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蔡鴻生（1933—2021），廣東汕頭人，歷史學家。1953年考入中山大學歷史學專業(yè)，1957年畢業(yè)留校任教。曾任該校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歷史大觀園》月刊主編。長期從事中外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重點探討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俄羅斯館與中俄關系，嶺南佛門僧尼史事，廣州與海洋文明，歷史研究的學理和方法等領域。著有《俄羅斯館紀事》《尼姑譚》《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廣州海事錄：從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等。
《讀史求識錄》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
《廣州海事錄》
《清初嶺南佛門事略》
【大家】
蔡鴻生先生的名氣，不如他的學問那么大。在學術界，“蔡鴻生”這個名字，并非玉落大海、默默無聞，也算不上如雷貫耳、聲震八方，但在我看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何謂“大先生”？在漢語中，“先生”是一個尊稱，“大先生”更是對人格、品德、學業(yè)上能為人表率者的尊稱，只有社會的尊者、育人的能者、心懷家國學問的大者，方可稱為“大先生”。蔡鴻生先生就是這樣的“大先生”。他一生行事低調(diào)，遠離平庸，他的求真思索可以使后學受益終生，他的求新成果經(jīng)得起歷史的長久推敲，多年以后依然可以在浩瀚書海里熠熠生輝。
我不是蔡鴻生先生的親炙弟子，頂多是個私淑弟子，但是我對他的敬仰不亞于入室弟子?！拔母铩鼻埃滔壬?0歲出頭，就在《歷史研究》等雜志發(fā)表了幾篇有分量的論文。那時發(fā)表論文的機會很少，比今天難得多，他不僅發(fā)表了，而且其獨到的見解受到學術界重視。20世紀80年代我讀研究生時，曾仔細拜讀過他的論文，知道他的研究領域極為廣泛，從中古突厥到近代廣州，從中西交通到海絲港口，融會貫通，由博返約，在見面之前，就已經(jīng)對他非常敬重了。
1996年我去廣州開會，在中山大學第一次拜見蔡先生，那時他63歲，滿頭鶴發(fā)，白眉低垂，精神矍鑠，很像一尊參透了世間萬象的神。那次，蔡先生親自帶我去了陳寅恪的故居，還講了一些他自己讀書時的情況。1953年秋，他20歲，跨進中山大學歷史系的門檻。1955年，以“元白詩證史”選修生的身份聽陳寅恪先生講課。授課是在陳寅恪家里，正式的選修生加上旁聽的教師，一共只有幾個人。陳先生講學很有魅力，借歷史、文學揭示古代社會與人性的沖突，由表到里啟發(fā)學生理解歷史，令人茅塞頓開。
如今，距離我們第一次見面已經(jīng)過去20多年了，蔡先生也已經(jīng)去世整整一年了，但我對當年的情形記憶猶新，不由感到，要在新的環(huán)境下重新體會老一輩“大先生”的風神氣韻，回望他們作為真正的學術耕耘者的心路歷程。
沒有畢業(yè)，只有畢生
蔡先生上大學時，受到過嚴格的思辨能力訓練，陳寅恪等老先生傳授的史學思維又給他的讀書實踐增添了許多養(yǎng)料。他多次和我聊起馬克思、費爾巴哈等西方哲人的著述，也談起陳寅恪、岑仲勉等人的學術貢獻，這與他五六十年代的學習背景有關。那時的理論學習，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為他奠定了站得高、看得遠、走得長的學術基礎，因此才能在日后縱橫古今、聯(lián)通中西。
他也要求我讀一些西方歷史哲學著作，尤其是那些歷史哲學、宗教批判的經(jīng)典。這些書對人類的思想發(fā)展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不僅是學術經(jīng)典，而且是如今我們理解西方社會基本觀念的重要基礎。遺憾的是，這些書我讀過就忘記了，只了解了皮毛，沒能吸收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20世紀60年代，蔡先生還是一個青年教師時，就已經(jīng)具有環(huán)視世界的眼光和膽識了。他游走在“西洋”與“西域”之間，發(fā)表了多篇引起學界關注的高質(zhì)量論文，后來又以突厥和九姓胡的研究名滿學界。他雖然成名很早，但始終執(zhí)著于學術，淡泊名利，以一介書生的力量，播撒智慧，收獲果實。
蔡先生非常重視學術傳統(tǒng)的傳承。他說：“一個學科需要幾代人努力，陳寅恪、岑仲勉這樣中山大學‘雙星’的班現(xiàn)在誰來接？過去，很多人不知道絲綢之路是什么，現(xiàn)在人人皆知。但唐宋絲路與明清絲路不同，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絲綢的輸出與歷史上的絲綢貿(mào)易也是不一樣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后，資本主義的貿(mào)易與以前的貿(mào)易大不一樣，廣州十三行也變成了絲綢之路貿(mào)易，走西口的也成了絲綢之路貿(mào)易。不懂這些，研究就走樣了。這就是陳寅恪講的‘要有通識’?！?/p>
2003年是法國漢學家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出版100周年。蔡先生對我說，《西突厥史料》是西突厥研究的奠基之作，即使百年之后，對于沙畹這樣的國外杰出學者，我們也應該銘記。我遵照他的囑咐撰寫了《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邏祿熾俟弘福墓志釋證》，以示學術研究歷來是薪火傳承，百年不輟。他看了很高興。
他鼓勵我克服困難，抓緊時間做一些前沿課題研究。他說，“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等到了老年就很難有創(chuàng)造力。確實，在國外學術界，一些知名學者一旦年齡大了，沒有新鮮思路，不出版新成果，不參加學術活動，很快就會被人們遺忘。但在中國學術界，尊師尊老是我們的傳統(tǒng)，學術資格愈老愈得到尊重?？刹滔壬煌?，他受到人們的尊重，不僅因為他年高德劭，而且因為他一直在給學術界帶來新的成果。進入古稀、耄耋之后，他仍然耕耘不輟，連續(xù)寫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論文，敘述精彩，剖析精到，立論穩(wěn)當，評論中肯，其記憶力與學識功底常常使我無比嘆服。按林悟殊教授所說，蔡先生頭腦越老越清楚、越老越睿智，他思考的學術問題從來都是前沿、尖端的。
“沒有畢業(yè)，只有畢生”，“學問永遠在路上，花未全開月未圓”，“學海無涯，學無止境，學問是一個望不到邊際的認識領域，有起點而無終點”，這些都是蔡先生常說的話。
言之有物，言之有趣
當知識的積蓄至深至厚時，思想的光芒往往就會閃耀而出。進入蔡鴻生先生的學術世界，那里有學問，更有思想。他對時代的感受和認識，散落在他的著述之中，只有沉浸于他的學術之河，才能分揀出他思想的結晶。
每當我讀他的書，都會感嘆他知識面的寬闊，不僅時間跨度大，而且涉及范圍廣，《俄羅斯館紀事》（1994年）、《尼姑譚》（1996年）、《清初嶺南佛門事略》（1997年）、《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1998年）、《廣州海事錄：從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2018年），從古代到近代，從外事到宗教，從理論到考證，彼此呼應，求索闡釋，均為扛鼎之作。他的著述，往往不僅“言之有物”，而且“言之有趣”，文字清晰，語言精練，氣韻生動，有的如低回的慢板，有的如鏗鏘的快板，把學識的廣博和哲理的睿智融為一體。
《學境》（2001年）是他學術思想的總結性匯集，他在書中直呼放眼世界做學問，堪稱先賢留給后人的遺教，其中的《精神生產(chǎn)的歷史經(jīng)驗》《陳寅恪史學的魅力》《學風、學位和學問》《為自己的學業(yè)進補》等文章都給我極大啟迪?？上В芏鄬W子沒有讀過這本書，我極力督促我的博士生們認真閱讀。
《讀史求識錄》（2010年）是他為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120周年匯編的文集，上輯選入了多篇他講述治學心得的文章，下輯的文稿結合“學理與方法”的研究生課程，娓娓而談，猶如一位人文學者的精神史，提示我們在學術選擇、創(chuàng)新動因和釋讀求知的背后，洞悉時代演進的歷史大勢。最令我難忘的是，他沿著陳寅恪“讀史求識、脫俗求真”的遺教踐行不止。正如他說的，歷史的洞察力，并非“飽學”的自然結果，讀書人中，有知之士摩肩接踵，但有識之士只是鳳毛麟角。
蔡鴻生先生強調(diào)以古為新，用新的學術眼光激活舊的文獻史料。在《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廣州海事錄》這兩部書中，他對經(jīng)典文獻的細讀、精讀，以及對最新研究成果的吸納，都令我們佩服不已。
蔡先生說，做學問的宗旨，在于求真理，探究歷史，需要有“辨真”的慧根。他多次教育我，要有很強的形象思維能力和過人的想象還原能力，要有走進當時環(huán)境的歷史感，因為歷史的空白只能用事理邏輯去彌補，透過虛實互補去尋找歷史發(fā)展中帶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他面對文獻史料時，就有一種如歷其境、如溫舊夢、如對故人的感覺。
“粟特人在中國”的問題現(xiàn)在頗受中外學術界關注，一般學者往往糊里糊涂地把“粟特”混同于“九姓胡”，把“祆教”混同于“瑣羅亞斯德教”，把“胡姓”混同于“胡人”，把“住戶”混同于“聚落”。蔡先生非常認真地說，粟特史概念必須明確化。他早早就指出，粟特不等于九姓胡，祆教不等于瑣羅亞斯德教，胡姓不等于胡人，住戶不等于聚落。他對唐代九姓胡的研究，從城邦與聚落、胡律與禮俗、節(jié)慶與胡名、貢表與貢品等方面一一深入，緊緊抓住“朝貢”和“胡俗”兩條線索，解決了前賢沒有解決的問題，提出了嘉惠后學的一系列卓越見識。他把外來的獅子、波斯犬、名禽、汗血寶馬以及胡名、胡神、胡食等等都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鏡子來研究，取得了非凡的突破。比如對獅子的研究，他遍舉中外文獻，從朝貢、宗教、藝術、民俗等多個視角進行分析。從貢品史看，獅子作為西域的貢品被引進中國，因其只有觀賞性而無實用性，不能像汗血寶馬那樣養(yǎng)殖和調(diào)習，常常遭受卻貢、遣返或老死于蟲蟻房中的冷遇，終于銷聲匿跡，對中國歷史進程毫無影響；從民俗史看，經(jīng)過華夏文化的陶冶，獅子形象大放異彩，變成“四靈”的同伴，既受民間喜愛，也可登大雅之堂。由此得出結論：“歷代中國人所贊賞的，并非獅的形體，而是獅的精神。”
外來宗教史也是蔡鴻生先生有貢獻的研究領域之一。他說，在從事唐代蕃胡研究的時候，往往情不自禁地去敲一敲宗教之門。在《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他否定了突厥木桿可汗父女事佛的客觀可能性，指出突厥人由信仰薩滿教轉(zhuǎn)向信仰佛教的背后隱藏著明顯的現(xiàn)世利益。
他首先提出了“三夷教”隨著社會變遷而“三化”的概念，即景教方伎化、祆教民俗化、摩尼教異端化。他說“三夷教”一來就撞上華夷之分、胡漢之別的門檻，胡人入華各有獨特的背景，景教有官方批準的背景，摩尼教借回紇之勢有民族背景，祆教信眾以“興生胡”為基礎有商業(yè)背景。這些提綱挈領的認識，為我們研究外來宗教傳播奠定了基礎。他強調(diào)辨析宗教傳播過程中的曲折性和復雜性，佛教經(jīng)過中亞地區(qū)就有了變異，摩尼教在福建華化就有了地方變異。這些全景式的思考無疑擴大了研究的視野。
學術眼界，世界眼光
蔡先生眼界很高，他要求我讀書寫作要化艱澀為靈動，對書中遇到的難題或世人不解、誤解之處，要做到一經(jīng)抉發(fā)闡釋，使人豁然開朗。他還說，做學問要有定力，一定要抵制淺薄化、哄鬧化、片面化、狹隘化。
身處廣州，研究海洋文明無疑具有地利的優(yōu)勢，但蔡先生不跟風做什么熱點題目，更不渲染華而不實的說法，而是從宏觀結合微觀的視角，研究從古代市舶時代到近代洋舶時代的廣州海事?！稄V州海事錄》從“舶”字、“鬼市”發(fā)凡，說明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態(tài)，由此延伸到市舶時代廣府的新事物，既有廣府波斯舶舊聞釋證、嶺南昆侖奴的遺事，又有廣州宋代蕃坊人家和市舶宴的考證，一個字、一個詞就勾連起一簇簇文化景觀。
我到陽江考察“南海一號”沉船遺物，回程拜訪蔡先生，他結合沉船上發(fā)現(xiàn)的遺物與遺跡，給我講述歷史現(xiàn)場的海舶生活，提示我觀察唐宋船舶上的貿(mào)易實物和船民生活用具，避免“見路不見人”“見舶不見人”“見物不見人”，真正研究海事史的人事本質(zhì)。
我對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一直是霧里看花，終隔一層。我的小同學張世民研究員發(fā)現(xiàn)陜西涇陽唐代楊良瑤神道碑，記載了唐朝與黑衣大食的官方交往，他邀請我寫評論文章，我一直不敢多言。就是因為蔡先生講的，海航生活中的舶人分工、海糧儲備、淡水供應、疾病防治、祈禳儀式等與陸地定居大異其趣，不能將海洋學和人類學交融會通，很難做出發(fā)覆之論。然而，蔡先生雙軌并進，他對近代俄羅斯館與中俄關系早就有深入研究，在洋舶時代又有新的視點透視，清代廣州的荷蘭館、瑞典商行、俄美公司等皆被納入他的研究范圍，不僅講清了廣州口岸與腹地商幫、海幢寺與清代“夷務”關系，還通過詩文解讀細致剖析十三行商人的西洋觀，通過外銷畫考釋廣州手工業(yè)。不夸張地說，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外關系史學家，他的一系列有建樹的研究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國際學術界為中國學者爭取學術地位和話語權，也是他畢生的追求。
如果說蔡先生是絲綢之路研究天空銀河中一顆啟明星，那么在海潮奔涌、百舸爭流的海上絲綢之路浪聲中，他仍是“牽星過?！毖芯恐信d階段的領航人。
蔡先生曾屢次告訴我，隨著時代的變化，要多讀西方與中國有關的書，他說：“西羅馬一統(tǒng)天下沒有東羅馬復雜，東羅馬位于地中海沿岸，涉及國家民族較多。夏登早就指出，要關注東羅馬對中國的影響。雖然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不少東羅馬貨幣，但是對大秦（東羅馬）的了解還是隔靴搔癢，大家先看的是印度，后來又看波斯，但是對拂菻（大秦）知道的并不多。隨著文物出土和文獻閱讀的深入，應該對大秦有一個新的認識?！薄拔覀冞^去只講希臘羅馬神話，后來加上了《圣經(jīng)》，但對東羅馬的東西連基本常識都不了解，所以現(xiàn)在非常隔膜。歐洲學者，包括俄羅斯學者，很重視拜占庭，因為其與東正教有關?！薄艾F(xiàn)在雖然到處講絲綢之路，但史學界很少探討新問題，大多是抄來抄去，寫得毫無新意?！?/p>
2015年，我即將退休，蔡先生知道了很高興，他說，你可以拋棄行政繁務，繼續(xù)擴大學術視野。德國《華裔學志》主編顧孝永（彼奧特·阿達邁克）是莫斯科大學畢業(yè)的博士，準備把他用俄文寫的博士論文亞美尼亞景教研究送給我，我因為不懂俄文，隨意放棄了這份贈送。蔡先生知道后，嚴肅地批評我，不懂俄文，可以請人翻譯，并諄諄教導我：“你要注意亞美尼亞，亞美尼亞文明很古老，海上絲路申遺就是從澳門到亞美尼亞。亞美尼亞商人足跡遍及東西，但中世紀這段歷史，學界過去談得很少。張星烺的眼界是少見的，他編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很豐富，注意到了亞美尼亞?，F(xiàn)在回頭看，這些老前輩的研究工作很不簡單。如今，不少人卻對過去奠基性的著作視而不見，故意不引用，裝作是自己讀原著發(fā)現(xiàn)的，有一種‘你看了文獻我也可以看’的態(tài)度，打馬虎眼。人文學科對資料的第一次引述解讀很重要，證明作者的眼光不一樣，我們對此要尊重。陳寅恪所引述的大多是舊資料，但是他有新解讀?，F(xiàn)在都是電腦檢索，負面作用是沒有學術規(guī)范?，F(xiàn)在是有技術性規(guī)范，而沒有學術性規(guī)范?！?/p>
這幾年國家文物局舉辦亞洲文明展，亞美尼亞幾次參展，可惜懂得亞美尼亞文物與文化關系的人太少了，我作為首席學術顧問，每每遇到困難，都會想起蔡先生的教誨，真是追悔不及、懊悔萬分。
學問人生，魅力人格
蔡先生始終謙和從容，處世低調(diào)。他自謙說，我是嶺南“土著”，身處沿海地帶，又是一個學術的“邊民”，涉足的學術領域不今不古、非土非洋。然而，他正是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古今中外皆入彀中。
在20世紀五六十年的艱苦環(huán)境里，他克服種種困難，堅守學術理想，在其專業(yè)領域內(nèi)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在國內(nèi)參考書極缺的狀態(tài)下，能夠略人所詳、詳人所略，甚至把研究領域拓展至嶺南尼庵的女性遺民，取得了杰出的學術成就。每當查閱他的著作時，我總能感覺到世界就在他的胸中，用“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比喻他的學術胸襟，再恰當不過了。
2007年10月至11月，蔡先生應邀在香港城市大學中華文化中心連續(xù)做了十次講座，主題是“中外文化因緣”，給學生和市民聽眾介紹了唐代中外貿(mào)易、宗教、民生風貌、宋代市舶制度以及清代的西洋觀念等。那時，我恰好也在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六層中華文化中心做講座，我們同住專家公寓，數(shù)次暢談。中華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宴請蔡先生、徐蘋芳先生夫婦和我，大家紛紛稱贊蔡先生的文章瀟灑流利，生動鮮明，在文獻中發(fā)現(xiàn)了新意。順便說一句，在香港，我自己不知體貼老年人的苦楚，請他到一家西餐廳吃飯，竟然點了八分熟的牛排，讓他咬不動，而我只顧聆聽他說話，沒有及時換菜，我為此后悔了好長時間。
他80歲壽辰時，中山大學的弟子們準備給他過壽，但他不同意我去廣州給他祝壽，幾次打電話他一直婉拒。我提出由我出面邀請中山大學當時的一位校領導出席，既體現(xiàn)對一位資深學者的尊敬，也是對整個教師群體的鼓勵。但是，蔡先生堅決不同意，他說：“我沒有什么豐功偉績，只是沒有虛度光陰，做了一些科研登山的事情。”我只好作罷，請王媛媛博士代送了一個花籃，略表我這個編外弟子的衷心祝愿。
他給我寫信或贈書，總要寫上“承雍先生指正”，對此我羞愧難當，更加深切感到他的虛懷若谷。我多次對學生說過，蔡先生要是在北京工作，聲名一定要比京城那些著名高校的教授還要高，偏于一隅的嶺南限制了他聲名的傳播。但是他總是說，人生最快意的，莫過于自身的潛能得到充分發(fā)揮，至于是否能獲得歷史的認可，那是身后的事，生前的吹捧炒作沒有太大的意義，最終的定位還得靠實實在在、能傳世的文章。
蔡先生嚴謹?shù)闹螌W風格、寬厚的待人之道，對后輩學人啟迪莫大。歷經(jīng)了80多年的風風雨雨，蔡鴻生這位一輩子研究歷史的“大先生”安然走入歷史，我們對他敬之仰之。
（作者：葛承雍，系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教授、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本版蔡鴻生照片由張雷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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