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文學中桃花源形象的塑造與現(xiàn)代建構研究”負責人、湖南財政經濟學院美育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桃花源”又稱“世外桃源”，是漢文學史上歷久彌新、家喻戶曉的經典性文化符號。漢文學對桃花源的表述根植于先秦，孕于漢魏，生于晉，興于唐，盛于宋明，輯佚成典于清，積淀了源遠流長的桃花源形象史。在古典想象的基礎上，今人通過園林景觀、戲劇、影視、游戲等藝術形式，實現(xiàn)桃花源形象的重塑與文化再生產?？梢哉f，古典“中國夢”就是歷代文士通過詩、賦、記、志、圖、碑等文藝載體塑造出虛構性、憧憬性、異域性的“千古文人桃源夢”。

哲學觀與記體文：“世外桃源”的創(chuàng)生

先秦哲學是“世外桃源”的精神之源。作為超越性、憧憬性文化存在，“世外桃源”根植于先秦哲學中“曾點氣象”“無何有之鄉(xiāng)”等超越性哲學。老子所構想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是一個百姓不被役使、子民安居樂業(yè)、國家和平共處、社會講信修睦的理想國度?？鬃蛹捌涞茏铀鶚嬒氲摹霸c氣象”“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是一種超越物質生存、超越功利事用、直透本心本體的生命情調和生活方式。莊子所構想的“無何有之鄉(xiāng)……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雖是渺茫而虛幻的夢境，但使人能在其中獲得適性逍遙的超越境界。先秦哲人所建構的超越性生存方式，采用思辨式、審美化、抒情性語言表述，屬于形而上層面的哲學夢，令人追慕不已。直至晉陶淵明賦“世外桃源”于“武陵”，具象化表述漁人溪行、桃源奇遇、重尋迷津三段故事，所敘之人是深處邊緣之地的“武陵人”“避秦人”，陶氏以強烈的底層意識和人文情懷，構想了讓中國文人念茲在茲、孜孜以求的千年“桃源夢”。

明文徵明《桃源問津圖》局部 資料圖片

魏晉南北朝“地記”是“世外桃源”的文體范式?！疤一ㄔ础钡涑鎏諟Y明筆下《桃花源記》，這種側重景物描寫、記述奇聞軼事，兼具地學與文學的文體，源于漢魏六朝“地記”傳統(tǒng)?！暗赜洝笔怯浭瞿车亟?、山川、風俗、物產、人物等情況的著作。南朝方志學家任昉整理的地記達到244種、252卷，可見魏晉南朝時期的地記卷帙浩繁、蔚為大觀。漢末魏晉政治動蕩，經濟、文化重心有所下移，地記的演變軌跡呈現(xiàn)出由皇權中心向邊緣地帶移動的趨勢，構成一個從功利目的向審美超越的轉換，顯示文學創(chuàng)作與時代圖景之間的深邃聯(lián)結。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記錄武陵郡山脈、水流以及所居人口等，“武陵”一詞作為行政地理區(qū)劃而存在。西晉湘人羅含撰寫《湘中記》，其筆下的衡山、湘水、天臺山已成為審美化對象；東晉郭璞注釋的《山海經》是一部記述古代山川異物、神話傳說的書；從陶淵明所撰《讀〈山海經〉十三首》可知陶氏對地記的接受。年代較陶淵明稍晚的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466—527）在《水經注》中并未出現(xiàn)有關“桃花源”的表述，但較全面地梳理出武陵郡山水資源稟賦，其中水資源包括“無水”“白璧灣”“脩溪”等27條；山脈資源包括“綠蘿山”“平山”“枉人山”等20座。南齊黃閔和梁伍安貧分別撰《武陵記》，兩位武陵人皆利用《桃花源記》的影響，撰寫地記以資宣揚己地之山水人文。

從文學意象到實體景觀：“世內桃源”的建構

自“晉太元中”（約為387年）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共計234年間，“桃花源”僅作為文學意象存在，是一個虛構性、憧憬性、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直至唐代，“朗州”竟出現(xiàn)與“世外桃源”相對位的桃花源實體景觀，朗州一躍成為桃花源原型地，何也？一是唐時“朗州”是史上“武陵”地區(qū)自然與人文地理的沿革之地，其地在唐時大興水利，區(qū)域經濟得到發(fā)展，具備建構桃花源原型地的地理條件與地利優(yōu)勢；二是唐代歷任統(tǒng)治者禮遇隱逸的風尚為陶淵明思想的群體性接受提供政治基礎，作為陶氏人格化象征的桃花源獲得唐人，特別是中晚唐文人較為廣泛的認同；三是唐朝保護與開發(fā)“靈山仙跡”的詔令為劉禹錫等“朗州”官員建構桃花源景觀提供政策與權力支撐。在多股力量推動下，“朗州”得以在唐時催生融實體性、景觀性、公共園林為一體的桃花源景觀。該原型地的建成又引發(fā)唐代文人群體的“游歷熱”與詩畫“創(chuàng)作熱”，進而確認“朗州”桃花源的原型地位并擴大其在全國的影響。

宋代大力營造桃花源人工景觀。據(jù)記載，宋政和元年（1111），桃花源景觀建有萬年殿、樓閣，齋竂、廚庫、廊廡、方丈，楹（堂屋前的柱子）數(shù)達1330根，1112年御賜“桃川萬壽宮”額；1241年增創(chuàng)武當行宮。據(jù)統(tǒng)計，宋金時期有蘇軾、王安石、梅堯臣、朱熹等27位文人創(chuàng)作的32首詩文，詩題中反復出現(xiàn)“桃源”“桃花源”“桃源圖”等關鍵詞以及“行”“過”等表示游歷的關鍵詞。相比唐代，宋代文人開啟桃花源景觀入畫的潮流，更加強了桃花源景觀的經典化，客觀上鞏固了桃花源景觀的位置。成書于南宋的地理總志《輿地紀勝》記載，宋代桃花源出現(xiàn)集稱性景觀“桃源八景”（桃川仙境、白馬雪濤、綠蘿晴晝等）。宋乾德（963—968）中析置桃源縣，以其地桃花源而名，一直沿用至今。

因元末遭到“兵燹”，明代遂多次重建桃花源的人工景觀。明代以桃花源為題材，用于記事、記物、寫景的敘事類文章達到54篇，除了記載“桃源洞”等核心景觀外，還開掘出“靈崖”“白馬渡”“龍角山”等新景點，再次系統(tǒng)梳理和極大拓展了桃花源的自然與人工景觀。據(jù)《明萬歷桃源縣志》記載，明代的桃花源景觀已有“內八景”（桃花溪、遇仙橋、秦人洞等）、“外八景”（桃川仙隱、白馬雪濤、梅溪煙雨等）。清人則繼續(xù)順承前朝營造桃花源景觀的做法，一是對前人營造人工景觀的修廢舉墜，例如“重修桃川宮”“募修桃川古殿”等。二是圍繞桃花源景觀開展群體性游歷活動。據(jù)統(tǒng)計，清人乾隆、羅人宗、釋一休等163人撰寫詩文281篇，詩題中反復出現(xiàn)“桃花源”“桃源”“桃源洞”等景觀，其中“和韻”的詩文就有9篇，更能體現(xiàn)詩人對桃花源景觀的群體性認同。相比前人，清人塑造桃花源景觀有其突出特點。一是最高統(tǒng)治者進入桃花源景觀的塑造，清乾隆題寫《擬桃花源中人送漁郎出源》等詩文，無疑是對建構桃花源景觀提供更強的話語力量。二是清人對桃花源系列景點的考辨。例如《桃源洞天志》《避秦辨》《沅南辨》等作品問世，這是清人對桃花源的自然、人文景觀的系統(tǒng)性總結，更加確證了桃花源的影響力。

由“排他”到“共贏”：桃花源原型地爭鳴

桃花源形象在當今全域旅游與景觀敘事中再次復興。截至2022年5月，全國有湖南常德桃花源、重慶酉陽桃花源、河北盤山桃花源、安徽黟縣等36地爭做“桃花源”原型地，另有美籍華裔設計師貝聿銘設計，被譽為日本“桃花源”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韓國江原道寧越郡“武陵桃源面”（“面”相當于中國行政區(qū)劃的基層單位“鄉(xiāng)”）等，形成蔚為壯觀的“位置爭鳴”。關于桃花源原型地的學術爭鳴首推影響廣泛的“陳唐之爭”，即陳寅恪先生提出桃花源原型地的“弘農說”“上洛說”；唐長孺先生提出南方“武陵蠻”說，另有學者提出“安徽黟縣說”“貴州銅仁說”“廬山說”“湖南安化說”等。

上述常德與酉陽等36處桃花源原型地雖然眾說紛紜、言人人殊，卻是其來有自，均以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以及千古文人詩文疊床架屋“層累”所成的景觀地貌、風土人情、故事內核、精神底蘊為藍本，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針對桃花源位置爭鳴的話語問題，實際上應破除“排他性”話語敘事，主張合作性倡議，構建桃花源文化共同體。也就是說，如果每一個桃花源景觀主體都能挖掘自身文脈，不囿于原型位置，而是開拓有歷史深度、人文溫度、風物觀賞度的獨特性，才能成為文化旅游接受者青睞的對象。常德桃花源可講述唐代劉禹錫等人建構桃花源景觀的故事；河北盤山桃花源可講述東漢田疇隱居盤山，躬耕奉養(yǎng)父母的故事；湖北竹山桃花源可講述唐人陰隱客誤入世外“梯仙國”的故事；酉陽桃花源可宣傳“世界上有兩個桃花源，一個在您心中，一個在重慶酉陽”的廣告語……如此，每一個桃花源都能實現(xiàn)差異化表達，多元話語構成復調呼應。36個桃花源主體相互之間不再是互不兼容的反對者，而是一道解決桃花源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家族共同體”，讓每一個桃花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使得“千古文人桃源夢”生生不息、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