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王梓坤，1929年生，江西吉安人。數(shù)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概率論研究的先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52年本科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數(shù)學系；1958年畢業(yè)于莫斯科大學數(shù)學力學系，獲副博士學位。1952年至1984年在南開大學任教，1984年后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汕頭大學數(shù)學研究所所長。著有《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隨機過程論》《生滅過程與馬爾科夫鏈》《科學發(fā)現(xiàn)縱橫談》等。
1979年，王梓坤在南開大學講課。資料圖片
1948年6月，19歲的王梓坤高中畢業(yè)，回到家鄉(xiāng)江西吉安固江鎮(zhèn)楓墅村，敬神祭祖，拜別母親。他即將遠行，去長沙考大學。這一別，不知什么時候才能與親人再見。這一別，王梓坤的確走得很遠，到武漢讀書，留學莫斯科，在南開大學任教，當北師大校長，做中科院院士。
艱辛求學：選定了概率論
王梓坤11歲時，父親病故，他和母親、兄嫂一家靠租種幾畝薄田勉強度日。多虧同學呂潤林資助旅費，他才有機會去長沙考學。
到了長沙，離大學招考的時間還有三個月，王梓坤在江西人辦的廬陵小學謀到臨時教職。學校有宿舍、有食堂，他生平第一次拿到了工資，終于能夠養(yǎng)活自己不用四處借債了。
王梓坤報考了五所大學，都考中了，他選擇了有獎學金的武漢大學數(shù)學系。那年秋天，王梓坤背著一張席子、一床舊被子第一個到學校報到。那時，武大的學生宿舍樓位于半山腰上的櫻園，樓有四層，分為四個門洞，共十六齋，以“千字文”中的前16個字“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分別命名，王梓坤住在“宙齋”。冬天很快來了，宿舍里既潮又冷。王梓坤有一件毛線衣，是父親的遺物，他就靠著這件毛線衣再加一條寬大的農家褲子過冬。實在太冷，他或者出去跑步，或者在床上披著被子看書做題，手腳經(jīng)常是冰涼冰涼的，生了凍瘡。直到現(xiàn)在，他手上還有一個印子沒消下去。
有吃有住有書讀的生活，王梓坤十分滿足。一位同學介紹他周日去圖書館幫忙，每月的報酬夠買幾塊肥皂，解決了洗衣服的問題。有多余的錢，他就攢起來買牙刷牙膏，時間長了，還可以買條毛巾。
1950年7月，王梓坤入黨了，還擔任了理學院的黨支部委員和數(shù)學系的團支部書記。他是個認真負責的人，凡是組織交給他的任務，一定竭力完成。新中國成立后，學校設助學金資助家庭困難的學生，系里有25%的學生可以獲得資助。那時，貧困生很多，數(shù)學系黨支部號召黨員吃苦在前，盡量放棄助學金名額。王梓坤也表態(tài)放棄助學金，但是他流淚了。他毫無經(jīng)濟來源，是班里最困難的學生，同學們都清楚。經(jīng)過反復討論，黨支部認為對王梓坤的情況應該特殊對待，他的助學金保留了下來。這件事，王梓坤始終心存感激。
1952年7月，王梓坤從武大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讀研究生。他與武大的30名同學一起去北京報道，火車風馳電掣般前行，意氣風發(fā)的青年一路高歌，青春的火焰，簡直把車廂都烤紅了，同車的旅客不禁也一同高唱起來。等到了北京才知道，分配方案變了，王梓坤被分到南開大學做助教，其他同學也都改派了。
成為大學教師之后，王梓坤深感自己所知不足，課余時間常從圖書館借書來看。那時沒有明確目標，抓到什么就看什么。系主任曾鼎鉌見他好學上進，邀請他一起翻譯蘇聯(lián)的兩位院士留斯切爾涅克與拉弗林契葉夫合著的教材《變分學教程》。王梓坤從未接觸過變分學，邊學邊譯。兩年后，曾鼎鉌通知他說這本書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并給了300元稿費。在50年代，300元可不是個小數(shù)目。王梓坤暑假回鄉(xiāng)探母，為家里買了一頭耕牛。
自從1952年8月開始領工資后，王梓坤每月給家里寄錢。母親過世后，他仍然寄錢給兄嫂，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每月發(fā)了工資，他總是在一兩天內將錢寄出，月月如此，從未間斷，直到兄嫂過世，前后近50年。
1954年，學校推薦王梓坤到蘇聯(lián)讀研究生，他先到位于北京石駙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北京俄文專修學校補習俄文。學俄文，王梓坤并不感到困難，他面臨的問題是：數(shù)學的分支甚多，到蘇聯(lián)去學哪一門數(shù)學呢？他找到中科院數(shù)學所研究員關肇直咨詢。關先生建議他學習概率論，因為概率論的應用十分廣泛，而當時國內搞這個方向的人很少。后來，王梓坤又聽別人說，概率論是國家急需發(fā)展而力量又比較薄弱的數(shù)學分支之一，從而更加堅定了學概率的決心。
方向定下來了，可什么是概率論呢？王梓坤一無所知，連這個概念都是第一次聽說。機緣湊巧，愛泡書店的王梓坤，無意中在書店里發(fā)現(xiàn)了一本《概率論教程》，作者是蘇聯(lián)的格涅堅科，譯者是丁壽田。王梓坤如獲至寶，趕快買了回來。俄專規(guī)定，學員只準讀俄語，看任何業(yè)務書籍都是嚴格禁止的。當年北京城區(qū)不大，從石駙馬大街往西北走三四里地就是農田。每天下了課，王梓坤就跑到田野里讀書，節(jié)假日更是他學習的黃金時間。他讀得非常仔細，在書中密密麻麻記下了心得和問題。這本教科書成為王梓坤學術生涯的起點。
蘇聯(lián)苦讀：終生不復鼓琴
1955年8月28日，王梓坤又一次啟程。從北京前門火車站出發(fā)，途經(jīng)遼闊的西伯利亞，于9月8日到達莫斯科。
當年的莫斯科大學數(shù)學力學系，集中了多位享譽世界的頂級數(shù)學家。王梓坤的導師是建立了概率論公理結構的柯爾莫戈洛夫，實際指導他的是柯爾莫戈洛夫的研究生多布魯申。多布魯申那時30歲出頭，聰明能干，業(yè)務出色。與王梓坤會面時，多布魯申問他學過概率論沒有。王梓坤毫不猶豫地回答“學過”，如果不這么回答，很可能就需要在蘇聯(lián)重上本科或者被送回國內。多布魯申又問用的是哪本書，當聽說是莫斯科大學教授格涅堅科的《概率論教程》時，他點頭表示滿意。王梓坤坦誠地向他說明，自己并沒有在大學課堂上學過概率論，這本書是用三個月時間自學的。
在國內，王梓坤一直是毫無爭議的尖子生，到莫大讀研，他卻感受了巨大的壓力。他的蘇聯(lián)同學在大學三年級時就系統(tǒng)地學過概率論，甚至還做過一些論文，然后再來讀研究生，而他從未經(jīng)過這樣全面深入的學術訓練。由于起點低、基礎差，加之俄語不是母語，要想趕上前去，就必須在三年內做好別人五年做的事情。王梓坤本人一向認為自己的天賦不過中等，最多中等偏上，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拼命努力。學生時代他喜歡打球、下棋、拉胡琴，還曾上臺為人伴奏，后來一一放棄，“終生不復鼓琴”。中國留學生每年暑期組織游覽伏爾加河，他從來都沒去過。
在導師規(guī)定的書目中，最難啃的是美國數(shù)學家杜布寫的那本大部頭《隨機過程》。此前隨機過程的書偏于直觀，理論水平不高，杜布第一次將隨機過程建立在測度論基礎之上。由于是開創(chuàng)性工作，很難把一切表述清楚；又因為作者本人水平很高，許多他認為平凡的論斷都是一筆帶過，從而跳躍太多，連蘇聯(lián)人都認為這是一部天書。王梓坤開始讀時速度很慢，一天能看懂一頁就不錯了。讀了50頁后，他的能力不斷提高，而且也摸到了作者寫書的脾氣，就閱讀越快，最后拿了下來。讀畢，他在書的扉頁上寫了兩行俊秀的小字：“精誠所注，石爛海枯。王梓坤，1956年底，莫斯科大學”。
1957年夏天，王梓坤著手論文寫作，多布魯申讓他考慮生滅過程的分類，并建議采用簡單過程來逼近。開始，他的進度很慢，連“問題的意義”“要找的是什么”“怎樣才算做出來了”都不清楚。后來逐漸上了路，最后兩三個月進展之快，連多布魯申都有些吃驚。因為用了逼近，從無窮到有限怎樣理解、如何過渡的問題困擾了他很長時間，他冥思苦想，上下求索，整個人就像著了魔一樣。有一天，他在睡夢中突然得到靈感，一下子想出來了，全部問題豁然開朗。
數(shù)學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發(fā)掘出很深刻的問題，發(fā)現(xiàn)數(shù)學對象之間的深刻聯(lián)系；另一類是按照嚴格化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做邏輯證明。第一種工作固然需要刻苦地思考，但靈感與直覺似乎更起作用。就像電子處于受激狀態(tài)猛然跳到能量更高的外層一樣，人也會在全身心地思考某個問題時處于受激狀態(tài)，猛然把自己的水平提高一截。正如《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這種情況是科學研究的“神來之筆”。
王梓坤的論文定名為《全部生滅過程的分類》，他在文中提出了馬爾科夫過程構造論中的一種嶄新的方法——過程軌道的極限過渡構造法，不但找出了全部的生滅過程，而且是構造性的，概率意義明確。概率論大師費勒之前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他使用的是分析方法，找出了部分生滅過程。王梓坤的論文得到了概率論專家鄧肯、尤什凱維奇的引用和好評，后者說：“費勒構造來了生滅過程的多種延拓，王梓坤找出了全部的延拓?！?/p>
分秒必爭：人生總得搏幾回
在蘇聯(lián)學習三年，如期獲得副博士學位，王梓坤于1958年7月啟程回國。在從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車上，王梓坤讀了排隊論。沒想到，這年年底，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所邀請波蘭數(shù)學家盧卡謝維奇到北京講排隊論和數(shù)理統(tǒng)計，讓王梓坤做翻譯，他剛好用上了新學的內容。王梓坤課前先讀講稿，課上當堂口譯，與專家配合默契。課程持續(xù)了大約半年，其間華羅庚也來聽過課。有一次華老在烤鴨店宴請盧卡謝維奇，還叫王梓坤作陪。
那年8月，王梓坤返回南開，分到概率論教研室。盡管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留蘇副博士的名頭很響，但王梓坤待人總是謙恭禮讓，無論教授、講師、工人、行政人員，還是班上的學生，他都非常尊重。
回到南開，王梓坤便爭分奪秒地開始了攀登科學的高峰。容國團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幾回搏”，王梓坤則說“人生總得搏幾回”。蘇聯(lián)的數(shù)學和數(shù)學家留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有建樹的數(shù)學家，在南開帶出一支高水平的概率論科研隊伍。
王梓坤將他的研究生論文用中文整理出來，以《生滅過程構造論》為題寫成一篇近50頁的長文，1962年發(fā)表在《數(shù)學進展》上。緊接著，他在生滅過程構造論的基礎上，運用差分和遞推方法，求出了生滅過程的泛函分布，并且給出了這種分布在排隊論、傳染病學等領域中的應用。在王梓坤的帶動下，對構造論的研究成為我國馬爾科夫過程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
1962年，他在《數(shù)學進展》上發(fā)表了另一交叉學科的長文《隨機泛函分析引論》，這是國內第一篇較系統(tǒng)地介紹、論述、研究隨機泛函分析的論文。在論文中，王梓坤求出了廣義函數(shù)空間中隨機元的極限定理，引出了國內不少學者的后續(xù)工作。他還研究了馬爾科夫過程的通性，如零壹律、常返性、馬丁邊界和過分函數(shù)的關系等等。這些工作全都發(fā)表在《數(shù)學學報》上。
南開大學從1956年開始實行五年學制，56級學生在三年級結束后進入不同的學科方向，稱為專門化。王梓坤在1960年講授《隨機過程》，聽課的有56級、57級的概率專門化學生，也有本校和外校慕名而來的教師。當時五年級的楊向群和四年級的吳榮、趙昭彥也都去聽了。有人提醒王梓坤把講稿整理成書，于是他邊講邊寫。王梓坤每寫一章之前，都要想好明確的目標，一切推理論證都圍繞著最后的主定理展開，表述非常清楚。講義中還介紹了他本人的研究成果、想法、體會，親切易懂。他用這份講義連續(xù)為三屆同學講課，后來科學出版社接受了這本書，在1965年12月出了第一版《隨機過程論》，1978年第二次印刷，共4萬冊，許多大學和科研單位把這本書作為教科書或參考書。一本科技書印4萬冊，那時并不多見。
一炮打響之后，王梓坤又一鼓作氣寫了《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生滅過程與馬爾科夫鏈》，可惜“文革”臨近，出版已經(jīng)來不及了。直到1976年，《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才第一次印刷，1985年第三次印刷時竟然印了近十萬冊?！渡鷾邕^程與馬爾科夫鏈》是一部專著，也印了1萬多冊。改革開放后，這三本書成為我國大學生和研究生學習概率論的三部曲：《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入門，《隨機過程論》專業(yè)化，《生滅過程與馬爾科夫鏈》初入科研領域。直到今天，這三部書仍然堪稱經(jīng)典。
1960年10月，數(shù)學系舉辦了一場報告會，地點選在一個能容納300人的小禮堂。會上由同去蘇聯(lián)留學的胡國定講他在新中國成立前進行地下斗爭的事跡，王梓坤講《關于數(shù)學自學的方法》。禮堂里座無虛席，不僅有本系的學生，外系的學生亦聞訊趕來，過道上站滿了人，門口也擠得水泄不通。王梓坤對學生們說，讀書先要立志，并引用宋代文學家嚴羽《滄浪詩話》中的名句“入門需正，立志需高”，用李白的詩句“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來激勵他們。立志之后，就要付諸行動，他借用宋代詞人柳永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來表達。半個世紀之后，他的學生楊向群和吳榮談到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就是“衣帶漸寬終不悔”。
王梓坤抓住從1959年到1965年上半年這六年半的寶貴時間，分秒必爭地從事學術工作。他完成了13篇學術論文，寫了兩本專業(yè)課教材和一部專著，一部譯著；每年開設一至兩門本科生的課程，主持一至兩個相當規(guī)模的討論班。
王梓坤剛回國時，學校房產(chǎn)科將他安排在南開的教工宿舍樓北村2號106房間。房間只有9平方米，北面有兩個很大的窗戶，靠著北村的鍋爐房，見不到陽光，白天也要開燈，但是風也被擋住了，屋里很暖和。家具只有一張單人床，一把椅子。送他來的工作人員挺不好意思，說以后再給你調吧。王梓坤卻不在乎，說什么房子都可以，他在這里住了19年。
樓里各家各戶都生爐子做飯，王梓坤嫌做飯浪費時間，天天去吃食堂。人們去食堂吃飯一般喜歡早點排隊，可以買到可口的飯菜。但是王梓坤連這點時間都舍不得浪費，他總是最后才到食堂，有什么吃什么。那幾年，鄰居們經(jīng)?？吹酵蹊骼をT著一輛銹跡斑駁的破自行車，車上掛著兩個竹篦殼子的舊熱水瓶去水房打開水。鄰居跟他開玩笑說：“你這輛車不用評比，肯定是南開第一破車?！蓖蹊骼ひ残χ貞骸斑@破車有一個最大的優(yōu)點，你知道嗎？沒人敢偷！”
“文革”伊始，北村宿舍停止供暖，鍋爐房被拆掉了。于是王梓坤房間的兩扇大窗直面一片荒涼的蘆葦塘。窗戶嵌的是單層玻璃，冬天北風肆虐，房中奇冷。洗臉毛巾凍成硬塊；茶杯里的水結成冰塊；早晨起來被頭上面一層冰霜。王梓坤的手指、手背上長滿了凍瘡。就在這個房間里，春、夏、秋坐在小課桌旁，冬天披著棉被坐在床上，他日以繼夜地寫成了后來的科普暢銷書《科學發(fā)現(xiàn)縱橫談》。
《南開學報》從1977年第4期開始分期連載《科學發(fā)現(xiàn)縱橫談》。這是“文革”后沖出重圍的第一批科普文章，給人們帶來了清新之風，人人爭相閱讀。《南開學報》一時洛陽紙貴，訂數(shù)從1萬冊猛增到5萬冊。上?？萍汲霭嫔缭?978年年初將全部文章編輯出版。這本7萬多字、100來頁的小書涉及一兩百位中外科學家、百余項古今科學發(fā)現(xiàn)，但它不是科學家傳記，也不是科學發(fā)現(xiàn)紀實，而是通過眾多科學家創(chuàng)新過程中的成敗得失，“縱談”古今中外科學發(fā)現(xiàn)的一般規(guī)律，“橫論”成功者所應具備的品質——德、識、才、學。此書出版后，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雪片般飛來，讀者中有中學生、大學生、大學教師、科技人員，甚至連史學家顧頡剛先生也來信索要。
1977年10月，王梓坤從北京返回天津，剛走進宿舍放下行李，好友就過來告訴他：“你要升教授了！”這是1963年后第一次進行職稱評定。11月間，天津市政府領全國風氣之先，在天津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宣布南開大學王梓坤和天津大學賀家李評為教授。
王梓坤的名聲越來越大。他心地善良，幾乎有求必應。調離南開后，王梓坤將自己的房子交回學校。他的學生陳典發(fā)在整理他的書籍信件時，看到了一封用鉛筆寫來的信，字體稚拙，一位小學生希望王爺爺幫他制定一個學習計劃，王梓坤還回信提出了建議。
師大校長：竭盡全力，秉公辦事
歷史學家陳垣1971年逝世后，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一職始終虛位以待。13年后的1984年，王梓坤被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在南開教了32年書，依依惜別之后，王梓坤就要到北京師范大學去做校長了。一介書生，面對一座歷史悠久的知名學府，情況一無所知、眼前一片茫然。但是想到校長的任期畢竟有限，又想到妻子譚得伶一直在北京師范大學工作，兩人長期兩地分居，王梓坤最后下了決心，只要自己“竭盡全力，秉公辦事”，相信會得到師生的支持和理解。王梓坤帶著這八字原則，踏上了他最不熟悉的領導崗位。
在校長任上，王梓坤像以往一樣盡心盡力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把一天分成四個單元：清晨、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是工作時間，他全力以赴地處理學校各項事務；早晨和晚上，則是他的讀書時間，無論平日和假期。
那時，師大的主樓是一座8層的火柴盒型建筑，王梓坤的辦公室在3層東南角。清潔工打掃衛(wèi)生時總是看到校長的廢紙簍里有一小堆西瓜子皮。日子久了，她們才知道，校長每天晚上都在辦公室讀書，餓了就邊讀書邊嗑瓜子。早在她們到來之前，清晨5點剛過，校長已經(jīng)在辦公桌前讀書了。7點半回家吃早飯，8點再到辦公室上班。她們難以理解，外表消瘦文弱的王校長，哪來的這樣的體力和精力？
王梓坤非常尊重學校的老先生。當時學校有兩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后更名為院士），生物學家汪堃仁和地理學家周廷儒，還有鐘敬文、啟功、陶大鏞、白壽彝等多位文科知名學者。王梓坤經(jīng)常登門拜訪，聽取他們對學校建設的意見。經(jīng)王梓坤提議、校長辦公會議討論通過，學校決定為這些老教授配備助手。助手差不多都配齊了，到了一貫低調的啟先生這里，他卻說自己不需要助手，“文革”后年輕人正需要努力學習，哪好意思讓人家給我打雜呢？當時啟先生的社會活動最多，無奈只得讓校長辦公室主任侯剛將啟先生的事情先管起來。這一管就管了20年，直到啟先生離世。
王梓坤以他一貫的謙和態(tài)度，對待師大的教師和職工。剛當校長時，他與師大數(shù)學系的老師并不很熟，但數(shù)學系每年的春節(jié)茶話會，他必定自始至終地參加。每年春節(jié)，王梓坤都會到鍋爐房、司機班、學生和教工食堂慰問。多年之后，師大的教師職工還是習慣將王梓坤稱為“咱們的老校長”。老校長在校園里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遇到有人向他打招呼，就下車還禮。這個經(jīng)典的鏡頭，老輩的師大人至今記憶猶新。
80年代末卸任校長后，王梓坤又回到心愛的書齋。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成為繼我國概率統(tǒng)計學開創(chuàng)者許寶騄先生后該方向的又一位院士。
南渡北歸：心系學問，心系教育
1993年年初，王梓坤在報亭買了一張《文摘報》，讀到一則汕頭大學招聘教師的廣告。他有點動心，覺得外出一段也還不錯，就試探著寫了一封信。汕頭大學校長見信后馬上和數(shù)學系主任一起趕到北京，熱情而鄭重地向他提出邀請。
當年3月，王梓坤就到汕頭大學任教了。他仍然恪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訓，每年在汕頭工作十個月，寒暑假才回北京。他的學生張新生追隨他到了汕頭大學工作。張新生剛到時，尚未領到宿舍鑰匙，準備去住酒店。王梓坤說不需要，就跟我住好了。張新生會燒幾個菜，想給老師做點好的，王梓坤不讓，說是“一個禮拜吃一次好的就夠了”。王梓坤喜歡吃空心菜炒辣椒，他們就經(jīng)常一起做這道菜。
王梓坤外表文靜，內里卻有雄心。他在汕頭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籌建一個數(shù)學研究所。當時王梓坤認為有李嘉誠的資助，加之汕頭大學的校舍條件良好，就可以請到一流的數(shù)學家來做研究，他們的研究生也可以來這里工作。王梓坤非常認真地寫了一份報告，得到學校領導支持，陸續(xù)請到了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所、計算所的院士陸啟鏗、丁夏畦。1994年，汕頭大學數(shù)學所召開會議，盛況空前。除了已到這里工作的院士之外，吳文俊、姜伯駒院士等名家也來了。
王梓坤仍然一如既往地泡圖書館，夜以繼日地搞科研、寫文章。他涉獵很廣，除了關注數(shù)學領域的新動態(tài)，對物理、生物方面的文章也很有興致地翻閱。1994年，他應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物理學部之邀，撰寫了《今日數(shù)學及其應用》，高屋建瓴地闡述了數(shù)學與國家富強的關系，數(shù)學在軍事、天文、石油、制造業(yè)、生命科學、宏觀和微觀經(jīng)濟中的作用，詳盡地列舉了我國數(shù)學家在應用數(shù)學領域內的貢獻，呼吁為數(shù)學強國而奮斗。文章在數(shù)學界、科技界影響甚廣。
1999年，王梓坤離開汕頭，回到北師大任教。他繼續(xù)主持討論班，仍然帶頭講一個小時。進入21世紀，他的學生李增滬、洪文明、張梅相繼開始培養(yǎng)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他們的學生都是王梓坤討論班的成員。討論班也從報告前沿文獻，逐步演變?yōu)橄到y(tǒng)地、有選擇性地讀些專著。80歲后，王梓坤還能在討論班上提出一些數(shù)學問題。他常常一個人到圖書館去查閱資料，認真地準備很長時間，為學生做些有趣的報告，例如數(shù)學史、布朗運動的數(shù)學理論等。前幾年，年近九旬的王梓坤，已經(jīng)不能在討論班上做完整的報告了，但每周二下午，他還會準時來到討論班教室，坐到第一排中間，翻開書本，聚精會神地聽著他學生的學生報告讀書心得。他已經(jīng)無力走到科學前沿，但有時仍會插一兩句話，指出公式書寫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北師大的師生仍然可以看到，老校長騎著一輛低矮的24型自行車，緩慢地行進在校園小徑。有時，老伴譚得伶拄著拐杖眼巴巴地望著他遠去，有學生看到了，就跑過去詢問，她總是搖搖手說：“沒事兒，沒事兒，他又到書店去了?！?/p>
直到去年1月，91歲的王梓坤和老伴才離開了北師大，住進了京郊的養(yǎng)老社區(qū)。
（作者：張英伯，系北京師范大學數(shù)學科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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