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佐著《政治學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
王邦佐主編《政治學辭典》
2018年，王邦佐（右）與同獲上海市學術貢獻獎的翻譯家鄭克魯在一起。
【大家】
學人小傳
王邦佐（1934—2021），湖北武漢人。政治學家。1960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曾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校長辦公室主任，上海師范大學校長，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等職。曾兼任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顧問，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
獨自撰寫或合作撰寫了《政治學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政治學概要》《政治學辭典》等著作、教材、工具書近30部，發(fā)表論文150多篇。1995年獲“全國優(yōu)秀教師”稱號，2018年獲上海市學術貢獻獎。
一年前，2021年8月24日，王邦佐先生逝世。
作為著名政治學家、復旦大學教授，作為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建設的倡導者和踐行者，數(shù)十年里，王邦佐先生一直推動著政治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復旦政治學人。
一位學人的角色往往是多元的，為人、為師、為學，多元角色相互聯(lián)系，或者說也融合在一起。王邦佐先生還有一個“為官”的角色，他做過上海師范大學校長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但按照儒家傳統(tǒng)，“為官”即“為師”，而且我也更情愿用“為人”“為師”來涵蓋先生“為官”的一面。
為人底色
先生出生在湖北省漢陽縣農(nóng)村。漢陽縣現(xiàn)在是武漢市蔡甸區(qū)。我有兩次與先生一起到武漢出差，隨他去過那里。蔡甸離武漢市中心也就幾十公里，但給我的印象已經(jīng)是窮鄉(xiāng)僻壤了。有一年是冬天去的，車子開不進去，走了蠻長一段化凍了的泥濘小路才到了先生的老家。不過，那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了。
復旦大學浦興祖教授在一篇追思先生的文章中寫道：
早年，王老師的父親在漢口當?shù)陠T，母親在家鄉(xiāng)種地，共養(yǎng)育6個孩子?！靶r候，我?guī)湍赣H干過農(nóng)活，放過牛?！薄斘业谝淮温犝f老師放過牛時，眼前便同時浮現(xiàn)出“漢陽放牛娃”與“上師大校長”的疊影。“王老師，我建議你以后寫回憶錄，書名就叫‘從放牛娃到大學校長’！”老師微微一笑，未置可否。“我九歲時，父親病故，從此家境每況愈下，兩個弟弟因病無錢醫(yī)治而死。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母親求助在上海的姑媽和堂兄，本想讓我去做童工，后因長得瘦小又不懂滬語而未能如愿，只好找了所小學繼續(xù)讀六年級?！崩蠋熒钋榈鼗貞浀?，“不久，上海獲得解放，百姓獲得新生。我依靠甲等人民助學金讀完了初中。接著，堂兄聯(lián)系好了一家工廠，讓我去當工人。班主任竹老師知道此事后卻認為‘輟學可惜’，并表示，如果是經(jīng)濟原因，她個人可以做些資助。堂兄聽后很是感動，便放棄了原來的安排?！庇纱?，王老師獲得了升高中、考大學的機會?！昂髞?，每逢春節(jié)，不管風雨冰雪，我都會去竹老師家拜年，直至她老人家仙逝。”
青少年時代的經(jīng)歷，奠定了先生的人生底色，這是他一生為人處世的基本色調(diào)。在先生擔任上海師大校長和上海社科聯(lián)黨組書記期間，我多次因公務隨同他出差。我們出差，交通從來就是坐經(jīng)濟艙、火車硬座，如果火車路途很遠的話，也就是坐硬臥。住宿是普通賓館的標準間，我們兩人住一個房間。有幾次在北京、成都辦事，先生執(zhí)意不肯打出租，而要坐公交車，還跟我說了一個應該誰都不大信服的理由——公交車比出租車快。因為這些經(jīng)歷，我那時一直以為，他這樣級別的領導享受的待遇本來就是跟我一樣的。
有一次，他坐在我的普桑車上說，這車也不錯啊。然后還跟我爭論，說坐車的目的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既然如此，普桑車跟豪車不是一樣的嗎？我就跟他說，同樣有房子住，張家是茅草房，李家是磚瓦房，能一樣嗎？先生還是堅持說，差別不大的。
我與先生的來往比較多，因開會等公務活動也常有機會搭乘先生的公車去這去那的。在我的印象中，師母好像從來沒坐過先生的公車。為證實此事，去年我曾經(jīng)專門打電話給多年為先生開車的司機謝師傅，謝師傅先是果斷地說師母確實沒有坐過先生的公車，但過了幾分鐘又給我回電話：有兩次陪伴先生去醫(yī)院看病坐過，這個算不算？
2018年，王邦佐先生獲上海市學術貢獻獎。該獎項主要獎勵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學術發(fā)展作出重大貢獻的上海學人，每兩年評選一次，每次評出三到四位獲獎者，這被認為是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最高殊榮。當年的上海市社會科學界學術年會，有一項議程是市委領導給學術貢獻獎的獲得者頒獎。那時，先生已經(jīng)在華東醫(yī)院住院一段時間了。會議組織者把邀請先生出席頒獎儀式的任務交給了我。為此我曾兩次到先生的病榻前，跟他說，到時候我自己開車接送您，先生才勉強同意。先生一向信任我，還一直夸我開車的技術特別好。
其實先生非常看淡類似這樣的獎項。他曾經(jīng)多次說，自己并沒有多少值得獎勵的業(yè)績，都是大家一起干的。如果不是考慮到這種獎項對政治學學科的影響，他甚至會婉拒參與評獎。
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并不是刻意的，不是一定要做出那種讓人家看到“我很清廉”的樣子。這就是他為人的底色，輕松、淡泊、坦然，亦怡然。
為師風范
2018年先生獲得上海市學術貢獻獎之后，有媒體給先生做了一個長篇專訪，題目是《“實事求是，留有余地”是我一生的行事準則》。因為擔任過復旦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等原因，先生與幾任校長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并深深受到兩位知名校長兩句格言的影響。“實事求是，留有余地”，就是謝希德校長給先生的寄語。
那篇專訪中有這么一段：
謝希德校長對我的影響也很深，我很尊重她。我去上師大當校長前，在復旦當校長辦公室主任，有一天我找到她，說，我要走了，你能不能給我留幾句話，給我些建議。她說可以啊，你不是經(jīng)常講實事求是嗎。我說對啊，她說我再送你四個字，叫“留有余地”。
這里之所以說“謝希德校長對我的影響也很深”，是因為蘇步青校長的一句格言對先生的影響同樣很深。
有諺語說“名師出高徒”，但蘇步青校長常說“高徒出名師”。王邦佐先生常常提起蘇老的這句話。他對這句話的解讀是，對我們老師的評價，主要是看你是否能夠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學生。
先生對學生的培養(yǎng)，完全不是那種嚴格要求、施加壓力的嚴師風格，而是創(chuàng)造條件、積極鼓勵、真心助力。
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96歲高齡的李幼芬老師的電話，她有事情一定要跟我說，是關于當年邦佐老師如何竭力推薦后輩學者評高級職稱的。20世紀80年代初，剛恢復職稱評定不久，李幼芬老師當時是國際政治系的黨總支書記，負責起草相關報告，還是講師職稱的邦佐老師有資格晉升副教授。她記得，邦佐老師專門找到她，說有位年輕老師非常出眾，應該符合破格晉升副教授的條件。李老師說，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啊。邦佐老師馬上說，材料我給你提供，報告我?guī)湍闫鸩?。雖然隔著電話，但言談之中，我完全能感受到李幼芬老師這位更年長者對王先生的敬佩。
當年政治學專業(yè)新增副高職稱的名額非常緊張，為了能夠保證特別優(yōu)秀的后輩學者獲得晉升，先生起草擬晉升名單時，有意把后輩的名字排在他之前，好在兩人都順利晉升了。這段老師與學生同時晉升副教授的佳話，一直為同行學界津津樂道。
早年，先生受邀為上海大學分校的一個社會學專業(yè)本科班講授政治學原理課程。授課期間，有位同學聽課非常認真，還經(jīng)常向先生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在這位同學本科畢業(yè)的時候，先生積極與學校人事處商量，讓這位同學到復旦任職，邊工作邊深造。后來，這位同學還到美國攻讀了博士學位，并成為知名的社會學教授，在政治社會學領域頗有建樹。
先生常常用“激將法”來鼓勵學生，通常會說，誰誰誰的學位論文都答辯通過了，你還寫不出來？誰誰誰都評上職稱了，你還不行嗎？這話要是被“誰誰誰”聽到了，或許還會產(chǎn)生誤解。
我們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先生如果有什么研討會、座談會之類的，通常會把我們叫到他家里。說幾號幾號，我要去參加市里領導主持的一個座談會，就什么問題聽取專家意見，叫你們過來幫我一起想想，我去講些什么。然后我們就七嘴八舌，一場“頭腦風暴”。我相信，先生幾天后的發(fā)言一定精彩。其實，先生的這個方法，既充實了他會議發(fā)言的內(nèi)容，又啟發(fā)了大家思考這個問題的思路，讓我們有了進入角色的機會，提高了思考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
先生說，跟學生打交道，最大的心得就是要相信學生，與學生打成一片。他對學生的大度和寬容令很多人為之動容。先生還說過，“如果學生犯了點小錯誤，我來承擔責任”。一位多年前移居海外的同學曾非常動情地跟我講了這樣一句話，“王老師的學生就是王老師的學生”。這句話看似同義反復，但表達的確實是真實情感，因為他就曾碰到了先生要為他承擔責任的事情。有一次，那位同學在校園里偶遇先生，先生就問：你干嘛去了啊，怎么好長時間不來找我啦？同學膽戰(zhàn)心驚地回答：王老師，我不好意思來找您，犯錯誤了。哪知老師馬上說：沒事的，我?guī)湍阕髯C。當然，實際上先生事先了解了些情況，覺得事情不大，才說得這么爽快。但就這么一說，那同學頓時眼淚嘩啦啦流下來。
先生對學生的真心助力，不是偏心和袒護，而是希望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和業(yè)績來獲得單位和社會的認可。盡管先生會盡一切可能幫助學生成長和發(fā)展，但是他非常不希望周圍的人們感到某人的成長和發(fā)展是因為他特別照顧的緣故。有時候，他甚至很直白地說，如果人們都感到你的職務或職稱的獲得是因為我王某人的照顧，這對你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先生出任上海師范大學校長之后，便有意在上師大把政治學學科也建立起來。那一年某個周末的上午，先生騎著自行車來到復旦大學的集體宿舍找我，開門見山地說，這樣吧，你到我那里去吧。接下來的幾周內(nèi)，先生就讓學校人事處搞定了我的一切調(diào)動關系。在我正式入職上師大的時候，先生跟我約法三章：第一，評職稱我相信你的實力，到市里參加打擂臺，不參加學校評，不占學校的名額（為了激勵年輕教師成長，曾有幾年市屬高校每年舉行一次全市性的統(tǒng)一高級職稱評定）；第二，在我當校長期間，你不可以參加各類評優(yōu)活動；第三，我也不會考慮你擔任什么領導職務。我深切感到其中的真愛和深意。
先生鼓勵學生關切社會，尤其是對我國的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問題發(fā)表真知灼見。先生的理由也非常獨到，他說，和任何事物一樣，政治問題也是科學問題，列寧說過，政治是科學，也是藝術。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現(xiàn)實社會中，政治也是最容易被人談論的領域。先生經(jīng)常對我們學生輩說，你們懂專業(yè)的，一定要多從專業(yè)的角度說話，不然，很多問題會給人說得越來越偏。但是同時，先生也要求學生，要把專業(yè)的話說得讓內(nèi)行和外行都能聽懂，都能理解。他在為學生的文字或者觀點把關的時候，說得最多的大概就是：“這個觀點，內(nèi)行人看了沒問題，外行人看了會認為有問題。所以要做些調(diào)整。”
為學信念
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學等學科要“補課”。先生在政治學補課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也奠定了他在政治學界的重要地位。
北京大學王浦劬教授曾經(jīng)這樣評價：“王邦佐教授長期從事政治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工作，是改革開放后當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創(chuàng)始人。1982年，為了響應鄧小平關于政治學‘要趕緊補課’的號召，王老師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毅然主動請纓，主持創(chuàng)辦了全國第一屆（也是唯一的一屆）政治學講習班，對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發(fā)展起到了‘亮相、啟蒙、播種作用’（著名學者夏書章先生評價），并由此直接推動了中國政治學學科的恢復，同時也奠定了上海政治學學科在全國的‘重鎮(zhèn)’地位?！?/p>
我本人非常有幸，成為在政治學學科“補課”過程中最早“被補課”的學生之一。
那是一年暑期，我們十多位政治學專業(yè)在校碩士研究生正在各自的家鄉(xiāng)度假。假期還沒過半，我們都收到了先生的一封親筆信。那時候不像現(xiàn)在，不用說手機，就是固定電話都沒有，只能寫信。
先生來信的主要內(nèi)容是，全國上下正在學習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請大家盡快回校，認真研讀和討論。先生說，這是政治學的權威教材，也是當前我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的綱領性文獻。緊接著，我們這些研究生紛紛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回到了學校，進行了多次專題研討活動。
為了“補課”，先生當年真是費盡了心思。補課意味著什么？為什么要補課？應該補什么課？這是他思考得最多的問題。
我還清晰地記得先生在課堂上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先生說，補課的原因不外乎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在理論方面，因為多年來我們對政治學等學科的忽略，使得對很多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成為空白；在實踐方面，政治學等學科的缺失，也可能是剛剛結束的“文革”之所以發(fā)生的一種文化性和知識性的根源，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僅有經(jīng)濟方面的改革，還有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而為了有效推進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就需要有政治學的理論研究。
1982年，復旦舉辦政治學講習班，先生是主要組織者。從講習班安排的主要課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先生對“補什么課”的思考。講習班為學員開設了6門主干課程，包括王邦佐與孫關宏老師的《政治學原理》、徐宗士老師等的《比較政治制度》、夏書章與周世逑老師的《行政管理》、朱維錚與李華興老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李昌道老師等的《法學基礎》、龔祥瑞老師等的《比較憲法與行政法》。另外，還開設了“美國政治制度”“政治家論”“西方政治思想”“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民國政治學”等系列講座。當然，先生關于“補什么課”的思考，事先聽取了很多前輩和同道的意見。據(jù)孫關宏老師回憶，為了考慮在講習班上講什么課、請誰來講什么課、請誰來開什么講座，王老師與孫老師跑了很多地方、見了不少人，皮鞋都跑壞了兩雙。當然成效也十分顯著，當時國內(nèi)的老一輩知名政治學者都很支持，幾乎全部被請到講習班授課。
對“補課”的思考和實踐直接影響到先生對于我國政治學知識體系和一系列理論問題的認識。
我們在先生20世紀80年代發(fā)表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共產(chǎn)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大綱》等文章、參與編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政治學辭典》《政治學概要》《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等著述中，不難看到先生很多關于政治學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觀點，以及他對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的深入研究和探討。這些研究和探討無疑為我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使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日益明晰，為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作出了貢獻。
政黨制度在政治學理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生較早涉足了關于政黨制度的一些基礎性問題。1984年，先生與陳其人、譚君久合作，撰寫了《美國兩黨制剖析》一書，系統(tǒng)分析了美國兩黨制度下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其發(fā)展演化，這是新中國研究西方政黨制度的一部較早的也是較成功的學術專著。1988年，先生與胡偉合作發(fā)表了《中美兩國政黨制度的功能比較》一文，指出美國政黨制度中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影響民主價值的弊病，并進一步討論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如何避免這些弊病的問題。在關于政黨制度的研究方面，先生將生態(tài)政治學的分析方法運用于政黨制度研究，在社會諸系統(tǒng)中探尋不同政黨制度得以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基礎性淵源，使政黨以及政黨制度的研究得到了深化，為我們理解和把握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不同政黨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啟示。1997年由學林出版社出版的先生等主編的《西方政黨制度社會生態(tài)分析》、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生主編的《中國政黨制度社會生態(tài)分析》，是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先生對于我國政黨以及政黨制度的研究，不僅包括一般理論以及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研究，也涉及對民主黨派、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的研究。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編的《中國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史》一書，從史學的角度，生動、詳盡地闡述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治性、價值性功能和意義，也突出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界人士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在先生看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共同選擇，這是因為彼此具有共同的利益與目標。該書出版之后，有評論稱，該書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較為系統(tǒng)的統(tǒng)戰(zhàn)史，國內(nèi)有關研究機構亦有較高評價。先生一直認為，關于對我國政黨以及政黨制度的研究，不僅需要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也要研究各民主黨派。1986年，先生與孫關宏共同署名，在一個內(nèi)刊上發(fā)表了《關于我國民主黨派作用的思考》一文，從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監(jiān)督作用、服務作用和橋梁作用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提出民主黨派成員的實質(zhì)性參與及實現(xiàn)民主黨派系統(tǒng)化、組織化、全面化和法制化監(jiān)督的建議。這些學術思想在學界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我國政治學研究的恢復，與改革開放的推進同步。先生在致力于政治學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建構的同時，也涉及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政治學議題，包括干部制度改革、政府職能轉(zhuǎn)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一國兩制”及其主權與治權關系等。今天看來，先生在這些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政治學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匯集了先生 60余年學術生涯之精要。
先生對政治學的這些思考和探索，無不源自他對學術的強大信念，無不源自他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2021年8月20日晚間，先生已處于彌留之際，師母正式告知我，老師早在2012年10月22日就寫下“叮囑”：在他走后，一、不舉行任何悼念活動（含告別式）；二、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三、謝絕任何人到家探訪；四、外地親友勿來滬；五、遺體、器官捐獻。師母還說，2016年8月26日先生再次住院，還特別說明：2012年10月22日的“叮囑”繼續(xù)有效。很多人都對先生為其人生畫上圓滿句號的方式表示敬佩，我也是。先生的學術情懷和家國情懷，貫穿他生命的始終。
（作者：桑玉成，系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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