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秦統(tǒng)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秦漢時期，中國文化進程發(fā)生顯著的轉(zhuǎn)變。對于由秦而漢的歷史演進，清人趙翼有“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的說法。他說，“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積弊日盛”，“七國”“戰(zhàn)爭”已顯現(xiàn)“其勢不得不變”�！扒鼗时M滅六國，以開一統(tǒng)之局”，后來“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疤熘�變局，至是始定”。秦漢政治變革，顯現(xiàn)“天意已另換新局”，而文化態(tài)勢與經(jīng)濟水準，也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

秦漢考古收獲，對于說明這一歷史階段的進步，提供了確定的證明。而�；韬钅箞@的考古成就，就是典型實例之一。

儒學普及的社會表現(xiàn)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來，儒學地位逐漸上升，占據(jù)了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正統(tǒng)地位。這一變化，影響了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基本格局。�；韬钅钩鐾恋脑S多文物，可以作為這一歷史進程非常重要的實證。

在劉賀生活的年代，儒學究竟形成了怎樣的社會影響，文獻資料并不能提供很多的說明。“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當時太學規(guī)模不過百人。這與“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比較，人數(shù)高下非常懸殊。我們看到劉賀“誦《詩》三百五篇”的記錄，而�；韬钅钩鐾廖奈铮�更通過5200余枚竹簡和近百版木牘，提供了非常具體、非常確定的信息。已經(jīng)有學者明確論說，劉髆、劉賀父子因當世大儒的教授，“得以匯通‘六藝’、兼習‘五經(jīng)’”。通過當時“貴族官學傳承”的視角觀察，劉賀顯現(xiàn)出“儒生形貌”�！澳怪兴�出簡本《易》《春秋》《詩》系于王吉，《詩》《禮》又見于王式”的情形，可以修正“漢博士皆專經(jīng)教授”的成見�！昂啽舅�見西漢前、中期《詩經(jīng)》《論語》乃至《禮記》等‘六藝’典籍流傳的復雜情況，遠非《漢書·藝文志》的概略歸結(jié)所能總括�！保�楊博：《�；韬钅钩鐾梁啝┡c儒家“六藝”典籍》，《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3期）

�；韬钅钩鐾链罅康娜鍖W典籍，可以看作文化史的時代標志。這些發(fā)現(xiàn)可以給予我們對于西漢儒學社會影響的全新觀感。�；韬钅钩鐾梁啝┑恼�理者還指出，篇題為《王會飲儀》的一類文本可以說明當時各項禮儀的施行，都有成文的“儀”類文獻以為規(guī)范（田天：《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禮儀簡”述略》，《文物》2020年6期）。這無疑也為認識當時社會禮俗的一個重要方面打開了新的視窗。出土以孔子形象為主題的衣鏡，受到學界注意。有學者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畫像”以及相關文字，“表明墓主劉賀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甚至“暗含著墓主被廢帝位后曾有過深刻的反思，以孔子的話語檢視、約束自己”（王仁湘：《�；韬钅箍鬃又黝}衣鏡散論》，《中華文化論壇》2020年5期）。

儒學在東漢社會已經(jīng)非常普及。史籍載錄私學規(guī)模能夠達到“弟子”“著錄且萬人”，“諸生”“著錄前后萬人”，“門徒”“著錄者萬六千人”。前溯至西漢晚期，可以看到長安太學生發(fā)起學潮的記載（王子今：《王咸舉幡：輿論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態(tài)史的考察》，《讀書》2009年6期）。通過�；韬钅箞@的考古收獲可以得知，儒學對于思想界、文化界的深刻影響，是首先在社會上層即貴族集團中有所表現(xiàn)的。

江南經(jīng)濟振興史的初頁

劉賀作為“廢放之人屏于遠方，不及以政”，被安置在豫章郡。如司馬遷所說，“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而“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據(jù)司馬遷說，這里“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劉賀“就國豫章”時“食邑四千戶”。其實際經(jīng)濟權益，由“湯沐邑二千戶”（或說“三千戶”）大幅度增加。“�；琛钡孛�，王莽時改稱“宜生”，可知環(huán)境條件有所改善。兩漢之際，因多方面的原因，北方移民大規(guī)模南下。我們比較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兩個戶口數(shù)字，138年之間，豫章郡戶數(shù)增長了502.56%，口數(shù)增長了374.17%。在江南九郡國中，增長幅度僅次于零陵郡。而這一時期全國戶口呈負增長趨勢，分別為-20.7%和-17.5%。當時，豫章郡接納了大量的南遷人口，生態(tài)環(huán)境“宜生”的條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劉賀“食邑四千戶”，應當是當時江南地方最富有經(jīng)濟實力的貴族。劉賀“就國豫章”，對于�；璧胤絼趧恿Φ脑黾雍蜕�產(chǎn)經(jīng)驗的傳入，應當有積極的作用。劉賀回到昌邑時，“故王家財物皆與賀”。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資財，未必完全是他所繼承的“故王家財物”，應當也包括在“�；琛钡胤降拈_發(fā)和積累。

�；韬钅拱l(fā)現(xiàn)隨葬的“水稻、粟、大麻、甜瓜、梅等五種可食用植物遺存”（蔣洪恩、楊軍、祁學楷：《南昌�；韬顒①R墓糧庫內(nèi)出土植物遺存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6期）。北方和南方農(nóng)耕技術的結(jié)合可以因此得到反映。

后來劉賀言辭被舉報，受到“削戶三千”的處罰，戶數(shù)竟然被削奪了75％。這是非常嚴酷的懲治方式。不過，這“三千”戶百姓應隨即成為豫章郡行政區(qū)內(nèi)由朝廷直接管理的編戶齊民，豫章�；璧胤降霓r(nóng)耕經(jīng)濟實力并不會因�；韬顕�“削戶”而受到損傷。

傅筑夫曾經(jīng)指出，自兩漢之際以來，江南經(jīng)濟確實得到速度明顯優(yōu)勝于北方的發(fā)展，“從這時起，經(jīng)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經(jīng)濟區(qū)的重要性亦即從這時開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長起來，而關中和華北平原兩個古老的經(jīng)濟區(qū)則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沒落。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巨大變化，盡管表面上看起來并不怎樣顯著”（《中國封建社會經(jīng)濟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頁）。分析這一“巨大變化”，應當關注海昏侯國所在“豫章”地方的經(jīng)濟史坐標的意義。

�；韬钅钩鐾廖奈锼�見絲路史信息

北方草原民族習用的金屬牌飾，常見采用表現(xiàn)動物形象的圖案。有學者指出，“飾有回首式動物紋的馬具”，“多出于今蒙古、俄羅斯境內(nèi)的匈奴貴族墓葬中”。海昏侯墓出土的銀質(zhì)當盧可能是最早的內(nèi)地出土的“帶有回首式走獸紋的馬具”，其“圖像母題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北方和西北地區(qū)”，“是斯基泰風格、鄂爾多斯式銅器在漢代的延續(xù)”（陳宗瑞：《兩漢回首式走獸紋馬具試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2期）。墓主可能為劉賀長子劉充國的�；韬钅箞@5號墓，清理時發(fā)現(xiàn)隨葬多種玉器。經(jīng)分析，“約240件加工成器中，約70%為和田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廈門大學歷史系：《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玉器》，《文物》2018年11期）。墓中所出瑪瑙，有可能來自更遙遠的絲綢之路路段。凡此諸多現(xiàn)象，可以充實我們對于絲綢之路史的認識。

�；韬钅钩鐾两鹌鞯难b飾形式之所謂“花絲裝飾”，有的學者認為可以看作漢王朝與“希臘化世界”之“交往”的文物證據(jù)（劉艷：《漢帝國與希臘化世界的交往——再議�；韬钅菇鹌髦械幕ńz裝飾》，《早期中國研究》第4輯，2021年）。有學者稱之為“花絲工藝”“花絲技法”制作形成的“組合紋樣”，并判斷所采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細金工藝”（楊一一等：《�；韬钅钩鐾榴R蹄金、麟趾金花絲紋樣制作工藝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文物保護修復論文集》，2019年1月3日）。類似討論，還有必要深入。有學者還注意到“�；韬钅钩鐾料x草”，并論證“青藏東部緣邊地帶和中原內(nèi)地的蟲草貿(mào)易”，注意到“氐”“羌”在“今河湟地區(qū)、甘南草原及川西地區(qū)與關中、成都平原之間”的交通與貿(mào)易活動中的作用（李健勝、周連玉：《從海昏侯墓出土蟲草看漢代蟲草貿(mào)易》，《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5期）。這當然也是絲綢之路史考察應當關注的主題。

�；韬钅钩鐾磷鳛榫庣娂軜嫾�的鎏金青銅鉤取駱駝造型。這是長江流域較早出現(xiàn)的顯示駱駝形象的文物。漢宣帝平陵從葬坑出土駱駝骨骼引起重視。而年代更早的�；韬钅沟倪@一發(fā)現(xiàn)，對于絲路史考察的意義尤為重要。有跡象表明，西北絲綢貿(mào)易的主線與四川平原有交通聯(lián)系。成都附近出產(chǎn)的“廣漢八稯布”在河西有集中的消費記錄。敦煌漢簡中有以“驢五百匹驅(qū)驢士五十人之蜀”從事運輸活動的簡文，可知從敦煌至“蜀”，存在絲綢之路的支線。長江一線對于“西北邊”的關注，有鄂城出土漢鏡銘文可以反映（周新：《論鄂城漢鏡銘文“宜西北萬里”》，《南都學壇》2018年1期）。而大江東下至于豫章地方，�；韬钅箞@出土文物對于西北草原絲路的文化影響也提供了證明。

帝制時代初期的權力與秩序

自秦始皇時代帝制成立，“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別白黑而定一尊”，最高執(zhí)政者的絕對權力得到確定。然而帝權后來又曾有動搖，出現(xiàn)立“不當立”者而后又“誅二世”，“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情形。漢初呂太后執(zhí)政終結(jié)之后的上層政局動蕩也告知人們，帝制形態(tài)因帝權繼承人的擇定，可能出現(xiàn)變數(shù)。

劉賀入主長安，其實是漢文帝劉恒之后又一位諸侯王據(jù)帝位，承大統(tǒng)�；艄獾臋嗔ζ鸬搅藳Q定性的作用。據(jù)《漢書·霍光傳》，漢昭帝去世，選擇帝位繼承人時，霍光否定群臣所議廣陵王劉胥，稱“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劉賀入長安。然而劉賀“既至，即位，行淫亂”，霍光廢劉賀。丞相楊敞等向皇太后的報告中說“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當廢”。這一情節(jié)，以及劉賀最終被判定“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都特別值得注意。劉賀即位27日，受到指責1127事。被廢黜11年之后，又封為海昏侯�！昂；韬钅钩鐾两痫灐�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樣表明，在他封侯的當年，還制作了大量準備用于助祭的酎金”。海昏侯墓出土劉賀玉印或解讀為“鴟紐”“梟紐”“鷹紐”，以為猛禽象征，有學者解釋為與奏牘“南藩�；韬睢弊謽酉嚓P，表達了“效忠朝廷，做國之屏藩之態(tài)度”。但是“劉賀回歸政壇中心之路”，已經(jīng)被漢宣帝“徹底”“堵死”（練春海：《�；韬顒①R印印紐或為“鷹紐”》，《文匯報》2016年11月18日）。相關政治史跡象，都還可以深入探究。

宋人洪興祖討論屈原《懷沙》的深意，分析政治實體的迅急崩潰，使用了“速亡疾敗”一語。賈誼、司馬遷形容秦政敗壞，言“土崩瓦解”。西漢許多政論家仍然頻繁使用“土崩”“瓦解土崩”的說法回顧秦的短促而亡。司馬遷對于漢初王侯政治命運，也提示其“殞身亡國”“殞命亡國”的教訓。劉賀家族的命運，也演示了敗亡的“速”“疾”。劉賀去世時年僅33歲。據(jù)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可知，祔葬劉賀的幾個兒子“還未及婚配”�！皠⒊鋰�5號墓發(fā)掘結(jié)果”表明“為單人葬”，去世時“年齡當在13—15歲左右”。“6號墓墓主劉奉親以及年齡更小的4號墓墓主也應沒有婚配。”“劉賀墓的幾例祔葬可能是考古發(fā)掘所見早期殤葬墓的”“珍貴的”“實例”。研究者還推想，“作為小弟身份的4號墓墓主”，“大約是頂著海昏侯國國除后的日暮殘云走向這個墓地的”， “場面冷落得多”（張仲立：《�；韬顒①R墓園五號墓初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4期）。然而，與劉賀家族“速亡疾敗”大致同時，我們看到了其政治克星霍光家族的衰滅�；艄庠�經(jīng)“立帝廢王，權定社稷”。但是他死后不過4年，其家族遭遇嚴酷的政治清洗，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達數(shù)千家。5年之后，劉賀的生命走到終點。也就是說，劉賀衰年，看到了霍氏家族的敗亡。

海昏侯墓園的考古發(fā)現(xiàn)，為說明西漢中晚期的文化史、經(jīng)濟史和中外交流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證資料。就帝制初期上層權力爭奪的史跡，也描繪了多彩的畫面。發(fā)掘工作正在進行。對于今后將獲得的考古新識，學界和所有關心漢代歷史文化的朋友都滿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