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繼祖著《王國維之死》
羅振玉（左一）、王國維（左二）等遜清朝廷官僚合影。資料圖片
【述往】
學人小傳
羅繼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羅振玉指導下治學。曾在東北博物館、大連圖書館工作，吉林大學教授。著有《遼史?？庇洝贰队镭S鄉(xiāng)人行年錄》《楓窗脞語》《庭聞憶略》《王國維之死》等，編有《羅振玉學術(shù)論著集》。
一出生就“認識”王國維
羅繼祖是羅振玉長孫，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時，王國維也攜家眷寓居京都，所以羅繼祖一出生就“認識”王國維。在日本京都生活和隨羅振玉回國寓居天津期間，羅繼祖都曾多接王國維音容。羅繼祖說：
我五六歲就見過他，一九二三年，他應(yīng)溥儀之召從上海來北京，到一九二六年這幾年間，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時已經(jīng)十二三歲，至今對他的聲音笑貌還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鬑鬑短須，頭垂發(fā)辮，戴近視眼鏡和瓜皮帽，系腰帶，一口海寧話，一般聽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遺書》時，我十五歲，《遺書》雖然還讀不懂，但卻參預(yù)了校字之役。（《讀〈關(guān)于王國維的功過〉》，《讀書》1982年第1期）
其實不是“五六歲就見過他”，而是一出生就“見”過的。羅繼祖與王國維前后相識并交往的時間有七八年之久，王國維的形象留給后人的是想象，而留給羅繼祖的則是印象。加上他參與校訂《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其對王國維的熟悉程度確實非后來人可比。1940年羅振玉去世后，羅繼祖積極參與羅振玉《貞松老人遺稿甲集》八種的校寫以及聯(lián)系印制等事，其中《后丁戊稿》即為羅繼祖所編，乙丙等集也主要由其校理。羅繼祖與其三姑母即羅振玉三女、王國維長媳羅孝純也較為熟悉，與王國維子嗣似也有一定聯(lián)系。
大概因為整理編輯羅振玉文集之故，羅繼祖較早接觸到王國維致羅振玉若干書信，最早初步整理羅振玉與王國維往返書信的應(yīng)該是羅振玉本人，總數(shù)有十數(shù)冊，他后將其中若干付諸裝池，由五子羅福頤保存，1949年夏，羅福頤曾撰簡跋，略述其經(jīng)過。1963年，羅繼祖即將輾轉(zhuǎn)獲得的160余通王國維書信輯為《觀堂書札》，并交中華書局擬出版，后因故未出。“文革”結(jié)束后，羅繼祖索回書札，其中118通論學書札先刊于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編印的《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8月，華東師范大學吳澤派人到長春羅繼祖處尋訪王國維遺稿，羅繼祖因?qū)ⅰ队^堂書札》交付，蓋吳澤擬編王國維全集，第一卷《王國維全集·書信卷》即將羅繼祖所輯悉數(shù)收入，由中華書局于1984年出版。
1973年3月，羅繼祖開始編纂羅振玉年譜《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1976年12月完成初稿。（參見羅繼祖《臺灣版〈羅雪堂先生全集〉校讀記〔上〕》）起初，該稿本及過錄本只是寄奉其五叔羅福頤、堂姑母羅守巽、堂姑丈周子美（羅莊之夫）等家人審正。1978年7月10日，羅繼祖致信羅守巽云：“《行年錄》重要在后半，如有意見，請?zhí)岢?。侄但?jù)事直說，自問當無曲筆處?！保ū疚乃_繼祖致羅守巽信，均見于朱松齡編著《羅守巽資料選編》，2021年1月編者自印本）可見，此書以據(jù)事直書為原則。1979年九十月間交吳澤寓目，吳澤認為羅繼祖用力甚深，澄清了不少問題。1979年11月，江蘇人民出版社致信羅繼祖，表達了出版愿望。1980年年初，上海、南京兩地爭欲出版此書，最終此書于1980年4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綴一副書名《羅振玉年譜》。羅繼祖起初主張不署撰者之名，但在出版社的要求下署了“甘孺”之名。書出版后，羅繼祖寄張舜徽一冊，張舜徽回信說：“極佩敘事審密，無溢美，無浮言，宣傳祖德，可頌可傳……”（轉(zhuǎn)引自1981年1月羅繼祖致羅守巽信）這個評價應(yīng)該是相當高了。
因為手握很多書札等第一手材料，故《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中即多關(guān)于羅振玉與王國維關(guān)系的敘寫。此外，有些不宜寫入行年錄的內(nèi)容，不妨在私人通信中表達。如關(guān)于王國維與羅振玉晚年交惡之事，1978年11月26日，羅繼祖致信羅守巽云：
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專聽三姑一面之辭，其實王太太這人并不兇狠，不過好聽錢媽等人的挑撥，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事后王家對此并無惡感，所以《錄》里也不必補敘。
很顯然，羅繼祖對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關(guān)系，其實有很多話要說。不過限于年譜體例，不能過于枝蔓，遂有不少譜外之談。類似的言論其實已先見于羅繼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觀堂書札〉》（刊于《讀書》1982年第8期）。
追溯“逼債”說之非
羅繼祖發(fā)表有關(guān)王國維死因的文章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促成他撰文的直接原因是“到目前還有人在刊物上說王靜安之死不是殉清而是受羅逼債，豈不可笑”（1981年5月12日羅繼祖致羅守巽信）。在羅繼祖看來，王國維之死緣于羅振玉逼債之說，乃是因當時遜清朝廷的內(nèi)部矛盾而杜撰出來的、出于政治目的虛妄之說，為何過了半個多世紀依然有人拾此陳說？
關(guān)于王、羅晚年交惡之事，羅福頤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發(fā)表，后來羅繼祖述及此事，也大體承羅福頤之說。
關(guān)于逼債說，羅繼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鄭孝胥乃始作俑者。當日他致信羅守巽說：
鄭海藏以詩出名而非學者，故少為人稱道，且其人不純正，祖父與之始終不協(xié)?，F(xiàn)知王觀堂死于逼債之說，乃鄭作俑，而為郭沫若等人所信，則其為人更可知，殆所謂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不必與二姑言之，侄在《行年錄》中敘說已明白，將來還有許多材料可寫。
所謂“政策策士一流”，實際上揭示了逼債說背后的政治陰謀。而在《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中，羅繼祖的說法尚比較模糊：
孝純?yōu)殚L子婦與繼姑有違言，仆媼復從中構(gòu)之。靜安雖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過問，與鄉(xiāng)人事無巨細皆過問不同。至是伯深卒，靜安夫婦蒞滬主喪，潘處善后或失當，孝純訴諸鄉(xiāng)人，鄉(xiāng)人遷怒靜安聽婦言，而靜安又隱忍不自剖白，鄉(xiāng)人遽攜孝純大歸。自是遂與靜安情誼參商。京津雖密邇，迄靜安之逝未再覿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服務(wù)海關(guān)，卒后恤金，鄉(xiāng)人且不令孝純收受。（《羅振玉學術(shù)論著集》第十二集）
羅繼祖在此處加按語：“羅、王之隙，外人不知內(nèi)情致生種種猜測，有謂王女適羅被休，實則羅女適王，因婿死而大歸也。靜安投湖后，疑竇益啟，至有謂逼債致死者。其真情雖王門子弟亦無知之者，何論外人，更何論溥儀?！变邇x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羅兩家姻親關(guān)系，宣傳逼債說，羅繼祖在此予以回應(yīng)。頗疑羅繼祖在為鄉(xiāng)人撰寫年譜時，尚未確知逼債說之始作俑者乃是鄭孝胥，因為羅繼祖在言及逼債說之時，矛頭除了針對溥儀，其他就是“王門子弟”了。直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錄》撰成四五年后，他才知道“王觀堂死于逼債之說，乃鄭作俑”。羅繼祖這一節(jié)文字對王、羅晚年交惡原因的剖析是中肯的，兩個不同性格的人，面對同一件棘手的事情，都沒有調(diào)整自己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情誼轉(zhuǎn)成參商。同樣了解王、羅晚年交惡原因的王國維弟子戴家祥，即對羅繼祖《行年錄》中的相關(guān)說明表達了認可。羅繼祖《〈觀堂書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語云：
戴教授從王登明丈手里看到《行年錄》后，寫信給我，說羅、王晚年失歡一事，師母潘氏即把所見所聞告訴姨甥趙萬里，趙又轉(zhuǎn)告我，與大作翕若合符，無偏無頗，正是史家求是態(tài)度。
作為王國維弟子，戴家祥的無疑代表了一個重要群體的態(tài)度。
王國維殉清說的堅守者
羅繼祖一直堅定地持王國維之死乃殉清之說?！缎心赇洝酚诙∶暧浽疲?/p>
年來南勢北漸，鄉(xiāng)人與同志數(shù)輩日憂行朝，以為危于釜魚幕燕，宜為未雨綢繆之計。顧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五月三日，靜安憂憤自沉頤和園昆明湖……鄉(xiāng)人年來與靜安雖疏闊，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無貳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義。靜安無遺折，殆不欲為身后乞恩計，鄉(xiāng)人乃為代作，竊比古人尸諫，冀幸一悟……（按：遺折上，曾引起溥儀懷疑。在《我的前半生》說遺折是羅偽撰，字寫得很工整，不是王國維手筆。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門弟子則不容不知。）
這節(jié)文字包涵很多信息，而這些信息的匯合點則在遜清尸諫之說。先說遺折，羅繼祖直言乃是羅振玉代王國維而作，“王門弟子則不容不知”下語很重，其所透露出來的信息，羅振玉事先應(yīng)該與王門弟子有過溝通，至少王門弟子當時是默認和支持了羅振玉這一行為的，因為彼此最直接的動機就是為王國維求得死后之哀榮。羅繼祖提及1927年之時，他人或無感于時事變化，甚至對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感到“興高采烈”，而羅振玉及其同僚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不斷的行進中，對溥儀安危的擔憂，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既然可以不顧遜清朝廷與民國政府當初簽訂的協(xié)議，將溥儀趕出紫禁城，則在國民革命的大潮中，對蝸居天津張園、形同“釜魚幕燕”的溥儀，做出進一步的行為也是完全可以想見的。作為曾經(jīng)的“舊臣”，自然與一般民眾的關(guān)切重點不一樣。羅繼祖述說其祖父及一幫舊臣的憂慮，應(yīng)該切合事實。但王國維的“憂憤自沉”是否也在這“同志數(shù)輩”中，卻也是一個疑問。至少與王國維已經(jīng)交惡的羅振玉不會在這個時候與王國維來協(xié)商行朝未來之事了。則羅繼祖在這里順著文勢說到王國維的憂憤自沉，其中的關(guān)聯(lián)處，交待得還是不夠充分的。后來羅繼祖對此說得更為詳細一些。他說：
根據(jù)王先生十六字的遺囑，再結(jié)合王先生一生言行來看，我們說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尸諫，推而至于陳先生贊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先生從各方面的分析，王先生地下有知應(yīng)嘆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遠因，有近因，遠因應(yīng)追溯到幼年在家庭里所受的封建教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學；近因呢？我認為，葉德輝之被槍斃不能說沒有關(guān)系，起碼使王先生在心靈上增加恐怖……梁雖是帶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對象，到必要時還要避一避時局風頭，因而使王先生感到天津張園溥儀身邊太危險了，同時也感到自身，甲子僥幸不死，這一次萬難幸免了，所以決然自殺。（《〈觀堂書札〉再跋》）
羅繼祖聯(lián)合陳寅恪、梁啟超之說來集成殉清尸諫說，這里的邏輯關(guān)系尚需進一步論證，但羅繼祖的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關(guān)于王國維之死的遠因、近因說的分析維度，應(yīng)該也大致符合一個自殺之人的常態(tài)。與《行年錄》稍有不同的是：《行年錄》主要從溥儀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達，以此“憂憤自沉”；而此處所憂則不僅有溥儀，也有自己。至于說甲子“僥幸”不死云云，則還是為了合理解釋“一辱”與“再辱”的關(guān)系。其實客觀的情形是：甲子之變，不遑說溥儀，王國維同樣也無性命之憂；北伐即至，王國維同樣是安全的，甲子之變時，王國維尚身在南書房行走任上，而此時他從“組織關(guān)系”上已經(jīng)與遜清朝廷無關(guān)。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幸免”于難，其實是無需考慮的問題了。深感羅繼祖此處“僥幸”二字或有失當。
王國維當然是關(guān)心溥儀的安危的，但以一個遜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這種關(guān)心是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還是有疑問的。所謂“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談得上臣以赴死，豈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當時王國維與溥儀行朝相當松散的關(guān)系，是否要走到這一步，實在是有疑問的。
要說明王國維之死是殉清，必須以王國維是忠心耿耿的遺老為前提，若“遺老”尚且不純、不愿或不徹底，“殉清”未免就成無根之談了。羅振玉一心以復辟清王朝為念，此已成共識，羅繼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國維是不是與羅振玉一樣心甘情愿做遺老呢？學界的看法頗有差異。羅振玉、金梁、楊鐘羲等遺老自然眾口一詞以王國維為忠誠的遺老，而遺老群體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顧頡剛在《悼王靜安先生》一文中就認為，王國維“他做遺老明白是他的環(huán)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羅振玉的種種幫助，王國維“何必因靠羅氏之故而成為遺老”，所以“大家只覺得他是一個清室的忠臣而已，這豈不是一個大冤枉”。（《顧頡剛?cè)殬鋱@文存》）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即認為：因為結(jié)識羅振玉，王國維的周邊形成了以遺老為主體的群體。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中，“厚于情誼的王國維不能自拔，便逐漸逐漸地被強迫成為了一位‘遺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謝國楨為《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撰序云：“余以為雪堂老人于清末成為?；逝?，猶且拖著王靜安師一齊下水，誤己誤人，自貽伊戚。”顧頡剛、郭沫若與謝國楨都認為王國維是“被”羅振玉遺老的，“被”遺老與一心要做遺老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羅繼祖則承羅振玉之說，認為他們都是典型的清朝遺老。1978年10月22日，羅繼祖撰《跋〈觀堂書札〉》認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這一點是共同的，并不為家庭嫌隙有所動搖?！彼J為王國維成為遺老乃是其自覺的行為，并非受羅振玉引導或逼迫。他說：
有人說觀堂隨祖父避地日本，才使觀堂走上遺老道路，這也是形式邏輯的看法，倘使當日觀堂從心里不愿追隨，也不會違心曲從……我認為觀堂甘心作遺老決定于去日本之前，從觀堂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和他自稱得意之作的壬子三詩完全可以看出。（《對王觀堂的器重——〈家乘點滴〉之六》）
如果把王國維與遺老的關(guān)系分幾個階段的話：辛亥之后至寓居京都期間是第一階段；從日本回到上海寓居時期為第二階段；從北上出任南書房行走至去世為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清亡初期，王國維在京都以若干文學作品表達了“故國之思”；第二階段王國維從京都回到上海，與沈曾植、朱祖謀、鄭孝胥等遺老過從較多；第三階段入直南書房，則與遜清朝廷以及溥儀發(fā)生了直接的關(guān)系，并親身經(jīng)歷了甲子之變。羅繼祖認為王國維在去日本之前已然有遺老之心，實際上直接否定了由羅振玉影響而成為遺老的可能。羅繼祖提出的依據(jù)是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一詩以及稍后編定的《壬子三詩》。但此《壬子三詩》正是去日本之后創(chuàng)作的，尚不能證明王國維在去日本之前即有遺老之心。在《壬子三詩》中，《頤和園詞》以慈禧一生為中心寫愛新覺羅一氏末路，《蜀道難》哀悼端方，確實對清王朝的終結(jié)寄寓了深深的哀思。狩野博士雖然任教京都大學，但因為初到京都，故在送行狩野游歷歐洲時，也彌漫了一種濃重的故國之思，其中若“談深相與話興衰，回首神州劇可哀。漢土由來貴忠節(jié)，至今文謝安在哉”云云，也確乎蘊含著一定的遺民之思，而在鈴木虎雄索閱此詩時，王國維呈上詩并致函，特別提到詩歌中對日本社會政治制度也有憂慮，他說：“竊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國維以亡國之民為此言乎?！保ㄍ鯂S1912年10月7日致鈴木虎雄信，見《王國維書信日記》）他直接以“亡國之民”自稱。但這種遺民之思究竟是出自本心，還是來自羅振玉的影響，若無十分明確的證據(jù)，也確實不能簡單就下結(jié)論。
對于謝國楨說羅振玉“拖著王靜安師一齊下水”，羅繼祖不能認同。他說：
據(jù)我主觀認識，羅、王兩人在清末這段時間對時局的看法還是很一致的，不是你東我西。從王先生性格可以說，他沒有世俗獵取高官的欲望，也沒有做革命投機生意的奇想，書生本色只有規(guī)行矩步地服從命運，況且回顧家世還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國的光輝歷史，以及他那“我是祝陳鄉(xiāng)后輩”的有抱負的詩句，所以跟著泛海東去，并不是受外界力量的“拖”。（《我的祖父羅振玉》，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其實不遑說清末這段時間，民國年間，王國維與羅振玉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也是基本一致的，檢《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可見其大概。羅繼祖對王國維性格的把握是準確的，王國維對政治有態(tài)度，但自身基本無欲望，也就是沒有用行動介入其中的欲望。張勛復辟時，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為等紛紛北上，便無一人提議帶上王國維，沈曾植更是將北上之事囑家人勿告之王國維，可見即便在遺老群體中，王國維也是基本被忽略甚至回避的一位。
羅繼祖又說：
他前半生，出國留學，學洋文，研究西洋哲學，儼然是個維新開明人士。中間對仕進無意，專去研究文學和戲曲，也不失為一個想在新的學術(shù)領(lǐng)域里創(chuàng)新的學者。后半生由于時局劇烈轉(zhuǎn)變，隨我家東渡日本，治學方面也舍舊從新，又和溥儀搭上關(guān)系，墮落成為頑固遺老，走上反動。短短五十年而變化這么大，令人難于理解。不過這里要說明一下，影響不能沒有，迫脅并不存在，因為王先生并不是胸無主宰隨人牽著鼻子走的人。（《〈觀堂書札〉再跋》）
王國維治學范圍大體經(jīng)歷了一個從西方到中國的轉(zhuǎn)變，而其政治思想也有從務(wù)新到守舊的變化，這都是可以覆檢的事實。不過羅繼祖在這里將王國維與溥儀建立關(guān)系與成為“頑固遺老”直接掛上鉤，似乎也顯得有些跳躍。但羅繼祖說“王先生并不是胸無主宰隨人牽著鼻子走的人”，這是深契王國維個性之言。但這種自成崖略的個性，也可能恰恰成為他“遺而不老”、有思想而乏行動的理據(jù)，可能誰也難以撼動王國維以遺老之心而自居于遺老群體邊緣的狀態(tài)了。
即便羅振玉家人，也并非都從殉清角度來解讀王國維之死。1954年，羅福頤曾撰《憶觀堂先生手札二通》（《江海學刊》1982年第2期），其中即有云：“其實觀堂丈之死因，實先罹喪明之痛，后悼亂離之憂?！贝宋碾m然發(fā)表于文章撰寫后近三十年，但他對王國維死因的分析，與王國維之女王東明的看法相似，尤其是王國維之死與長子王潛明之死的關(guān)系，兩人的看法彼此呼應(yīng)。我覺得應(yīng)該引起充分重視。
“同志數(shù)輩”說與遜清朝廷黨爭
這里再簡略說說羅繼祖提到的“同志數(shù)輩”的內(nèi)涵，字面上當然是指志同道合的幾個人。在王國維與羅振玉交惡的情況下，王國維不在“同志數(shù)輩”，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但據(jù)實說，王國維原本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羅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門疏稿〉序》言及溥儀在紫禁城時，升允密疏陳奏，“或公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聯(lián)名以聞。當?shù)罏橹畟?cè)目，致以公與予為朋黨，公弗顧也”。此處雖然只是言及羅振玉與升允二人，但其實下面接著說：“亡友王忠愨公受知于公，為公門人，其任南齋時二疏并附錄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國，一以志當日之聲應(yīng)氣求，如公所謂吾道不孤者，俾傳之方來，不至泯滅。”（《羅振玉學術(shù)論著集》第十集）
王國維與升允聲應(yīng)氣求，確乎是事實。羅繼祖《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亦記云：
鄉(xiāng)人與王靜安先后被遜帝召直南書房，王出升吉甫薦，鄉(xiāng)人度亦出升薦，曾面質(zhì)，升堅不肯承。鄉(xiāng)人既屢與升聯(lián)名上書，遜帝師保左右嫉之甚。及遜帝出居日使館，諸人議論紛紜。升自津扶病趨謁，贊鄉(xiāng)人議，群遂指目為朋黨，鄭孝胥且悻悻南歸。即遜帝蒞津，租張園為行邸，時園歸粵商，鄉(xiāng)人與同直清遠朱聘三汝珍共經(jīng)手，某某乃藉端媒蘗，計得售，遜帝漸疏鄉(xiāng)人。顧問之授，外示尊崇，實遠之也。
這里說了溥儀身邊的派系斗爭問題。其實羅繼祖在《〈觀堂書札〉再跋》中將張園當時的黨爭說得更為細致。他說：
溥儀身邊大致分成三派：親貴和內(nèi)務(wù)府舊人為一派，鄭、金就是從這一派里分裂出來的；以陳寶琛為首，因他是師傅最受溥儀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圍成一派，這兩派人數(shù)都較多；南書房同僚溫肅、楊鐘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義隸懋勤殿）為一派，這一派人少力弱。黨論傾軋的結(jié)果，祖父被疏遠了，派中人也受到打擊。（《〈觀堂書札〉再跋》）
這就是當時朝廷三組“朋黨”的基本情形，而鄭孝胥與金梁則是其中用力最大者。后來的情況雖然有一些新的變化，但羅振玉的劣勢還是沒有改變。羅繼祖說：“后來張園小朝廷的權(quán)一直掌握在具體執(zhí)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陳曾壽幾個人手里，鄭孝胥和他們時分時合，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朝夕和溥儀接近，他們又都學會一套固寵弄權(quán)的手法，得到溥儀的信任，把張園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進去?！保ā丁从^堂書札〉再跋》）升允、羅振玉與王國維三人是相對固定的“朋黨”，其中升允與羅振玉要更為密切，而朱汝珍則是與羅振玉共同經(jīng)手張園的人。因為他們一度深得溥儀贊賞，也因此受到其他政客的嫉妒。鄭孝胥悻悻南歸大概就是一種跡象了，但后來鄭孝胥地位日隆，羅振玉的邊緣化也就慢慢成為了現(xiàn)實。今檢王國維與羅振玉往返信件，也頗有共疏之例。但當年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時，顯然發(fā)生了轉(zhuǎn)變，這也同樣是一種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羅繼祖關(guān)于王國維自沉的描述應(yīng)該更多來自于羅振玉的自述。羅振玉在《集蓼編》中述及此事云：
乙丑以后，連年值內(nèi)戰(zhàn)，津沽甚危。予與升文忠公、王忠愨公憂之甚，然均無從致力……至丁卯，時局益危，忠愨遂以五月三日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上聞之悼甚，所以飾終者至厚……一旦完大節(jié)，在公為無遺憾，而予則草間忍死，仍不得解脫世網(wǎng)，至此萬念皆灰……（《羅振玉學術(shù)論著集》第十一集）
羅振玉的表述還是有比較明確的時間意識的，羅繼祖以“年來”二字，將“同志數(shù)輩”的關(guān)系似乎一直延續(xù)到丁卯五月。而羅振玉則將“乙丑以后”與“丁卯”做了區(qū)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確的“予與升文忠公、王忠愨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則不再合說三人。但將時局與王國維之自沉直接聯(lián)系起來，羅振玉與羅繼祖還是一致的。羅振玉以“完大節(jié)”來定位王國維之死，則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羅繼祖承續(xù)此意，只是言說得更為詳實而已。
辯誣：身份與學術(shù)的雙重責任
1918年4月25日，羅振玉致信王國維，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歲，“頗似長孫”，羅繼祖在此信下按云：“公札中謂‘頗似長孫’，乃以我為比，我小時弱不好弄，公甚喜我規(guī)行矩步，聽大人話。記得我七歲返上海時，熟人見我說舉止甚似三太爺（三太爺乃淮安人對公之習慣語）。公此札竟舉我為典型，可見愛我之篤矣?！保ā读_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為長孫，羅繼祖幼時備受羅振玉賞愛。
“這幾年來，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為我祖父辯誣，同時也為王觀堂先生辯誣?！保_繼祖《再為觀堂辯誣》，《揚州師院學報》1987年第4期）辯誣應(yīng)該并非羅繼祖的初衷，只是對于被塵埃掩蓋了很久的事實，他有一種揭示真相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質(zhì)實而言，羅繼祖對王國維之死的看法基本上籠罩在羅振玉之說之中。但除了殉清說之外，羅繼祖確實澄清了諸多謬說，其貢獻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彭玉平，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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