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先唐輿地知識、觀念及相關文獻的生成研究”負責人、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周易·系辭下》說“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中國古代地理知識不僅強調實踐性，更有著濃厚的觀念色彩，而地理學也被視作是王者疆理天下、齊政修教的“化民”之學。在古人諸多指稱“地理”的概念中，“輿地”一詞包含著“謂天為‘蓋’，謂地為‘輿’”的形上內涵和“王朝疆域”的政治內涵，比較能體現(xiàn)古代地理學的這些特點。
輿地文獻是輿地學的成果和載體，也是輿地知識的結晶。春秋及以前學在王官，戰(zhàn)國諸子也往往有其職事傳統(tǒng)。作為一種專門知識，輿地知識的職掌、傳承也與特定人群關系密切。輿地文獻就可以視作是他們在各自宗教信仰、職事傳統(tǒng)等制度環(huán)境的影響、制約下，利用所掌握的輿地知識，來實現(xiàn)其物土化民、解釋世界等理想需求的產(chǎn)物。同時，一些文獻在傳承過程中被經(jīng)典化，也會反過來對輿地知識、觀念及文獻的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這其中，以《山海經(jīng)圖》和《禹貢》兩部經(jīng)典的產(chǎn)生為起點，上古輿地學在傳承、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兩大體系。其間輿地知識的傳承、學說的發(fā)展、文獻的生成及傳播等系列問題，也可以以這兩大體系產(chǎn)生過程為中心來進行梳理。
疆理天下的需求與《山海經(jīng)圖》《禹貢》的產(chǎn)生
在“學在王官”的時代，輿地知識的掌握者本身也是國家機器的一分子，輿地文獻也是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產(chǎn)生的。
在巫政合一的夏商時代，以氏族為基礎的、獨立性很強的邦國是基本的社會組織。王朝作為“諸侯之長”，更多以本族邦的立場來判分“我者”與“他者”：對于臣屬“封國”主要采取以軍事征服為前提的冊封、貢納等政治手段和祭祀、占卜等宗教手段相結合的管治方式，而對于叛服不定的“方國”則控制力較弱。這樣一來，通過宗教信仰來對遠方世界實施象征性掌控，也就成為一種必要的統(tǒng)治手段。
最初的《山海經(jīng)》是以圖像形態(tài)存在的，其內容主要包括作為主體框架的《山經(jīng)》中的山系及其山神、物怪、祭儀，和散布在山系間的《海經(jīng)》所記方國、物怪、特殊地景等，而《山經(jīng)》中的物產(chǎn)知識等內容則以口傳的形式流傳。這些輿地信息都是在夏商歷次朝貢中積累起來的，《山海經(jīng)圖》的主要功能則是在巡守等儀式中，通過神祇祭祀來實現(xiàn)對天下山川萬國的儀式性掌控。
克商之后，周人通過制禮作樂、設官分職定君臣之分，周王成為“諸侯之君”，五服庶邦也都被視作公共“天下”的組成部分。隨著西周“執(zhí)政公—卿事寮—內外服諸侯—基層邑里”的行政運作體制發(fā)展成熟，周王朝對地方的管治力度增強，對天下土事、民事信息也有了更充分的掌握，出現(xiàn)了備載山川、封域、民戶、物產(chǎn)的“東國圖”“天下土地之圖”等輿地文書。
從《禹貢》所描述的九州疆域和五服格局來看，它應當產(chǎn)生于西周中晚期。其中的九州疆域、土田等級、貢賦制度等內容，應該是以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等輿地文書為依據(jù)的。這部分內容的編寫，旨在為王朝“疆理天下”提供指導。同時，《禹貢》依托大禹治水史事行文，其九州貢賦部分也模擬了夏代《大夏》頌歌，這強調的是周人對夏代“九州”法統(tǒng)疆域的繼承和周王權的合法性?！队碡暋返某霈F(xiàn)，是早期國家治理模式走向成熟的結果。
儒家、陰陽家的傳承與
兩大輿地學體系的形成
東周以降，王權陵夷，知識階層逐漸從國家機器中獨立出來，成為新的輿地知識的掌握者和文獻的締造者，《山海經(jīng)圖》和《禹貢》就成為他們重構輿地學的主要知識資源和經(jīng)典依據(jù)。知識階層的不同群體有其各自的職事傳統(tǒng)，這使得他們在《山海經(jīng)圖》和《禹貢》的傳承上各有側重，東周輿地學也由此發(fā)展出兩大體系。
《禹貢》體系的主要傳承者是“出于司徒之官”、尊崇六經(jīng)的儒家，其學說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從數(shù)理、禮制方面闡釋西周洛邑“土中”說而產(chǎn)生的“擇中立都”學說，見于《周禮》《荀子》等；按東周疆域格局“改造”《禹貢》九州說而產(chǎn)生的各種“九州”學說，見于《周禮》《容成氏》《爾雅》等；在《禹貢》五服五千里說基礎上衍生出的“中國—海—荒”三層天下觀，見于《逸周書·明堂》《禮記·王制》等。
《山海經(jīng)圖》體系輿地學的傳承，與出于“羲和之官”、注重宇宙論建構的陰陽家及其后學方士關系密切，主要成果有二：一是《山海經(jīng)》從圖到文的轉化?；趯Α皣谩钡闹匾暎缺桓吨T口傳的物產(chǎn)知識及怪物的藥用、禨祥等內容被寫入《山經(jīng)》；而遠方異民、物怪等知識則被編為《海經(jīng)》，其意在使“圣人能通其道”。二是鄒衍的“大九州”學說的提出。“大九州”學說是以《山海經(jīng)》為主要知識淵源、以天學步算為數(shù)理依據(jù)推演出來的，其目的在于突破《禹貢》以“九州”為法統(tǒng)區(qū)的天下觀，挑戰(zhàn)周王權正統(tǒng)性，以為田齊稱帝掃除障礙。
這兩大體系不僅在知識、文獻依據(jù)和傳承者上各成一派，而且在世界觀及相應的“化民”理念上也繼承了《山海經(jīng)圖》和《禹貢》最初的思路：《山海經(jīng)圖》體系更關注對山川、遠方族邦等陌生空間、百物的象征性（儀式性或認知性）掌控；而《禹貢》體系則立足于法統(tǒng)“中國”而“不治荒遠”，所關注的九州分域、土田貢賦、風俗教化等內容也均指向行政實踐。
“士務為治”的理想與
兩大輿地文獻體系的成熟
兩大輿地學體系形成和發(fā)展，同時也是知識階層取合君王、實現(xiàn)治平理想的結果。鄒衍等稷下學者編《山海經(jīng)》、倡“大九州”學說，旨在彌補《禹貢》知識體系之不足、挑戰(zhàn)周人的傳統(tǒng)天下觀，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兩大輿地學體系的分流。到了戰(zhàn)國后期，民族融合、天下一統(tǒng)的時代大勢趨于明朗，重構天下觀以迎合新的統(tǒng)治需求，就成為此時輿地文獻的一個主題。兩大體系也在知識整合、創(chuàng)新中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并有了更多的交流、互補。
《荒經(jīng)》是戰(zhàn)國后期楚國實現(xiàn)一統(tǒng)理想的系列文化活動的一個成果，它雖然以《山海經(jīng)》知識為基礎，但以“禹定九州”為中心，“中國—?！摹笔澜缬^卻是它的結構框架；在意圖為秦人“興王制典禮”的《呂氏春秋》中，則以《有始》篇為中心，進一步描述了一個以《禹貢》九州為中心、以“大九州”為基盤的世界藍圖，這在世界觀上也開辟了《山海經(jīng)圖》體系的新思路。
而在《爾雅·釋地》《大戴禮記·五帝德》等文獻中，儒家也在吸收“西王母”“羽民”“蟠木”等《山海經(jīng)》內容，來彌補其詳于“中國”略于“四夷”的知識缺陷。
專擅一般知識的方士和傳承精英思想的儒生，是秦漢知識界影響最大的兩個群體。方士們沿著《呂氏春秋》的思路，以《山海經(jīng)》知識和“大九州”世界觀為主要依據(jù)，創(chuàng)制了《淮南子·墬形》《河圖括地象》等文獻，為秦漢帝國擴張性統(tǒng)治戰(zhàn)略提供世界觀支持。獨尊儒術之后出現(xiàn)的《河圖括地象》，更是通過與天人感應等經(jīng)學思想的附會，以緯書的身份成為“帝王之階圖”，這標志著《山海經(jīng)圖》體系在漢代的成熟。
隨著郡縣制政體的成熟和以儒學為主導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確立，司馬遷、劉向、朱贛、班固等士大夫們也在努力探索新的王朝輿地敘事，來滿足王朝統(tǒng)治空間合法性論證和疆土治理兩大需求，其代表成果是《漢書·地理志》。《漢書·地理志》以全國郡縣版籍為主體，又將《禹貢》“九州”元典區(qū)域的沿革史作為漢代疆域的歷史依據(jù)，疆土治理所需郡國山川風俗等信息靡不備載，確立了后世國史地理志、地方志的基本書寫范式，以《禹貢》為元典的王朝輿地學走向成熟。
對于漢王朝而言，兩大體系的輿地學在“化民”方面各有其用。漢明帝命王景治水時賜其《山海經(jīng)》《河渠書》《禹貢圖》，魏晉時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也仍被收藏于一處，不僅《山海經(jīng)》《禹貢》同被視作輿地學經(jīng)典，而且“括地”類緯書也被當作輿地文獻來看待。這種認識對后世輿地學思想影響深遠：讖緯學衰落之后，《山海經(jīng)圖》體系輿地學隨即式微，然而在《隋書》《舊唐書》經(jīng)籍志編排的輿地文獻中，《山海經(jīng)》仍名列榜首，甚至《十洲記》等荒外迂誕之說也廁雜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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