、親友時才舍得穿。

寬行師的忘年交、河南大學文學院張如法教授在他個人博客上寫道：“‘文革’前畢業(yè)的開封師院中文系學生，回憶在母校的學習生活時，都要贊美寬行兄講課的魅力。如曾任河南省作協(xié)副主席、河南省文學院院長的孫蓀（孫廣舉）在《河南大學學報》上撰文說，王寬行老師講課氣勢恢宏、情感激越�！�文革’后七八十年代的學生，也對寬行兄的講課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就是先旁聽寬行兄的講課，心生敬慕之情，最終下決心考上中文系的�！睆埲绶ń淌谶�摘錄了那篇文章的片段：“我待了一星期，一天不落地聽課，真是大開了眼界。印象極深的是王寬行老師講《孔雀東南飛》，開篇兩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講了兩個學時，深入淺出、旁征博引：一唱一詠，手舞足蹈；輕音時，地可聽針；豪唱時，晴空霹靂。你的思緒被他調遣，時而泣，繼而涕，時而樂，繼而笑，時而探首側耳聽山泉叮咚，繼而仰天排胸嘯大江東去，那是一場難忘的藝術享受�？上Ш镁安婚L，第二天，我便要返鄉(xiāng)了。我萌生了強烈的上大學的念頭�！�

二

住得簡陋，穿得簡單，但是，寬行師卻有著一顆“精致的大腦”。這顆“精致的大腦”以善于深刻的分析著稱于學界。他是開封師院中文系著名的雄辯家，講課、發(fā)言一向以深刻著稱。

在我三年讀研期間，寬行師給我講《史記》，講漢魏六朝樂府，講《論語》《孟子》，講唐詩。特別是一些名家名篇，寬行師講起來聲如洪鐘，每每拍案而起。屋中只有我們師生二人，寬行師講課的氣勢、聲音，絲毫沒有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課而與他面對數(shù)百學生時有任何差別，大氣磅礴，揮灑自如，激情四射。

張如法教授曾寫過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記述寬行師講課時的情境，他（指寬行師）往往“先在黑板上簡要寫出兩種觀點讓同學思考，然后用粉筆在第一種觀點上打個大×。那時課堂上允許抽煙，他又有煙癮，便掏出香煙點上一支猛吸一口，嗵、嗵、嗵，從講臺下來直走到教室后邊，又折回來，嗵、嗵、嗵，登上講臺，拿起粉筆在第二種觀點上一邊打×，一邊高聲說道：‘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同學們顯出驚訝的神色，他于是非常自信地說道：請聽聽我的正確觀點和具體解析�！�

寬行師做研究和他講課一樣，非�？粗丶氉x文本。一次談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詩中“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頌詩書”，寬行師告訴我：一定不能理解成為這是寫劉蘭芝能干！這是寫封建禮教的教育！下文寫蘭芝回家，劉母的“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就將“十六頌詩書”改為“十六知禮儀”，可見，“頌詩書”是為了“知禮儀”。寬行師此類耳提面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寬行師給我講《史記·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時，對《鴻門宴》開篇的“項王大怒”中“大怒”二字非常感興趣。他認為：“大怒”二字表現(xiàn)了項羽的政治幼稚，表現(xiàn)了項羽入關后沒有認識到劉邦已經由昔日戰(zhàn)友演變?yōu)榻袢諏κ值闹卮筠D折。因此，項羽的政治幼稚成為解讀《鴻門宴》的一把金鑰匙。我在《百家講壇》講項羽，主要講了項羽失敗的三大原因——政治幼稚、軍事被動、性格缺陷。這些認識都是我在寬行師“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在自己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漸清晰起來的。

再如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寬行師非�？粗亍笆琅c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兩句。他認為：“世”是什么樣的“世”，“我”是什么樣的“我”，“世”與“我”如何“相違”，這是解讀陶淵明歸隱的關鍵。講清楚了這兩句，整個陶淵明的歸隱就迎刃而解了。

可見，寬行師具有文本解讀的非凡功力。這種功力不局限于解讀文本，而且還能夠通過解讀文本解讀作家。這是寬行師的獨門絕活！細讀文本，成了我此后數(shù)十年教學和研究的基本功，也成就了我在研究中的多項重要發(fā)現(xiàn)。

三

寬行師最鐘愛的研究課題有兩個：一個是陶淵明研究，另一個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寬行師見解深刻的特點在他的陶淵明研究中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而且寬行師的研究興趣，讓他很快就有了參與全國陶淵明研究的機會。

新中國成立后，陶淵明研究一直存在較大分歧。

1953年，著名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李長之撰寫的《陶淵明傳論》出版。此書力主陶淵明受曾祖陶侃、外祖父孟嘉的影響，并不尊崇東晉王朝，“反映了沒落的士族意識”。

1954年，閻簡弼撰寫文章《讀〈陶淵明傳論〉》，批駁李長之對陶淵明的指責和否定，基本肯定陶淵明傾向人民，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

多數(shù)專家肯定陶淵明的積極一面，認為他“躬耕自資”，侍弄桑麻禾黍，不為五斗米向鄉(xiāng)里小兒折腰，與農民有深厚情感，在老莊思想和隱逸風氣盛行的晉代，殊為難得。

1958年，陳翔鶴主編的《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組織了一場全國性的陶淵明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立即吸引了中國古代文學界眾多學者的高度關注。

這場討論始于1958年12月21日《文學遺產》第240期發(fā)表的3篇評陶文章，止于1960年1月3日第294期發(fā)表的1篇評陶文章，歷時一年余。討論結束后，《文學遺產》副刊選編了《陶淵明討論集》（以下簡稱《討論集》）作為總結，并由中華書局1961年5月出版。

《討論集·前言》介紹，從《文學遺產》第240期發(fā)表第一批討論文章起，至1960年3月底止，共收到有關陶淵明的討論文章251篇。入選《討論集》的有正文27篇，附錄3篇，計30篇。

在這30篇文章中，以個人名義發(fā)表的僅21篇。此21篇發(fā)表在《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者17篇，寄往《文學遺產》副刊未發(fā)表最終收入《討論集》者3篇，發(fā)表在其他刊物收入《討論集》者1篇。王寬行《從辭官歸隱看陶淵明》一文是未能在《文學遺產》副刊發(fā)表卻最終收入《討論集》的3篇論文之一。

寬行師撰寫此文時，36歲。在全國投稿的251篇文章中，能獲得出線權，特別是投稿時未刊載，最終能收入《討論集》，殊為不易。這一切皆緣于他對陶淵明深刻、獨到的見解，也表明他的見解在當時已處于時代的前沿。即使在今天，我重讀此文，仍然可以感受到內心的悸動。

寬行師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發(fā)表文章并非偶然。他1953年分配到開封師院，1954年便在《人民文學》3月號發(fā)表與權威商榷的文章《關于對〈詩經·將仲子〉一詩的看法》。在專業(yè)期刊極其稀缺、專家教授投稿亦不容易被采用的當時，寬行師的科研實力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張如法教授生前曾回憶他初識寬行師的一個細節(jié)：“我于1959年7月從華東師范大學畢業(yè)，8月被分配到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由于寬行兄在古代文學教研室，我在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他又長我14歲，所以比較陌生。引起我對他注意的，是系里為提高我們這批新教師的學識水平制定的一個系列講座。擔任導師的有李嘉言、華鐘彥、高文、萬曼等著名教授，后面赫然有一講師職稱者，此人就是王寬行。人皆有好奇心，我們一些外校畢業(yè)的新教師，聽說好些教授、副教授都不能為我們開講座，為何獨獨這位講師能名列導師其列？其是‘何方神仙’？有何‘法道’？經過打聽，這才知道王寬行的學術功力非凡�！�

我們評價一位學人，往往有兩種模式：一是看他發(fā)表論文的刊物級別，認為級別越高的刊物，作者的水平就越高；二是看他的代表作處于什么水平，達到什么高度，這就是代表作評價制。兩種評價模式各有利弊。刊物級別高，不等于其所發(fā)表的文章都是最高水平文章，也不等于其作者都是最高水平的研究者。刊物和刊發(fā)的文章之間可能會有不完全協(xié)調之處。代表作評價制，是通過一位研究者的代表作，判斷他的實際研究能力和他的研究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如果以代表作評價制衡量寬行師的陶淵明研究，他可算是一位被學界長期低估的學者。

寬行師的陶淵明研究不僅有《討論集》收錄的《從辭官歸隱看陶淵明》，還有收入他個人文集的《試論陶淵明的“質性自然”》《也談陶淵明的化遷思想與審美創(chuàng)造》《也談陶淵明的政治傾向》《談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這些評陶文章，如《從辭官歸隱看陶淵明》一樣，達到了那個時代評陶文章的較高水平。

在寬行師留下來的不多的遺作中，有5篇同樣具有很高水平的陶淵明研究文章，足以說明寬行師對陶淵明研究的鐘情。

寬行師的遺作篇數(shù)不多，特別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領域保留下來的文章甚少，這本是寬行師為研究生講得最多的話題，他自己極少寫成文章，而是毫無保留地講給了自己的研究生，不少觀點被他的學生寫成論文發(fā)表了。為什么一位以雄辯著稱的先生著述不多呢？“述而不作”的觀點深刻地影響著寬行師那一代人。

寬行師遺作的一個特點是以解析作品為主。新中國成立后，河南大學的許多院系或獨立成校，或并入他校，自己則降格為開封師范學院。既然名為“師范學院”，培養(yǎng)中學教師便成了這所大學最重要的任務。中文系負責培養(yǎng)全省的中學語文教師，自然要給中學語文教師講中學教材，這種“生存狀況”導致了大量作品講析文章占據(jù)了寬行師遺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實，解讀古詩文名篇最見文學史家的功力，幾乎所有名家都在這方面下過大功夫。北京大學葛曉音教授匯集北大名家林庚先生的多篇文章，選編為《詩的活力與新原質》一書（生活書店2022年版），其中專辟《談詩稿》一章，收錄了林庚先生講讀16篇作品的文章，如《君子于役》《易水歌》《青青河畔草》《步出城東門》《漫談庾信〈昭君辭應詔〉》《秦時明月漢時關》《談孟浩然〈過故人莊〉》等。這就不難理解寬行師的文集中為何有不少名作解讀的文章。

雖著述不豐，但成文極有分量，樸實無華的文字后面，難掩一代學人的風采。雖然，寬行師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獨到見解已經百不存一了，但是讀者從這些有限的存世之作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位獨具只眼的學者的銳利眼光。這種眼光是永恒的，這就是寬行師學術生命的價值所在。學術永遠不以量取勝，代表性文章是體現(xiàn)一位學者真正價值的標志。

四

寬行師是一位尊師重道的長者，是一位具有文人風骨的學者。他和他的老師吳奔星先生、廖序東先生的友誼令人動容。

吳奔星、廖序東兩位先生是寬行師在無錫國專時的老師。吳先生是詩人兼學者，廖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廖序東先生與黃伯榮先生主編的《現(xiàn)代漢語》是國內高校應用最廣的現(xiàn)代漢語教材。寬行師幾乎每年寒暑假回江蘇老家時，都要到徐州師范學院看望兩位老師。一次吃飯時，吳先生對寬行師說：“讓秉辰（寬行師長子，時在徐州師院中文系讀本科）過來一塊兒吃，來跟他吳伯伯說說話�！睂捫袔煯敿淳驼f：“絕不能這樣稱呼！您是我的恩師，永遠不能變。”寬行師在無錫國專上學時，吳先生講授現(xiàn)代文學課。一次上課時，有學生要求吳先生講講《孟子》，吳先生對學生說：“若是講《孟子》，可以請王寬行講，有關《孟子》的學問是他的專長�！�

一次，寬行師因有急事，回老家時路過徐州而未下車。吳先生再次見到寬行師責怪道：“我都奇了怪了，你工作在河南，家在邳縣，徐州是你飛過去的？”師生之間的眷眷深情流淌在吳奔星先生對寬行師的責問之中，讀之令人淚目。

吳奔星先生的兒子在張如法教授的博客上留言：“寬行先生尊師重道，我最有感受。他是家父在江蘇師范學院的老學生，年齡只比家父小11歲，但每次來看望家父，都是畢恭畢敬，對我總是稱‘心海弟’。記得寬行先生最后一次到南京看望家父，是2000年，當時犬子上小學，家父讓他喊寬行先生‘爺爺’，寬行先生大聲說‘這怎么行，這怎么行！心海是小老弟，心海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子！’后來，寬行先生還專門給我兒子買了一支英雄牌的鋼筆。”“家父臥病后，寬行先生經常電話問安，前后有十多次。起初，父親還能夠接聽電話，聽到寬行先生的聲音，就很激動。在這里，不能不提一句，曾經的很多座上客，在家父臥病后，就再沒有了音信，但寬行先生，基本是一個月打一次電話詢問病情。古人云：學貴得師，亦貴得友。信乎！”

我留校后，寬行師經常到我家小坐，每次都要談到陶淵明研究，并邀請我和他一塊兒從事該項研究。由于我當時已有了自己的研究課題，只能答應完成手中的課題后再和寬行師合作，可我的課題一個接一個，始終沒有來得及和寬行師合作進行陶淵明研究。他生命的最后幾年，我去看他，他仍然興致勃勃地和我商討陶淵明研究，可惜我最終未能實現(xiàn)寬行師的愿望�！皹溆�靜而風不止，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悲夫！

回首當年和寬行師促膝交談的時光，雖歷歷在目，但俱成往事，不勝噓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