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陳桐生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商周文學語言的演變》（項目批準號為：12BZW025），最終成果為專著《商周文學語言因革論》。課題組成員有：王群、劉奕華、沈逸瑩、吳柳純。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該成果的最大意義是揭示了商周文學語言的巨變

中國文學史上有兩個時期語言進步最大：一是在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典誥巫卜語言艱深古奧的特色。西周一部分文學語言因襲殷商，另一部分文學作品則采用相對平易的普通書面語，這是文學語言一次質(zhì)的飛躍；二是在現(xiàn)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取代文言�，F(xiàn)代文學語言革命已廣為人知，而商周文學語言巨變卻無人論及。該成果可以彌補這個不足。

2.可以促進中國文學的語言研究

在中國文學研究領(lǐng)域，學者們多關(guān)注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等方面的論題，文學語言研究是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歷年國家社科基金很少有此類項目立項，而文學是語言藝術(shù)，文學語言研究的缺位，顯然是不完整的中國文學研究。

3.可以促進商周文學語言發(fā)展的宏觀研究

迄今商周文學語言研究多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書》、《詩經(jīng)》、《國語》等作品個案探討，缺乏縱向、宏觀、整體、聯(lián)系的研究，而商周文學語言最值得研究的恰恰在于它的宏觀進展，要通過縱橫比較才能揭示當時文學語言的巨變。

4.可以破譯諸多商周文學語言之謎

商周文學語言尚有很多未解之謎，例如：中國最早的文學語言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尚書》所收28篇作品歷時1500多年，為什么從中看不出語言的時代差異？《詩經(jīng)》風雅頌語言為什么難易差別如此之大？為什么西周文學語言古奧與平易兩種風格并存？為什么《國語》西周散文語言與《尚書·周書》語言深淺不一？等等。該成果試圖破譯這些商周文學語言之謎。

二 成果的主要內(nèi)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的主要內(nèi)容是：探討中國文學語言早期形態(tài)———“殷商古語”的基本特征，揭示西周時期“殷商古語”與“文言”兩種形態(tài)語言并存的情形，以及春秋時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歷史趨勢，展現(xiàn)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語言因革的過程。具體地說，該成果內(nèi)容有四大要點。

（1）研究中國文學語言的最早形態(tài)———“殷商古語”。以殷商作為中國文學語言的起點，以殷商甲骨文、銅器銘文、《尚書·商書》作為研究殷商文學語言的文獻載體，將這些文獻語言稱之為“殷商古語”，在分別探討殷商甲骨文、銘文、《尚書》文誥各類文體語言特色的基礎(chǔ)上，提煉出“殷商古語”在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的共同形態(tài)特征。

（2）探討西周文學語言的因革。該成果將西周文壇語言分為“殷商古語”和“文言”兩種形態(tài)，“殷商古語”是從殷商沿襲而來，而“文言”則是周人自己的語言創(chuàng)新。該成果從文學語言自身繼承性、西周初年周人文化心態(tài)、西周史官構(gòu)成及其語言素養(yǎng)以及周人對殷商王朝看法幾個方面，剖析西周沿襲“殷商古語”的原因，結(jié)合文獻語言實例，重點闡述西周繼承“殷商古語”及其兩大新變。

（3）研討西周“文言”創(chuàng)新的情形。該成果將“殷商古語”與“文言”兩種書面語言進行多方面比較，說明“文言”是繼“殷商古語”之后又一種新的語言形態(tài)。該成果選擇《周易》卦爻辭、《詩經(jīng)》西周風詩、《國語》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作為西周運用“文言”的文獻范本，具體分析各種文體作品運用“文言”的特點，從中提煉“文言”的共同形態(tài)特征，指出“文言”優(yōu)勢及其取代“殷商古語”的可能性。

（4）研究春秋時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因革過程。為了揭示舊語言形態(tài)的消亡和新語言形態(tài)的興盛，該成果選擇以春秋銅器銘文作為“殷商古語”的范本，以《詩經(jīng)·魯頌》作為由“殷商古語”向“文言”轉(zhuǎn)化的范本，以魯國《春秋》作為“文言”的范本，通過這三個語言范本的分析，來展現(xiàn)“殷商古語”與“文言”此消彼長的大趨勢。最后對“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該成果提出八個重要觀點。

（1）提出了“殷商古語”的概念。該成果將殷商文學語言以及西周時期仿古的文學語言稱為“殷商古語”，以“殷商古語”作為中國文學語言最早形態(tài)。該成果具體分析了殷商甲骨文、銘文、《尚書》文誥各類文體語言特色，從中提煉出“殷商古語”的形態(tài)特征。

（2）指出西周時期存在“殷商古語”和“文言”兩種形態(tài)語言。西周銘文、周原甲骨文以及《周書》《周頌》《大雅》語言因襲“殷商古語”，而《易經(jīng)》以及《國語》中西周散文、《詩經(jīng)》西周風詩、西周史官格言則采用相對平易的“文言”。前者是沿襲殷商文學語言，后者則是周人通過揚棄“殷商古語”并提煉周人口語而形成的新形態(tài)書面語言。這兩種形態(tài)語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難一易，一因一革，區(qū)分十分明顯。

（3）具體分析了西周沿襲“殷商古語”的四點原因。第一，文學語言本身有它的穩(wěn)定性和延續(xù)性，不會因為商周鼎革而輕易改變；第二，在商周之際，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滿紂王的殘暴統(tǒng)治而奔周，成為西周前期文壇的主力軍，直接將“殷商古語”帶到西周；第三，從西周初年歷史來看，“小邦周”的文化水平遠遜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對殷商文化有一種仰慕心理，即使是在周人奪取天下政權(quán)之后仍然如此；第四，西周統(tǒng)治者將殷紂王與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區(qū)別對待的態(tài)度，他們徹底否定的是殷紂王一人，而肯定從成湯至帝乙等殷商先王。由于以上諸種因素，西周前期主要文體都選用古奧的“殷商古語”。

（4）賦予“文言”概念以新的內(nèi)涵。此前學術(shù)界所說的“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chǔ)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后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王力）。按照這一“文言”概念，“殷商古語”包含在“文言”之中。該成果則將“殷商古語”從傳統(tǒng)所說的“文言”中區(qū)分開來，將殷商文獻語言以及西周時期仿古的文獻語言稱為“殷商古語”，而將從周民族興起并逐漸流行的書面語言稱為“文言”。傳統(tǒng)的中國文學語言形態(tài)是“文言”與“白話”“兩段論”，該成果將“殷商古語”從“文言”劃分出來之后，這樣中國文學語言形態(tài)就由“兩段論”變?yōu)椤叭�段論”：“殷商古語”“文言”“白話”。這是該成果對中國文學語言形態(tài)的一個重要判斷。

（5）探討了西周“文言”的發(fā)生發(fā)展狀況。該成果認為，《周易》卦爻辭、《詩經(jīng)》西周風詩、《國語》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這幾類作品是用“文言”創(chuàng)作的。“文言”與“殷商古語”的根本區(qū)別體現(xiàn)在詞匯難易方面，此外在語音、文字、語法、修辭方面也有所差別。雖然“文言”在西周屬于非主流文學語言，但它接近民眾口語，作者易寫，讀者易懂�！拔难浴庇谜Z生動形象，自然靈活，長于敘述和描寫，文學藝術(shù)性要遠遠高出于“殷商古語”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語”有著更旺盛的生命力。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語”的優(yōu)越條件。

（6）論證春秋時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歷史過程。春秋時期，某些運用“殷商古語”的文體逐漸走向了式微或者消亡的道路，如甲骨卜辭不再有人寫作，《尚書》文誥誓命也大幅度減少；某些文體（如《詩經(jīng)·魯頌》）本該用“殷商古語”創(chuàng)作，卻改用“文言”創(chuàng)作；某些源于西周運用“文言”的文體（如《國語》春秋散文和《詩經(jīng)》春秋風詩）在春秋時期得到繼續(xù)發(fā)展，由此鞏固并發(fā)展了西周“文言”的成就；“春秋”則是運用“文言”創(chuàng)作的新文體。春秋時期文學語言的總體發(fā)展大趨勢，是“殷商古語”持續(xù)走向沒落衰亡，而“文言”方興未艾，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語言的因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語”———基本上在此時宣告完成。

（7）具體剖析了“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原因。從宗教方面看，神學地位動搖直接導(dǎo)致甲骨卜辭刻寫的終結(jié)；從政治方面看，隨著西周王權(quán)由盛轉(zhuǎn)衰，王朝頒布的文誥日趨減少，文誥的書寫載體從簡帛轉(zhuǎn)移到彝器，供貴胄子孫賞玩。從平王東遷到春秋末年，東周王朝史官因?qū)ν跏沂�望而重新演繹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這使“殷商古語”創(chuàng)作隊伍趨于解體；從審美風尚來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審美情趣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發(fā)生重大變化，他們競相拋棄商周古藝術(shù)，喜愛新藝術(shù)；從創(chuàng)作和接受心理來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語”寫作，讀者也不愿讀“殷商古語”。以上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終促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次語言因革。

（8）提出中國文學語言兩次解放的觀點。中國文學史上有兩個時期語言變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語”艱深古奧的特色。西周時期，“殷商古語”繼續(xù)占據(jù)文壇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嘗試運用周人的“文言”。隨著歷史文化條件的變遷，周人“文言”逐漸取代具有七八百年歷史的“殷商古語”，成為自春秋戰(zhàn)國至中國現(xiàn)代“新文化運動”以前的文學語言，這是中國文學語言第一次大變革；二是在中國現(xiàn)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學語言大變革是由當時文壇領(lǐng)袖胡適、陳獨秀等人振臂提倡，它來得迅猛而劇烈，堪稱是一種“斷崖式”巨變，而第一次語言變革則呈現(xiàn)一個長期的、自然的、漸變的過程。唯其如此，第二次文學語言變革廣為人知，而第一次文學語言巨變卻少有人論及。因此，揭示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的巨變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八點創(chuàng)新，完整地勾勒出商周文學語言因革的軌跡：“殷商古語”為中國最早文學語言形態(tài)，西周時期“殷商古語”與“文言”兩種語言形態(tài)并存，春秋時期中國文學語言實現(xiàn)了由“殷商古語”向“文言”的變革，中國文學語言第一次因革就此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