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伯鍨（1930—2003），我國著名哲學家。早年在華東團工委機關工作。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58年畢業(yè)后在北京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任教。1975年調入南京大學哲學系，先后任哲學系副主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后擔任江蘇省哲學學會會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會長等。孫伯鍨致力于從文本解讀與學理分析、理論反思與實踐探索相統(tǒng)一的角度，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實踐性及開放性的認識，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和廣泛的社會影響。
【哲人追“思”13】
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不僅使中國學者的聲音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而且為從哲學的角度研究和闡釋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撐。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位自覺把畢生的學術努力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聯系在一起的學者，他就是始終致力于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著名哲學家孫伯鍨。
學術報國的哲學人生
1930年6月14日，孫伯鍨出生在江蘇泰興的一個較為富裕的農民家庭。少年時期曾閱讀《辯證唯物論》等進步書籍，雖不能完全理解，但“頗感新奇”。新中國成立后，他閱讀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文章，“產生了濃厚的理論興趣”。1950年，孫伯鍨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他從蘇北泰興中學高中畢業(yè)后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后服從組織派遣參加華東團校第五期學習，結業(yè)后留在華東團工委機關工作。在此期間，他利用業(yè)余時間反復閱讀了《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資本論》第1卷、《毛澤東選集》第1-3卷、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fā)展》等著作，并做了詳細摘要。
1954年，孫伯鍨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想增進對歷史知識的了解，擴展哲學思考的知識基礎”。1958年畢業(yè)后留校任政治理論教研室教師，1959年改任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教師。從1962年開始，孫伯鍨系統(tǒng)講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這在當時的國內學界尚屬首次。在此期間，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著作進行了系統(tǒng)研讀，寫下了數十萬字的講稿、摘要和筆記，并在《教學與研究》、光明日報等報紙雜志上發(fā)表了《關于形式和內容的幾個問題》《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等文章，初步展現了他運用唯物辯證法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范疇的研究成果。
1975年，孫伯鍨調入南京大學哲學系工作。粉碎“四人幫”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之中。從1978年開始，他主持開設了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課程，完成了40余萬字的馬克思恩格斯部分的哲學史講稿，還運用自己扎實的專業(yè)知識，對當時理論界出現的一些不同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獨到看法。在《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文中，孫伯鍨明確指出把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當作不可超越的界限的看法是錯誤的，必須突破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并徹底發(fā)揮社會主義民主的優(yōu)越性。在《沒有現代化的大生產就沒有完全的社會主義》一文中，他清晰強調了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把生產關系的改造和生產力的革命緊密結合起來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觀點。
1981年之后的20多年是孫伯鍨學術研究的黃金期。他是國內學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建設的主要推動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他除了在南京大學哲學系主持開設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課程外，還受邀到安徽大學哲學系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課程，并分別在1982年、1986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1-2卷（與金隆德等人合作）。1985年，他所著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重點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為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進行的理論探索及哲學革命歷程，是當時國內學界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專著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至90年代初，孫伯鍨作為編委會的主編，主持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與現狀》（3卷本）的出版工作，為國內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課程的教材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991年，孫伯鍨與莊福齡共同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2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進一步推動了國內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2001年，他與張一兵共同主編的《走進馬克思》一書，因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所作出的系統(tǒng)性、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與闡釋，對國內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及哲學原理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國內學界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始終與對國外各種哲學思潮的批判聯系在一起。20世紀80至90年代，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西方學界的各種觀點也隨之進入國內學界。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來準確分析與評價這些學術流派和觀點，成了擺在國內學術界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孫伯鍨積極投身到這項工作中去。他在1987年出版了《西方最新哲學流派20講》（與張一兵合作），系統(tǒng)闡釋與評價了西方學界較為流行的各種學術觀點。1992年，他出版了《西方“馬克思學”》（與曹幼華等人合作），對國外學界的所謂“馬克思學”的觀點與方法進行了深刻梳理與剖析。1999年，他出版了學術專著《盧卡奇與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對盧卡奇與馬克思在物化與異化等11個問題上的觀點之間的區(qū)別和聯系進行了深入探析，此書作為盧卡奇哲學思想研究的代表作，在學界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孫伯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還與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理論探討緊密聯系在一起。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在探索中不斷向前，實踐的發(fā)展也給理論界提出了諸多需要加以回答的問題。孫伯鍨在1988年（與童星、嚴強合作）出版了《在反思和探索中前進》一書，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對現實實踐中碰到的問題作出了深刻解讀和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如何從哲學的角度深入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基礎，成了中國學界必須面對的理論任務。1995年，他主編的《現實與哲學——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一書，就從哲學的角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術基礎進行深入解讀，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化和大眾化。
回顧孫伯鍨的學術人生，他不僅始終致力于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實踐性和開放性的認識，并以此來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而且還自覺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方法論闡釋和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以學術報國。
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
深入闡發(f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不僅是中國學術自信自強的表現，而且也是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對哲學理論提出的要求。自改革開放以來，如何以中國學者的獨立思考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本質，并以此在國際學界充分彰顯中國學術的聲音，一直是孫伯鍨認真思考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中葉之前，蘇聯學者在青年馬克思哲學發(fā)展史研究中的“一次轉變說”，即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就在哲學上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徹底轉變，并由此創(chuàng)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學界有很大影響力。孫伯鍨經過縝密的學術研究，認為這種觀點不管在文本依據上還是在學理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在1985年出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書中，他明確提出了青年馬克思思想發(fā)展中的“兩次轉變說”，即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一般唯物主義的轉變、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時期完成了從一般唯物主義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的觀點。
孫伯鍨指出，提出這種新觀點是有以下兩點原因的：其一，只有清晰看到這兩次轉變之間的不同，才能更加準確地把握住第二次轉變的結果即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深刻內涵。費爾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義哲學雖然在自然觀上堅持了唯物論原則，但在社會歷史領域仍然無法擺脫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其根本問題在于沒有從現實實踐過程的角度來解決應有的人性與現實的個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如果基于這種一般唯物主義觀點，那么，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就不可能被理解為現實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物，而只可能被解讀為某種人性或理想要素的異化和重新實現的過程。而馬克思在上述第二次轉變中所建構的，是科學闡釋上述對立統(tǒng)一關系的哲學基礎即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因此，“兩次轉變說”所闡發(fā)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科學性是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深層內涵相契合的，而“一次轉變說”是無法達到這一理論層面的。其二，“兩次轉變說”在研究方法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應該提倡的深層歷史解讀法，即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本展開系統(tǒng)的、歷史性的解讀，來得出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結論，而不是像主張“一次轉變說”的蘇聯學者那樣，僅憑對列寧關于馬克思思想發(fā)展的某種提法所作的孤立解讀，就簡單得出結論。
與“兩次轉變說”相呼應的是關于青年馬克思在第二次思想轉變時期尤其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存在著兩條并列的邏輯思路的觀點，即“兩條邏輯說”。孫伯鍨認為，青年馬克思思想發(fā)展進程中不存在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所說的那種“認識論斷裂”，即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間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問題范式；也不像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那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一部成熟的歷史唯物主義著作，而馬克思之后的作品只是這一著作邏輯思路的自然延伸。要想準確把握住這一點，必須清晰看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文本中的邏輯思路不是單調的，而是復調的。孫伯鍨指出，馬克思的這一文本中的確具有異化勞動的邏輯線索，而且它還是占據主導地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它界定為一部徹頭徹尾的人本主義著作，因為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同時還擁有一條對象化勞動的邏輯線索。這種對象化勞動所建構的工業(yè)進程，正是人實現其自由的現實基礎。這里所表現出來的已經不是抽象的人本主義邏輯思維，而是現實的歷史主義邏輯思路。盡管這一思路在此時馬克思的文本中還不占主導地位，但如果因此而忽略了它的存在，那就既無法把握住馬克思后來的實踐范疇的思想源頭，又無法深刻地領悟青年馬克思思想發(fā)展的豐富內涵了。
孫伯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科學性的闡釋還體現在他對盧卡奇哲學思想的深刻解讀上。20世紀90年代，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在國內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它不僅被認為是盧卡奇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chuàng)者的代表性著作，而且，其中的物化等思想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國內學界對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的解讀。針對這種情況，孫伯鍨在《盧卡奇與馬克思》一書中明確提出要糾正學界在此項研究中的兩個基本誤區(qū)：一是把盧卡奇簡單化，只看到《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青年盧卡奇而看不到他在后期的《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向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轉變；二是看不到盧卡奇與馬克思哲學思想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從而對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產生誤解。他堅持認為“要說清這些問題，非深入馬克思的一手文獻不可，如果不懂馬克思就試圖說清‘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不可能的”。孫伯鍨通過對物化和異化、自在之物和歷史客體等11個問題的剖析，詳細闡述了盧卡奇與馬克思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問題上的區(qū)別與聯系，捍衛(wèi)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與真理性。
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
在孫伯鍨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除了理論維度上的科學性之外，還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即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方法論，來深入剖析與闡釋現實實踐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通過對20世紀80至90年代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所面對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哲學解讀，孫伯鍨很好地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種實踐性原則。
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推進，理論界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上展開了熱烈討論，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孫伯鍨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角度入手，對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與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之間的辯證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他不僅出版了《在反思和探索中前進》等著作，而且還發(fā)表了多篇學術文章。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的再認識》一文中，孫伯鍨明確指出，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遵循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規(guī)律，因為它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都包括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體系的范圍內，經濟體制改革所要面對的是當下的生產關系中尚缺乏能夠有力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的中介和機制。因此，我們只有一方面健全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體系，另一方面發(fā)展強大的物質生產力，才能保證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
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一個新階段，同時也從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角度對理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孫伯鍨在《鄧小平哲學思想的核心是堅定的唯物主義》等文章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對實踐論與唯物論之間的辯證關系、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目標與手段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闡釋。孫伯鍨指出，首先，我們要準確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唯物主義基礎。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實踐決不是理想化的、自由選擇和自由設計的實踐，而是“由需要和外在目的規(guī)定要做”并處于一定的自然必然性和社會必然性支配之下的實踐，對于這樣的實踐必須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來加以考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一段時期內，自覺地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理解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科學結合起來，因而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重大的歷史成就。其次，我們還要全面理解唯物論與實踐論之間的辯證關系。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強調，在涉及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手段與方法的選擇上，關鍵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增長，而不能糾結于姓“社”還是姓“資”的抽象爭論。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等于資本主義。在孫伯鍨看來，這不僅是對傳統(tǒng)經濟觀念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深化了對目標與手段的關系這一哲學問題的認識。到底應該根據目標來規(guī)定手段，還是根據客觀實際來選擇手段和方法，這在當時的學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孫伯鍨指出，在處理目標與手段的辯證關系時必須遵循徹底的唯物辯證法。如果一味地強調根據目標來規(guī)定手段和方法，就容易變成脫離實際的空想主義。而如果完全不考慮社會主義的方向和目標，只強調根據實際條件尋求發(fā)展經濟的途徑和手段，那就可能把社會主義的目標束之高閣?！罢_的解決辦法應當是以社會主義目標為導向，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內外條件為出發(fā)點，用嚴格科學的精神來選擇和論證社會主義建設的途徑、手段和方法。”孫伯鍨在解讀目標與手段的辯證法時，把對唯物論與實踐論之辯證關系的理解放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特定“具體實際”的層面上加以深化，實際上是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
20世紀90年代下半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推進，學界關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方式、市場經濟規(guī)律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的關系等問題的討論也在不斷展開，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些觀點甚至是截然對立的。在這樣的語境中，孫伯鍨發(fā)表了《運用“兩論”思想研究當前的社會矛盾》等文章，明確提出了在研究當下所面臨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時，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他看來，“兩論”集中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華，《實踐論》講的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矛盾論》講的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兩者合起來就是中國共產黨認識中國社會、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思想路線、認識路線和工作方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運用“兩論”思想，通過準確把握國內形勢及主要矛盾的新變化，提出了一系列創(chuàng)新性的新思想和新策略，帶領中國人民成功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當我們今天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遭遇各種亟待解決的問題時，我們也要嚴格遵循“兩論”等經典文本中主張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孫伯鍨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歷史創(chuàng)舉。對于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這種結合必須加以自覺的引導，進行必要和適當的調節(jié)，以保證市場經濟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向發(fā)展。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如何學會運用“兩論”思想，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來正確地、妥善地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他強調：“我們既不贊成借鞏固社會主義之名來反對市場經濟，扼殺市場經濟，也不贊成以發(fā)展市場經濟為名，來瓦解社會主義，埋葬社會主義。”
在孫伯鍨看來，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在理論上完成從對市場經濟一般規(guī)律的認知，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探索的轉變。應該說，這是他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另一個理論成果。他指出，在一般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當然是絕對的規(guī)律。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除了需要競爭外，還需要協(xié)作和聯合，否則，地區(qū)差別就會越來越大，貧富分化就會愈演愈烈，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就會日益突出，由此引發(fā)的社會矛盾就會更加尖銳。這不僅會直接威脅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會使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成為不可能。因此，他指出：“如果說競爭是市場經濟的自然法則，那么根據基本制度的要求，這條法則卻不能不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而加以適當的、合理的約束。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不能只看到市場經濟規(guī)律這一個方面，還應當看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的另一個方面。必須把這兩個方面統(tǒng)一起來，結合起來，使市場經濟規(guī)律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的約束和指導下發(fā)揮作用?！痹谏罨瘜ι鐣髁x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和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是孫伯鍨在這一領域所進行的理論研究的鮮明特征。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
孫伯鍨非常注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開放性特征的反思與研究。在他看來，這種開放性既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科學性和實踐性相統(tǒng)一的一個重要理論維度，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于其科學的方法論而必然敞開的一個理論空間。進入21世紀以來，孫伯鍨在晚年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入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展開了深刻探討。對他來說，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這種開放性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發(fā)展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要清晰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哲學開放性的黨性原則，使這種開放性真正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提供不竭動力。為此，他除了出版《走進馬克思》一書，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2）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進行了前沿性研究，展示了全新的、開放性解讀視域，還在《江海學刊》《學術月刊》等學術期刊發(fā)表了《再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與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和黨性原則》等文章，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孫伯鍨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首先體現為其內容的無限進展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確是把世界當作整體來加以研究的一種有機世界觀，但它并不認為對這種世界整體的把握可以被建構為一個大而全的哲學體系，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理解的整體觀不是既定事實的機械組合，而是指客觀事物的聯系的普遍性和發(fā)展的有序性。由此，人們對這種普遍聯系和無窮變化的客觀世界的認識，也必然是一個無限進展、永無止境的不斷深化的探索過程。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覺地把這個觀點應用于自身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發(fā)展，因此，它從不自認為已經結束了真理，而是致力于為開拓人類認識和發(fā)展真理的道路提供正確的出發(fā)點和普遍有效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永遠是開放的，永遠處在不斷的開拓與發(fā)展之中?！迸c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往的各種哲學體系由于都是以整合各個時代已有的認識成就為基礎的，因而，從人類認識進程的特點來看，它們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只能是相對的、過渡的。
在孫伯鍨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還體現在對其闡釋體系的正確理解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質到底是觀點體系還是方法？國內學界在不同時期對這一問題都有過討論。孫伯鍨指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學界因沿襲蘇聯學術傳統(tǒng)的舊版教科書體系，而未能深入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與方法之間的關系，因而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體系時的確存在著如下的局限性：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觀時，為了和舊唯物主義自然觀區(qū)別開來，因而在這一部分中不得不加入了大量關于唯物辯證法的論述；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觀時，為了強調為現實斗爭服務，因而對基本歷史哲學理論的闡述缺乏系統(tǒng)性和深入性；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時，雖然在強調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同時也突出了實踐論的重要性，但由于實踐范疇只在認識論上而沒有在社會存在論上被強調，因而歷史中的主體—客體辯證法未能被納入認識論的視域而得到充分表述。當然，如果考慮到舊版教科書體系主要是一種教學體系而不是理解體系，并且要用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的話語體系來傳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富內涵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我們對于舊版教科書體系的評價應該是全面的，而不應該是簡單化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爭論又一次成為討論的熱點，并且持續(xù)了較長的時間。孫伯鍨符認為，問題的焦點其實并不在于舊版教科書本身，而在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性質的理解。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社會思潮涌入國內學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導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有些學者希望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新解讀，來對它進行一番西方哲學式的全面改革，舊版教科書體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被批評的?！八麄冋J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當現代化，應當背棄世界觀，轉向生存論，用西方現代和后現代的最新哲學來充實、補充、革新它的內容。依據這種主張，不僅舊版教科書體系是完全陳舊、完全不適用的，而且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文本都必須根據這個標準加以取舍、重新解讀、進行再造。然而，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只能導致無休止的體系之爭，而不能產生任何能為多數人肯定的結果?！闭蛉绱?，孫伯鍨指出，圍繞體系的爭論并不能真正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性質問題，因為問題的關鍵不在體系而在方法。他強調：“如果拋棄或者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方法，那么任何哲學體系，即使仍然冠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稱，也不能視為是馬克思主義的?！?/p>
孫伯鍨在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時特別強調哲學黨性原則的重要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與黨性原則》一文中，他明確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自我封閉的體系哲學，它永遠是開放的，但這并不是說它沒有自己的方法論特質和黨性原則?！瘪R克思主義哲學觀察問題的方法既不是訴諸單純的直觀，也不是訴諸單純的思維，而是運用辯證的認識方法，在思維中再現事物的具體統(tǒng)一性和歷史過程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于其開放性的特點，因而一定要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開拓、豐富和發(fā)展，但是其發(fā)展決不能脫離它的本質特征和固有性質，不能淡化和模糊它的基本立場和黨性原則。
在2001年的一次學術訪談中，孫伯鍨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能不能面對時代的挑戰(zhàn)，肩負起歷史的重擔，這是當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集中思考的大問題?！睉撜f，他自己就是這一批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代表。他終生致力于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實踐性和開放性的反思與探索，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緊緊融合在一起，并發(fā)揮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作者：唐正東，系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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