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游記跨文本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遼寧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西游記》是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之一。有意思的是，今天當我們提起西游人物及有關(guān)故事時，想到的往往不止于一部小說，還包括戲曲、說唱、影視、圖像等文藝作品；它們又大多不是純粹的文藝機制作用下的產(chǎn)物，而是與宗教、民俗活動存在更直接、更密切的聯(lián)系。事實上，這種百花齊放的“經(jīng)典”效應，不僅是當下的，也是傳統(tǒng)的。大量民間文獻的存在，便是我們認識這一多元傳統(tǒng)的重要依據(jù)?？v觀漫長的西游故事演化和傳播史，每每可見話本、寶卷、神書、鼓詞等各類文本參與其中，它們攜來大量宗教、民俗元素，使其沉淀于故事系統(tǒng)，最終形成多元雜糅的“西游”世界。

“西游”民間文獻的散點透視。 “西游”民間文獻浩如煙海，《西游說唱集》中就收錄了10大門類的32種文獻，但也只是“冰山一角”。不過，所謂“冰山一角”并不意味著視角單一，而恰恰是一種多元的“散點透視”。

正因此，我們可以更充分地把握“西游”民間文獻的多樣圖景。從文獻涉及的文體樣式看，“西游”民間文獻包羅戲曲、話本、寶卷、神書、鼓詞、子弟書、快書、牌子曲等眾多文藝門類。而就其呈現(xiàn)的具體內(nèi)容看，其中的故事大都別具風致。如《西游寶卷》《江淮神書》等，其關(guān)鍵情節(jié)幾乎涵蓋了“百回本”小說的主要板塊（“魏徵斬龍”“太宗入冥”“劉全進瓜”“江流故事”），但細節(jié)處常有出人意表的變化?？梢园l(fā)現(xiàn)，面對豐富多彩的“西游”民間文獻，以“散點透視”的方法加以觀照，不僅可以實現(xiàn)“西游”文獻門類的宏觀鳥瞰，也可以將視點楔入具體的代表性文本，進而關(guān)聯(lián)起相應的研究視角，為“西游”民間文獻的深度考察奠定基礎(chǔ)。

借一斑而窺全豹。在諸多西游故事中，“江流兒”故事最具代表性。該故事記述“江流兒”（或稱“江流和尚”“江流僧”）出身事跡。原本獨立發(fā)育、傳播，后經(jīng)“西游”故事群落吸納、整合，與“魏徵斬龍”“太宗入冥”“李翠蓮施釵”“劉全進瓜”等一道成為“大鬧天宮”故事與“西天取經(jīng)”故事的過渡單元。這一故事大約成型于宋元，以南戲《陳光蕊江流和尚》和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jīng)》雜劇為標志，至楊景賢《西游記》雜劇發(fā)育完備。然而在明代百回本《西游記》小說系統(tǒng)中，卻沒有完整的玄奘出身故事，只是在敘事進程中以詩歌（靈通本諱號“金蟬”）簡單帶過。一直到清代“西游證道書”系統(tǒng)才插入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的情節(jié)。但此回情節(jié)不論文字風格還是結(jié)構(gòu)鋪設，與整部書都有些鑿枘不合。能夠看出百回本在對此故事的選擇與裁剪上還是頗費思量的。畢竟文人話語系統(tǒng)的“精英”意識，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作者的手腳。而在民間話語體系的“西游”說唱之中，這段流傳久遠的傳統(tǒng)故事，卻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這里僅以常熟寶卷為例，試看“江流故事”的地域化重述。關(guān)于唐僧出身的寶卷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與通行本中的“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情節(jié)相近，如《盜印謀官》（又名《江流寶卷》《唐僧出世》）。故事略謂：洪農(nóng)人陳光瑞得中頭名狀元，丞相殷開山將三女兒滿堂嬌（或作溫嬌、鳳英等）配婚。光瑞攜妻歸家探母，陳母病中想吃鮮魚湯。光瑞買到活鯉魚，發(fā)現(xiàn)魚兒眨眼，于是放生江中。魚為龍王三太子所化，三太子感恩銘記。光瑞奉旨洪州上任，中途將老母寄養(yǎng)海門縣招商飯店。夫妻過江，被水賊劉洪打劫。陳光瑞投江，為三太子搭救。殷氏被強占。劉洪假冒狀元上任。殷氏懷胎十月，產(chǎn)下一子。觀音菩薩送錦匣一只，佑護孩兒“遇難成祥”。拋江孩兒為金山寺法明和尚收養(yǎng)，取名江流兒。江流兒十七歲知曉身世，尋母認親，相府搬兵，劉洪伏法。光瑞現(xiàn)身，一家團圓。

《長生寶卷》與《盜印謀官》的內(nèi)容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陳光蕊、殷溫嬌與劉洪的前世冤愆。殷氏前身是看守王母蟠桃園的彩鳳仙子，光蕊則是南極仙翁座下鶴童，因偷盜蟠桃與彩鳳沖突，王母貶二者下凡歷劫，以了前緣。鶴童與岐山兩只貓精結(jié)怨，貓精轉(zhuǎn)世化身強盜劉洪、劉青兄弟，由此合上了“前世恩怨今生了”的套路。

常熟寶卷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本地第二類唐僧出身故事——“陳子春游龍宮”，可被稱作“陳子春”系列（包括《陳子春恩怨寶卷》《三元寶卷》等），其最大特點是雙線敘事結(jié)構(gòu)，即多出一條“陳子春游龍宮”的情節(jié)線索，增加了三元大帝的出身。陳子春中狀元，招贅相府，攜家眷上任，因母病買鯉魚放生。洪江被害落水，得龍王三太子相救，為報前番放生之德，三太子將三個妹妹許配與子春，三龍女生下三子。子春惦念殷氏，不顧龍女勸阻前去尋妻，再遇劉洪，二次被害，尸體被丟入枯井。殷氏得觀音所賜黑虎護身，保全貞節(jié)。江流長大認母，復仇，母子相會。三元救父還陽，殷氏自盡亦為所救。最后三元被皇帝敕封為天、地、水三官——“三元三品三官大帝”。

陳子春故事和江流故事最大的不同，就是糅進了“地方知識性”。與此故事同一系列的還有《三官寶卷》（《三元寶卷》），但又有所不同。《三官寶卷》講述靈臺陳子春元宵看燈，被太白金星引入龍宮，與東海龍王三位公主（白蓮、青蓮、翠蓮）結(jié)親，婚后生三子——上元、中元、下元，三元幼年即入云臺山修道。子春重返人間，高中狀元，被公主拋彩球打中，卻不肯做駙馬，被貶放邊關(guān)做知縣。迷魂洞魔王劫掠城池，將子春搶入洞中。三元修道八載，法力無邊，歸家訪父。太白金星取妖精放入皇宮井內(nèi)，妖祟不斷，無法收伏。三元捉妖，又受皇封領(lǐng)兵出征，剿滅魔軍三十六萬，救父團圓。被玉帝敕封為三元大帝，永受后世香火，“云臺山上安然坐，巍巍宮殿接青云”。該故事的獨特之處在于僅有陳子春事跡，在習見的拋彩招親套路上反其道而行，也就沒有江流出世，僅有三官大帝的傳說。

陳子春故事（三元大帝傳說）已經(jīng)變成有別于“西游”故事的“另一個”，其敘述目的在于傳播“地方知識”，為地方信仰“背書”，以致原故事中的配角走向前臺，主角竟被擠出舞臺中心，甚至“下場”，借此倒是可以窺察民間傳說演變的動力機制。但這種地方特色濃郁的故事，也被限制在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間內(nèi)，輻射性、延展度皆有限，反不如單純的江流傳說流布廣泛，能夠脫離地域狹窄的時空情境，進入廣闊的、多元化的流通渠道。

“一元”與“多元”的反觀。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原生態(tài)的“西游”故事并未因為百回本小說的問世而銷聲匿跡，相反卻在相對自足的文化空間內(nèi)更生、流轉(zhuǎn)。與寶卷類似的，還有江淮神書、薩滿神歌等說唱門類也在演述著“下沉世界”的西游故事——在市廛巷陌、田間地頭流傳的故事，更貼合市井細民與鄉(xiāng)民知識結(jié)構(gòu)和文化教養(yǎng)的故事。透過這些土生土長的“西游”民間文獻，我們發(fā)現(xiàn)并還原了一個多元的“西游”世界，它與習見的“一元”之“西游”世界形成強烈反差。

所謂“一元”之“西游”世界，是以“百回本”為核心的。與之相伴的是單一的研究視角。從胡適、魯迅等前代學者開始，現(xiàn)代“西游學”的研究空間也呈現(xiàn)出強烈的“一元”色彩，即以“百回本”為中心，形成由內(nèi)而外的三個研究層次：一是對百回本的審美闡釋與文化解讀；二是作家、版本考證；三是成書、影響研究。很顯然，這種一元化的研究空間始終體現(xiàn)出強烈的文人話語特征，至于民間世界中豐富多彩的西游故事，則并非其關(guān)注的焦點。在這種失衡的學術(shù)語境下，“西游”民間文獻的豐富內(nèi)涵很難得到充分發(fā)掘。

通過對“西游”民間文獻的多元觀照，我們可以突破既往研究的瓶頸。以傳播方式論，“西游”民間文獻不僅涉及傳統(tǒng)的案頭、場上之別，更與宗教、民俗活動的“實用主義”路徑密切相關(guān)。以地域特征論，“西游”民間文獻不僅體現(xiàn)出中華文化版圖的整體形象，也呈現(xiàn)出豐富的地域色彩，引導我們將視點移至諸如閩越、江淮等地域文化空間。以民族精神論，“西游”民間文獻不僅體現(xiàn)出多民族共同體的主體精神，也隨著中華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拓展到更為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空間。

這種基于豐富文獻的多元“西游”世界之建構(gòu)，不僅意味著學術(shù)空間的深入拓展，也意味著學術(shù)重估的可能，而“重估”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經(jīng)典個案之重估，如《三藏取經(jīng)》《蓮花會》等民間文獻個案的再發(fā)現(xiàn)與深入研究。第二，“西游”故事體系之重估，如傀儡戲《三藏取經(jīng)》與“西游故事”的南北系統(tǒng)之重估。第三，研究方法之重估，即“跨文本”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深入，這不僅體現(xiàn)在文本間的橫向解讀，也體現(xiàn)在通過文本系統(tǒng)進而深入多元文化空間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