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 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子課題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
自2017年11月項目獲準立項，課題組協(xié)同共進，按照課題研究的總體計劃，首席專家郭常英擔任組長，各子課題負責人擔任副組長，帶領全體成員通力協(xié)作，明確分工。
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為第一階段，分區(qū)域編為華北、華東、中南和西部4個工作組，集中搜集檔案及報刊文獻。華北組以天津、北京和東北地區(qū)主要城市為主；華東組以上海、南京、青島、杭州、蘇州、廈門、福州等城市為主；中南組以武漢、長沙、開封、廣州、香港等城市為主；西部組以重慶、成都、昆明、西安等城市為主。主要查閱全國各地主要城市檔案館藏檔案，同時查閱相應城市圖書館、專向性博物館的館藏文獻。截至目前，計劃順利實施，但受經費、時間、人員限制，東北地區(qū)，青島、西安、昆明等地缺乏深入查閱，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臺北“國史館”館藏相關檔案還沒有查閱，香港所藏相關文獻也沒有查閱。
2019年1月至6月為第二階段，各工作組有針對性地對學術機構、民間團體或個人收藏家進行實地調研考察采訪，對深藏于民間的與慈善義演有關的一些老戲單、戲券、老唱片、影片、錄音、照片、圖片以及碑刻等散見文獻進行深入挖掘。目前，經過初步點校、核對的“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約80萬字，對其中35萬字又進行了二次核校工作，并形成部分研究性的階段性學術成果，從總量來看，大約完成了課題目標的三分之一。符合課題組預期的進度要求。
2.子課題進展情況
依照總體規(guī)劃部署，子課題負責人和成員充分發(fā)揮主動探究精神，對子課題的文獻整理進行了修改細化。
子課題一：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整理與研究·晚清民初時期（1840-1927）。本部分主要解決晚清民初時期慈善義演珍稀文獻的搜集、分類與整理問題，并以此為基礎，對晚清民初的慈善義演文獻及學術問題進行研究。目前已掌握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廣州、杭州、武漢等地義演未刊檔案30多卷，以及善會善堂、水災旱災賑濟會、華洋義賑組織的征信錄和時人文集、日記、回憶錄等，下一步還將搜集西安等城市的未刊檔案文獻。目前，該子課題已完成部分文獻的搜集、錄入工作，約25萬字。
子課題二：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整理與研究·南京國民政府前期（1928-1937）。本部分主要搜集與整理南京國民政府前期相關慈善義演珍稀文獻，并以此為基礎對該時期慈善義演文獻及學術問題進行研究。目前已查閱有關慈善義演文獻約70卷，還需進一步深入各地查閱未刊檔案，同時對已刊檔案，重點報刊，時人文集、日記、回憶錄等有關文獻進行搜集整理。目前，該子課題已完成的文獻輯錄工作約20萬字，復核工作正在進行中。
子課題三：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整理與研究·全面抗戰(zhàn)時期（1938-1945）。本部分主要搜集、分類與整理全面抗戰(zhàn)時期的相關文獻，并以此為基礎對該時期慈善義演問題進行研究。目前所查檔案，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等淪陷區(qū)，多為在日偽統(tǒng)治下的未刊檔案文獻。接下來。課題組將著力于革命根據地相關文獻的搜集和查閱。該子課題已完成的文獻搜集、輯錄和復核工作，約20萬字。
子課題四：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整理與研究·國共內戰(zhàn)時期（1946-1949）。本部分主要搜集、分類與整理國共內戰(zhàn)時期的相關文獻，并以此為基礎，對該時期慈善義演問題進行研究。目前已經搜集一批這一時期的未刊檔案文獻，主要為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蘇州等地，約350卷。相比前期各個階段，這一時期的檔案數量最大，整理工作也極為繁重。目前，該子課題完成文獻的搜集、輯錄工作約15萬字，點校、復核工作正在進行中。
同時，課題組成員圍繞相關議題開展專題研究，發(fā)表了數量豐富的原創(chuàng)成果，已出版一部專著、發(fā)表論文20余篇，獲河南省哲學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二等獎一項。
總體來說，項目依據預定計劃進行，工作運行良好，完全達到了預期目標。課題組成員積極參加多層次學術會議，在學術交流的同時，擴展學術影響，在學界產生良好評價、積極影響。目前，課題在資料收集整理、輯錄、點校、復核，專題研究、學術交流、成果推介等諸方面，進展收效非常顯著，取得了超出預計的成績，在中國近代慈善史和社會文化史研究領域產生了良好的反響，對于城市史研究也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 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1.調查研究情況
自課題立項后，課題組成員奔赴各地檔案館、圖書館并拜訪相關收藏家搜訪文獻，同時對博物館、藝術研究院等地進行實地考察。一方面系統(tǒng)性地搜集了大量館藏未刊檔案，各類報刊相關文獻資料，總計約200萬字外，另一方面還從各類館所、研究機構、民間團體及個人處發(fā)現和挖掘出一批十分珍貴難得的慈善義演文獻，具有很好的研究價值。例如，2018年1月，課題組在武漢拜訪電影、戲劇藝術品收藏家和研究者閔宴清先生，從他手里獲得一份1938年漢口抗戰(zhàn)義演的珍稀資料。4月，課題組走訪首都師范大學圖書館及該校歷史博物館。在同行友人幫助下，尋得收藏于此的一批珍貴的音樂會節(jié)目單，其中包含有一定數量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募捐音樂會節(jié)目單。這些節(jié)目單對募捐用途、演員名單、演出節(jié)目、演出時間等信息均有詳細記載，是研究慈善義演問題應當關注和利用的重要文獻。這批時間久遠且有一定連續(xù)性的音樂會節(jié)目單，作為那一時期的歷史文獻，他處無留存，因此是非常寶貴的珍稀文獻。2018年6月，課題組走訪了天津考察鼓樓博物館、戲劇博物館、廣東會館及其舊戲院遺址等，發(fā)掘到京津地區(qū)的老舊戲單若干張，這既是研究慈善義演的珍稀文獻，也是研究晚清戲劇史的珍貴參考資料。11月，課題組成員赴四川川劇藝術研究院、川劇博物館進行考察調研，得知在川劇研究領域，很早就有搭桌戲的記憶，可惜文獻資料沒有保留下來。2019年3月課題組到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北京戲劇博物館等進行考察，通過深入實地調研，走訪研究人員，挖掘出部分珍稀史料，如戲劇博物館位于湖廣會館舊址，在會館內部，展有一些歷史照片，并對義務戲有少量的文字介紹。
文獻的搜集、整理對該課題提供了重要支持和支撐。課題組成員這一時期發(fā)表的20余篇學術論文中，多數都運用了新發(fā)掘出的文獻史料。其中所刊發(fā)的許多都是高規(guī)格的學術期刊，因文章“材料新”“視角新”而采用?！吨袊壬屏x演文獻及其研究》一書獲河南省社科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其中所整理而收入的“文獻篇”占全書內容一半以上。
2.學術交流情況
2018年3月，課題組邀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多位專家學者（包括在慈善史和社會文化史等領域成績卓著的多位中青年學者）舉行開題會議和學術論壇，與會專家對課題架構及研究計劃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課題組據此對原規(guī)劃進行調整和優(yōu)化，同時建立了分工合作機制。經過課題組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目前取得了優(yōu)異成果。簡述如下：
（1）出版文獻整理與研究著作，推進學術交流
首席專家于2018年9月出版專著《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文獻及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見附件）。首席專家出版該著，是結合前期在國家社科一般項目研究中的收獲，進一步擴大學術交流、推進項目工作，該專著將分散零碎的義演文獻匯集成冊，更加專注于慈善義演。該著并將系列研究論文及較為集中的文獻資料進行了仔細核校與歸整。全書36萬多字。該書歸并的文獻，主要有《北洋畫報》《三六九畫報》《一四七畫報》等珍貴文獻和圖片，另有《京報》《新京報》等報紙文獻，還有一些其他老舊期刊和報紙文獻。這些研究成果和文獻的出版與發(fā)行，帶給一些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學子以極大的學習研究熱情。甚至出現多位登門求教，希望報考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有的學生還在網上高價買得該書。中國近代慈善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推進，需要長期持續(xù)的史料整理工作加以補充文獻并給予支持。任何新方法的運用、新問題的發(fā)現，仍要以歷史實證為根基。該專著所選文獻主要以慈善義演的社會群體為關注點，內容廣泛且全面，涉及“娛樂類型”“民間團體”“捐助目標”“稅收問題”等，既保持了史料的相對完整性，又能將最有價值、最為急需的史料呈現出來?？梢韵胍姡€如義演?？?、地方義演檔案等，都值得繼續(xù)整理出版，著者之后還將繼續(xù)整理出版一些知名報刊文獻等。這項研究是一項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新性、前沿性和基礎性的工作。該文獻的出版，將有利于推進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學術研究，并對擴展慈善史研究、深化社會文化史研究具有開拓性意義。
（2）學術交流與專題研究互促共進
課題組主辦了兩次與“慈善義演”問題密切相關的專題論壇。第一次是2018年3月舉辦的“第一屆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高端論壇（河南大學），第二次是2019年5月舉辦的“第二屆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學術論壇（河南大學）。
“第一屆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高端論壇，由本課題組聯合河南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舉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蘇州大學、東華大學、湖南師范大學、江漢大學、安徽大學、中國海洋大學等高校和社科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在此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交流與互動。本次論壇重視原生態(tài)史料的發(fā)掘、整理與利用，在慈善與義演、社會變遷等方面都有深入討論。多數學者主張，文獻整理要保持資料的完整性和原生態(tài)，注意體現文獻的豐富性；要注意文字與實物、圖片相結合；還要加強中國與外國的比較、中國各地的比較、不同類型義演的比較，要注重海外文獻的搜集與整理。
第二屆“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學術論壇，主要從社會史研究的角度討論慈善與義演問題。論壇邀請了湖南師范大學、蘇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杭州師范大學、天津社會科學院、安徽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國內知名高校的教授發(fā)表論文、參與評議，還邀請了檔案管理機構的人士參與會議、發(fā)表高論。本次會議所提交的論文有《近代慈善義演的類型問題》《權勢轉移——從慈善視角看明清以來士與商階層的變動》《近代上海西方音樂義演初探》《近代天津外僑的慈善活動述論》《近代中國慈善義演的思想史省思》《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部分慈善音樂會節(jié)目單資料基本情況和幾點啟示》《近代中國政治事件與義演》《20世紀上半葉義演稅費征繳與豁免》《慈善公益與民族救亡的雙重變奏——全面抗戰(zhàn)時期非淪陷區(qū)內的慈善義演》《多重意義的建構：抗戰(zhàn)時期“五四”紀念日上的義演》《民初北京窩窩頭會參與群體及其慈善活動考論》等，可見研究范圍較為廣泛。會議就慈善義演類型、義演稅收、抗戰(zhàn)救亡、五四紀念、音樂文化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與會學者普遍認為，慈善義演不局限于義演，它包括更多不同的面相，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廣泛的視閾給予關注、進行闡述，這一主題的拓展，不僅對于社會史、慈善史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于經濟史、藝術史、傳播史等亦有新的啟發(fā)。
圍繞課題研究所舉行的學術交流活動促進和帶動了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成果的產出。課題組成員通過個人研究投稿和期刊專欄組稿、學術討論等方式，已經發(fā)表學術論文20余篇。
（3）積極參加學界高端學術會議，加強學術交流
首席專家除主辦項目相關的會議之外，還多次參加海內外重要學術會議，擔任會議主持，發(fā)表學術報告，如“史料擴充與史學演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反思與前瞻”（2017年11月，上海）、“區(qū)域文化暨廣府文化”（2017年12月，中山）、“大數據歷史與學科建設”（2018年1月，華中師范大學）、“民國時期文獻整理與研究”（2018年6月，上海）、“新時代城市史研究的路徑與指向暨《城市史研究》創(chuàng)刊30周年”（2018年6月，天津）、“第二屆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暨大不列顛圖書館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辈⒖坚尅保?018年8月，合肥）、“第四屆全國區(qū)域文化研究會年會暨泰山文化”（2018年10月，泰安）等。首席專家在參加澳門理工學院“2017年學術期刊發(fā)展座談會”期間，恰逢澳門“同善堂與近代澳門學術研究會”舉辦，由此獲得該地區(qū)一冊珍稀文獻資料（2017年12月，澳門，見附件）。
課題組其他成員也廣泛參與學術會議，如“史料擴充與史學演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反思與前瞻”（2017年11月，上海）、“區(qū)域文化暨廣府文化”（2017年12月，中山）、“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學術反思研討會”（2018年5月，曲阜）、“民國時期文獻整理與研究”（2018年6月，上海）、“新時代城市史研究的路徑與指向暨《城市史研究》創(chuàng)刊30周年”（2018年6月，天津）、“第二屆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暨大不列顛圖書館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辈⒖坚尅保?018年8月，合肥）、“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國暨戊戌變法120周年”（2018年8月，桂林）、“通古今之變：中國思想史的理論與實踐”（2018年10月，長沙）、“第四屆全國區(qū)域文化研究會年會暨泰山文化”（2018年10月，泰安）、“多元視野下的租界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9年4月，武漢）、“19-20世紀中期中國政治與外交的現代轉型學術研討會”（2019年6月，北京）等學術研討會。通過參加學術會議，宣傳課題，同時與同行和不同研究方向的學者進行交流，擴展視野，積累經驗，并且還結識一批跨學科的學者，特別是文獻學的專家，得以尋找他們的指導與幫助。
（4）課題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相結合
慈善義演研究是一新的研究領域，需要培養(yǎng)人才，建設隊伍。首席專家指導博士、碩士研究生參與課題資料整理及專題研究，參加學術交流，他們的學術視野和專業(yè)能力得到了較大提升。對于研究生從事資料查閱和學術交流，課題組均給予了經費和平臺支持。他們已完成相關碩士論文多篇，也有多篇學術論文發(fā)表。部分參加項目的博士研究生通過努力，還獲得國家或校級獎學金。近年來，首席專家的多位碩士研究生報考攻讀該方向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突出，畢業(yè)后被聘為高校教師。還有多位研究生以相關研究為方向，申請到各類研究項目（各高?？蒲袆?chuàng)新項目，2016-2018中國慈善聯合會、敦和基金會開設的“竹林計劃”項目，見附件），另有若干博士后研究人員，相關研究拿到了不同級別課題研究的資助。多位學生應邀參加國內高規(guī)格學術會議并報告研究成果，如在讀碩士研究生梁家振參加了“經濟結構與社會轉型——第一屆華北區(qū)域史學術研究會”并報告自己的論文（2019年6月），早期還有碩士研究生岳鵬星參加天津城市史研究會議，作與“義務戲”相關的學術報告（2014年）。子課題負責人廖大偉、朱滸等教授指導學生撰寫多篇相關論文。此外，課題組還定期召開研究生工作坊，圍繞相關專題，開展讀書學習研討活動。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課題組成員共召開9次學術活動，圍繞相關研究專題、文獻來源等進行討論，通過這樣的學習交流活動，既有益于培養(yǎng)慈善義演研究方面的青年人才，也充實了本課題的研究力量。
（5）外請專家指導幫助，內建溝通交流平臺
面向國內學術界聘請多位各領域專家學者，對課題進行具體指導幫助，通過論證課題、學術報告、參加討論、提供意見等方式，深入而實際參與工作，為課題順利推進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課題組與各子課題負責人保持密切聯系，及時溝通，報告情況，聽取意見，協(xié)調工作，保證課題總體工作和子課題工作有序進行。輯錄之后的點校工作是課題的重要工作環(huán)節(jié)，為盡可能及時解決問題。組建起研討群、審閱群等，聘請了部分史學界和文獻學界學者，幫助解決搜集整理中遇到的疑難問題。
課題組內建立微信群——“學研群”作交流平臺，每天晚間定時在群內開展問題研討，針對疑難問題進行集中辨析，對于難以辨識的文獻進行集體分析研討，便于集思廣益，不少問題由此得以解決。遇到實在無法解決的難題，再轉請專家?guī)椭鉀Q問題。大量實踐證明，這一方式是個極好的溝通渠道，便于大家交流思想，也有效解決了很多工作難題。
課題組建立“階段工作研討會”平臺，加強工作與學術交流。在河南大學，由首席專家牽頭，在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已舉行18次學術交流活動，一方面針對具體問題及時展開研討，一方面相互鼓勁，促進工作進度。
（6）開展國際合作，推動學術交流
課題組重視擴展海外學術交流，發(fā)掘海外義演珍稀文獻，加強國際合作。2017年貴州“臺灣歷史和兩岸關系國際學術會議”期間，經學者推薦，首席專家與多位美國、日本學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目前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林孝庭先生，以及該館的郭岱君女士等，建立起較為密切的學術交往。對方提供信息，館藏有相關史料且對外開放。課題計劃下一步工作，若得到資金支持，將深入該檔案館及美英相關圖書館、博物館尋查文獻。與日本學者坂垣弘子教授和日本大學華裔學者郭海燕女士一直有良好溝通，并經常進行交流，了解日本方面的文獻及其存量情況。1907年前后在日本的留學生約有8000人，當時國內自然災害頻仍，清末留日學生的義演活動較為流行，除李叔同演《茶花女》一劇籌款賑災之外，還有其他留學生團體組織的針對國內的賑災義演。擬于2019-2020年，擇機赴日本搜集相關資料，補充近代日本留學生及華僑義演方面的珍稀文獻。
（三） 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課題組非常重視研究成果的推介工作。成果的宣傳推介，既擴大了課題研究的學術影響，又促進了學術交流、加強了學術合作。課題開題之后，協(xié)同《史學月刊》編輯部組織了有關項目研究的“學術筆談”，并于2018年第6期刊發(fā)，由此推動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的同時展開。同時，會議的相關消息，通過中國社會科學網、北京宣傳部千龍網、河南大學網、《團結報》和《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等媒體進行推介、刊發(fā)會議綜述，還開通了“義演與社會”微信公眾號，傳播研究成果及相關社會新聞，社科文獻出版社近代史專題通過微信號“鳴沙”，刊發(fā)《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文獻及其研究》一書的書訊。
高層次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反映學術進展
為系列發(fā)表研究成果，擴大學術影響，課題組在《史學月刊》刊發(fā)“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筆談，本組筆談由五篇文章組成，分別是《慈善義演性質的確定與可能的三重悖論》（朱從兵）、《慈善義演參與主體與中國近代都市文化》（郭常英）、《近代商人與慈善義演》（朱英）、《關于慈善義演研究與文獻整理的思考》（周秋光）、《海派文化與近代上海年規(guī)義演》（廖大偉），這是集多位高層次專家，從不同角度對義演問題進行分析，闡述義演理論、研究方法及其具體實踐問題。本組筆談發(fā)表后，受到學界關注?！吨袊鐣茖W報》發(fā)表署名文章《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平穩(wěn)推進》（杜維鵬），其中評價“社會史研究充滿生機”，從對現實問題的關切談到《史學月刊》該組筆談，“分別從慈善義演性質、慈善義演的參與主體與近代都市文化、商人與慈善義演、慈善義演的文獻資料整理等方面進行闡述，推動了近代慈善史研究走向系統(tǒng)和深入”（見附件）。隨后，“中國社會科學網”也對此文予以大篇幅轉載。本組筆談在學界形成了重要學術影響。
還有一些核心期刊發(fā)表課題組成員系列研究論文，如：
在《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第4期相繼刊發(fā)《民國初年北京窩窩頭會及其義演考析》（郭常英、梁家振）、《義演與民國前期京津地區(qū)的助學募款》（張秀麗）。其中《民國初年北京窩窩頭會及其義演考析》一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近代史》2019年第7期全文復印。
在《湖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刊發(fā)《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思想史省思》（郭輝）、《娛樂如何救國：近代游藝會“公共空間”的形塑》（李愛勇）、《娛樂與助賑：民國天津賑災義演研究1912-1937》》（張秀麗）三篇文章，從思想、政治、經濟角度深入探討義演問題，對義演及相關問題及其意義進行深度闡發(fā)，這一方向的研究，將產生重要的學術影響。
4. 充分利用報刊和網絡新媒體，擴大學術活動及學術成果的影響力
學術活動通過傳統(tǒng)報刊和網絡媒體得到深層、廣泛傳播。在發(fā)表研究成果和舉辦學術活動時，課題組注重多種宣傳渠道并進的方式。在學術論壇結束后，《史學月刊》即刊登了課題開題的消息。該信息通過重要期刊的披露，得到快速傳播。另外《音樂傳播》（2018年第1期）上介紹論壇成果和效果，為該研究在音樂界的推廣起到了積極傳播和影響作用。在《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刊發(fā)綜述，該刊還發(fā)表了開題報告會概述（2018年第4期）?！秷F結報》刊發(fā)論壇綜述（2019年6月20日，第7版）。如此系列推動與聯系，項目組對“第一屆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高端論壇情況進行了介紹，并刊登與會專家學者的發(fā)言（《史學月刊》2018年第5期）。
在相關權威網站上進行報道，如在中國社會科學網推送“第一屆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高端論壇”，北京宣傳部“千龍網”發(fā)布轉載論壇消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網站及時轉載相關第二屆“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會議報道和相關消息。
5. 充分利用新媒體，開通微信“義演與社會”公眾號
課題組專門開通微信 “義演與社會”公眾號，不定期推送課題組活動及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的系列相關學術文章和有關資料，向讀者介紹中國近代義演的發(fā)展史，從社會史、城市史等視角豐富讀者對“義演與社會”的認識。目前，關注“義演與社會”公眾號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原創(chuàng)文章《戲中有戲：<香玉號>與義演捐機的記憶重構》的瀏覽量更是達到了1247次。此外，更有部分專家學者針對此項問題來信，給予肯定與支持，認為“義演與社會”公眾號為學界提供了討論的平臺，有留言稱，“實為公德之事”，并對加強慈善義演的社會文化史視角的研究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今后，該微信公眾號將繼續(xù)以“義演與社會”為中心，突破學科與視角的局限，推送近代乃至當代的研究成果及相關國內外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新聞，以豐富并深化義演研究。在《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文獻及其研究》一書出版后，社科文獻出版社的近代史主題微信號“鳴沙”，即對此進行了專門推介，詳細介紹了成果的主要內容，并刊發(fā)著作的目錄和導論。微信公眾號“義演與社會”及時對此進行推送，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
6.重視跨學科合作，擴大學術聯系與交流
中國近代慈善義演問題涉及范圍較為廣泛，對其進行多維度、多層面的系統(tǒng)研究，也將推動中國近代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新聞傳播史，以及藝術史等多學科研究的深入發(fā)展，也有利于通過多學科交叉研究使中國慈善史研究獲得新的進展與突破。課題組非常重視與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開展廣泛交流與合作，包括邀請舉辦講座、座談討論、提出意見、問題請教以及文獻?？钡?，具體工作指導，學科交叉研究使課題在許多方面研究獲得深入，同時加強了聯系，擴大了影響。
（四）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針對課題的重點難點問題，課題組在逐步尋求突破，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資料搜集方面，檔案資料已經在分工進行，但現在因為各檔案館收緊政策，查閱不便，極大影響到效率。地方小報由于各地保管不完善，破損嚴重，查閱進度緩慢。檔案館的資料目前雖然已經對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廈門、廣州、武漢、成都、重慶等地展開搜集，成效顯著，但還需要擴大范圍。
在文獻整理方面，課題時間跨度長，涉及范圍廣。義演種類多，活動目的不同，地區(qū)差異明顯。如何在全面搜集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的同時，把握文獻的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對義演種類、地區(qū)差別、社會階層認知、政府監(jiān)管得失等有準確歸納，把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文獻做“通”，是難點之一，需要更多的文獻支撐和深入的學術研究。同時，還需要把握商業(yè)娛樂掩蓋下的慈善義演文獻的選擇問題。
上述方面，最為核心的是文獻的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參與范圍非常廣泛，各行各業(yè)均有組織或參與義演活動的情況，相關文獻缺乏連續(xù)全面的記載，這對全面搜集與整理是不利的。中國幅員廣闊，各區(qū)域之間經濟、文化發(fā)展情況差異較大，義演娛樂類別又不同，很難做到完整與系統(tǒng)。
針對這些問題，課題組采取的是分工協(xié)作，重點推進的辦法，按專人分工，就地區(qū)、義演類別進行系統(tǒng)搜集，再進行綜合整理。在課題組織方面，運用“工作坊”“學研群”等方式，聯合相關領域學者展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方面，課題組成員先圍繞分工任務，結合初擬大綱，進行文獻搜集整理，突破其中的難點和重點問題，為最終成果奠定基礎。同時，運用專欄方式和網絡新媒體推動成果的發(fā)表與宣傳。
（五）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中國近代慈善義演參與成員較為復雜，是延續(xù)時間長達幾十年的社會活動，既有慈善為民的一面，也有隱藏在背后的玄機，在整個近代歷史上可謂影響面非常寬，社會評價不一。
首席專家前期完成的一項國家社科一般課題，作為對中國近代慈善義演問題的初探，該專論應當說具有一定的深入性，呈現出一定學術價值和意義。然而，如果作為一項系統(tǒng)研究，該問題的探討仍可進一步深入和細化。
隨著相關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團隊深感該項研究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fā)展等均有密切關聯。因此，對其相關資料的輯錄、整理及研究，意義重大。無論是難見的珍稀文獻，或者是大型報刊中的“非珍稀”文獻，對其進行挖掘和利用，并進行全面、系統(tǒng)和深入的長期研究，均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在各地資料調研過程中，發(fā)現了民間珍藏的豐富的義演文獻，如戲單、音樂會節(jié)目單、義演入場券、義演?？取８鶕n題推進情況，擬編輯出版“《申報》義演文獻匯編”，還將陸續(xù)編輯出版《大公報》《東方雜志》等大報刊文獻。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1.郭常英編著：《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文獻及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文獻及其研究》分“研究編”和“文獻編”兩部分。“研究編”收錄的是著者利用早期發(fā)掘的“近代慈善義演”相關材料，分別從“慈善義演之文化”“慈善義演之力量”“慈善義演之實踐”三個角度，探析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主體及其參與力量、活動形式、社會影響等，著力剖視慈善義演與中國近代社會文化之間的聯動，分析慈善義演與城市文化變遷之間的內在關聯?！拔墨I編”收錄的是各層次、各級別的報刊資料。具體而言，其中包括 “《大公報》”（部分材料）、還有其他零星報紙、“期刊、畫報”若干部分，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編排，選錄的《大公報》（天津版）、《益世報》（天津版）、《新北京報》等報紙文獻，以及《良友》《民眾教育通訊》《一四七畫報》等期刊和畫報的相關文獻、圖片，以方便相關研究者的查閱利用。其中《大公報》相關文獻206篇，《益世報》（天津版）、《新北京報》等文獻67篇，《良友》《民眾教育通訊》《一四七畫報》等期刊、畫報文獻56篇。選擇的文獻主要以慈善義演的社會群體為關注點，內容廣泛，涉及“娛樂類型”“民間團體”“捐助目標”“稅收問題”等。慈善義演屬于近代中國慈善事業(yè)轉型時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反映出民眾的近代娛樂生活狀態(tài)，背后涉及面相復雜的社會群體，這是探究社會變遷的一個不容忽略的視角。其中的研究成果及相關史料的輯錄，有益于帶動學人從事新領域的探索與思考，對深化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該專著出版后，受到了慈善史、藝術史等學界的關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微信公眾號，“義演與社會”微信公眾號等均有推送，學界同人進行了大量轉發(fā)。
2. 郭常英：《慈善義演：晚清以來社會史研究的新視角》，《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近代史》2019年第5期全文復印。
“慈善義演”的目標指向是慈善，即為扶貧救弱而舉辦的募捐性質的娛樂演出。中國傳統(tǒng)慈善到了近代逐漸向公益發(fā)展，慈善義演募捐，既為扶貧救弱，也為輔助公益?！按壬屏x演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不僅研究慈善義演的發(fā)起，也關注組織者和所要救助的社會人群以及社會災難背景。另外，研究相關組織機構，關注各類商會組織，中外慈善組織、宗教組織、同鄉(xiāng)會組織，不同類型的藝人組織、票友票社和業(yè)余音樂組織和個人、社會知名人士等。同時，還研究“義演形式”的多元品類，關注傳統(tǒng)義務戲、西洋慈善音樂會，甚至還有各類體育賽事、西式游藝活動等。要研究慈善義演活動的組織、實施與效果，就要從政府對娛樂活動、慈善義演活動的管理規(guī)定來考察，還要深入考察義演的表演場所、演出運營及募集資金走向。同時，政府有關規(guī)定的實施，以及相關稅務和社會效果等都需要予以關注。晚清以來，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大都市，還有區(qū)域范圍內的一些中心城市，受商業(yè)演出的刺激和啟發(fā)，以義演勸募為號召的娛樂活動日益繁盛，凸顯了義演募捐多樣化、網絡化和普及性的特點。無疑，慈善義演研究對于近代中國慈善史研究是重要的突破。然而，進一步拓展與深化研究，義演研究就不止是慈善史的突破。
2. 郭常英：《慈善義演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12月24日，第5版?！稓v史與社會文摘》2019年第1期摘編。
近代以來，義演活動在我國各地日益增多，也因特殊的歷史背景一度達到高潮。一般來講，為賑災救貧而舉辦的娛樂募捐活動可謂慈善義演。然而，根據近代中國災難深重的史實來看，支援抗戰(zhàn)、保家衛(wèi)國的籌款義演更具民族大義，應屬具有“慈善理念”和公益內涵的募捐活動?？傮w來看，義演是中國近代社會文化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慈善活動，伴隨中國城市近代化的進程而演進，受到商業(yè)演出的啟發(fā)而發(fā)展。慈善義演的娛樂文化屬性與慈善目的有效結合，在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情境下，表現出道德教化功能和藝術傳播功能，并通過社會成員的廣泛參與，促進人們慈善意識和文明習尚的形成。隨著以義演勸募為號召的娛樂活動日漸增多并日益繁盛，慈善義演呈現出募捐多樣化、網絡化和普及性等特點。隨著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入和慈善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學界對慈善義演的關注與研究逐漸增多，并在一些領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新理論與新方法的利用必將促進研究走向深入。義演是社會多方參與的社會文化活動，事關助募指向、活動運營、參與各方、政府監(jiān)管等多方面，因而義演研究是一項涉及災荒、慈善、大眾文化、政府管理并緊密圍繞城市問題的綜合性研究，需要多學科交叉、多視角考察、多維度分析，要注重在災荒史、慈善史、文化史研究中理論與方法的創(chuàng)新，發(fā)掘更多文獻資料。對歷史上慈善活動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當今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yè)的健康快速發(fā)展，史學工作者在這方面應當擔負起自己的社會責任。
4.郭常英：《稀見文獻載體及其傳播途徑》，《安徽史學》2019年第1期。
義演是一種通過演藝方式收取捐贈，用于特定目的的社會活動，清末民初時期逐步在各地興起，它既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傳承，也吸收了近代西方慈善思想的某些元素，并借用經營性演藝活動吸納戲資。義演的形式及內容隨著時代發(fā)展而發(fā)生演變，其文獻載體和傳播渠道也與時俱進，發(fā)生相應變化。限于研究領域的專向化與社會關注度的局部化，相當部分文獻由于受眾數量和出版者對于經濟效益的考量，在相當長時間內難以公開出版，或者即便出版，仍顯現出超高的定價與小眾利用的不對稱問題，這些均成為其無法順利流通于社會的障礙。而一些具有某種特征、表達重要涵義的文獻如果缺失，將影響相關研究的結論，研究結果也可能與初衷大相徑庭。目前有所改善的是，文獻傳播渠道近些年出現了較為有利的情況，學術界和出版界對文獻出版工作的重視，加之大量網絡數據庫的建設與傳播，以及學者們通過復印制作和公開出版，已有不少稀見文獻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5.朱從兵：《慈善義演性質的確定與可能的三重悖論》，《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
該文為《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筆談文章之一，該文認為在近代文藝、娛樂仍處在由貴族化向大眾化轉型的過程中，慈善義演亦面臨著這樣的轉型，面向上流社會的義演和面向大眾的義演存在著“慈善”的異化問題。從籌集物資和經費的角度和從演出者的角度來看，在義演效益、價值取向、社會認知、行為動機等方面，很多問題值得思考與探知。如果能搜集到在天災人禍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面向小眾的上流社會的義演和面向大眾的大規(guī)模義演的全程史料，將其進行對比研究，當有助于考察近代國民的整體慈善意愿和公民社會發(fā)育的程度。該文還提出了“情感悖論”“慈善心理悖論”“道德悖論”的三重悖論認識，也為慈善義演研究者拓展了思路，具有提綱挈領的指導意義和價值。此文為特邀專家撰稿。
6.郭常英：《慈善義演參與主體與中國近代都市文化》，《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
該文為《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筆談文章之一。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是一種賑災濟貧的救助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慈善救助從傳統(tǒng)一元化向近代多元化發(fā)展的演變歷程。作為中西匯融的一種助善方式，慈善義演以近代化的城市為主要活動場域，伴隨著城市功能的變遷和城市文化的衍變而發(fā)展。在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情景下，慈善義演以不同的藝術呈現、表現出特有的道德教化和傳播功能。深入挖掘和認識義演在近代慈善公益事業(yè)和城市文化發(fā)展進程中的作用，探討在近代慈善事業(yè)轉型中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圍繞慈善義演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動機，對于拓展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7.朱英：《近代商人與慈善義演》，《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
該文為《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筆談文章之一。在近代義演這一新型慈善公益活動出現之后，商人是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清末民初商會、商團、同業(yè)公會等新式商人社團成立以后，商人的組織程度得到明顯提高，能夠更為積極便利地開展各項社會活動，在組織和支持慈善義演活動中的作用與影響也日益突出，受到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好評。與此同時，有些公益性質的商人團體如救火會、商團等，還通過組織義演的方式籌集經費，用于公共消防和冬防事業(yè)。民國中后期新成立的電影院商業(yè)同業(yè)公會，更是經常通過義映募捐救災和支持社會公益活動。此文為特邀專家撰稿。
8.周秋光：《關于慈善義演研究與文獻整理的思考》，《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
該文為《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筆談文章之一。從“慈善義演”的定義、興起原因、功能、作用和影響等宏觀角度進行了思考，并就“如何把慈善義演的研究在現有的基礎上推向深入”提出了“充分發(fā)掘慈善義演的史料”及“拓寬現有研究范圍”兩個方面的建議。此文為特邀專家撰稿。
9.廖大偉：《海派文化與近代上海年規(guī)義演》，《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
該文為《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義演與近代社會”筆談文章之一。都市商貿的發(fā)展、娛樂業(yè)的興盛以及各籍移民的娛樂需求，為近代上海年規(guī)義演提供了經濟與社會基礎。年規(guī)義演促進了上海戲曲繁榮，助推了海派文化的形成發(fā)展。
10.朱滸：《晚清籌賑義演的興起及其意義》，《史學月刊》2018年第8期。
義演在中國成為一項較為重要的公益活動，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時期新型義賑活動的出現，是近代中國社會大變動的產物。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籌賑義演活動出現了從曇花一現到常見常新、從一點到多點的轉變。義演在逐步成為義賑活動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時，其自身也發(fā)生了許多具有新興意味的變化，其中交織著傳統(tǒng)與現代、本土與西方等各種因素的碰撞，呈現出復線發(fā)展的結構?；I賑義演的這種發(fā)展歷程和面貌，一方面顯著體現了義賑社會化救災的發(fā)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義演活動日漸適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發(fā)展需要。
11.郭常英、梁家振：《民國初年北京窩窩頭會及其義演考析》，《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國近代史》2019年第7期全文復印，《歷史與社會文摘》2019年第2期摘編。
北京“臨時”窩窩頭會的慈善活動，主要活躍于民初北洋政府時期。該組織“演戲籌款”救濟貧民的義演活動，多在1919-1927年冬季舉辦，也確實為救助當地貧民和維護社會秩序發(fā)揮了較大的能量和作用。窩窩頭會的慈善活動與義演募捐能形成影響、有如此成效，與民初北京的社會-政治生態(tài)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這一現象是當時社會-政治生態(tài)的產物。窩窩頭會組織義演活動籌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初社會慈善活動的發(fā)展態(tài)勢。慈善義演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開始，社會各階層的參與日見增多，演出內容呈繁華多樣趨勢。其組織運行主要采用商業(yè)經營方式，捐資管理規(guī)范有序，呈現出中國慈善活動由傳統(tǒng)向近代轉型的典型過渡性特征。這一社會事象的出現，映照出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傳承與發(fā)展，也折射出近代西方慈善理念在中國的傳播與相互交融。同時，從水旱災害救助、慈善文化特征、社會風尚衍變、近代城市樣貌，尤其是民國初期的社會-政治生態(tài)等各個方面，可見窩窩頭會的慈善義演在當時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yè)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并頗具京城特色和較為重要的研究價值。
12.郭常英、賈萌萌：《宋慶齡與“保衛(wèi)中國同盟”慈善義演活動探析》，《中州學刊》2018年第2期。
全面抗日戰(zhàn)爭時期，宋慶齡為了宣傳中國抗戰(zhàn)、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zhàn)的援助，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保衛(wèi)中國同盟，并通過多種渠道籌款開展救濟活動，其中義演籌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舉辦音樂會、慈善舞會、游藝會、義賽、義映電影等形式進行籌款，為戰(zhàn)時孤兒、傷兵難民、受災民眾等提供援助。其作用是雙重的，即一方面擴大了自我宣傳，在世界范圍內宣傳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另一方面使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得到救助。
13.張秀麗：《義演與民國前期京津地區(qū)的助學募款》，《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民國前期，許多學校囿于經費，發(fā)展困難。為募集基金，補助辦學經費，京津地區(qū)助學義演活動蓬勃發(fā)展，成為一股風潮。組織者通過戲劇、游藝會等方式的演出活動，邀請戲界名角、票友或其他藝人參與表演，或學生自演，吸引民眾廣泛參與，以達籌款助學目的。民國前期京津地區(qū)助學義演的發(fā)生、發(fā)展，是政府對中小學校、私立學校，尤其是女學校、平民學校等經費投入不足的反映。雖然時人對戲劇、游藝助學頗有微詞，但不可否認，助學義演是一種社會文化活動，且有大眾傳媒的功能，它可以通過娛樂演出的形式聚集人群，借此平臺傳播文化藝術，以此宣傳思想主張或推動某些活動的開展。有些也確實為學校發(fā)展提供了部分資金，緩解了學校辦學經費一時之困，帶動更多以慈善公益為主題的義演活動的舉行。
14.郭輝：《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思想史省思》，《湖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中國近代慈善史研究多歸于社會史，近年來隨著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已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理論方法。于此背景下，慈善義演作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話題，為深化慈善史、社會史研究提供可能性方向的同時，也提供了史學跨領域研究的突破點。而思想史視角的慈善研究本已興起，慈善義演的思想史探究也可提上日程。慈善義演更多的可從“思想載體”角度進行解析和思考，對慈善義演的思想資源、思想蘊含、思想影響等進行理解和定位。近代中國慈善義演的思想史意義體現于互動性，包括政府意志與民間思想的互動，精英思想與大眾思想的互動，本質而言即思想與社會的互動。社會史與思想史的融合將開辟思想史新的研究路徑，慈善義演可作為實現社會史與思想史融會貫通的著力點與研究領域，發(fā)掘出諸多新議題，并進而突破某些研究瓶頸，實現新的學術增長點。
15.李愛勇：《娛樂如何救國：近代游藝會“公共空間”的形塑》，《湖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游藝會本是一種從西方傳入中國校園、容納多種文藝形式、多群體參與的聯合活動。但在后來的發(fā)展中，游藝會逐漸與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形成共振，各群體積極參與“助學”“助賑”，甚至視“救國”為己任。在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的游藝會使得娛樂與救國達成了一種統(tǒng)一。普通民眾參與游藝會，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得視聽上的某種滿足，但仍然在客觀上發(fā)揮了重要的救國作用。無論是就個人情緒而言，還是就國民情感而言，“娛樂”與“救國”確實存在著十分緊張的關系。近代中國處于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社會精英逐漸將救亡圖存寄希望于國民意識和愛國精神的塑造上。隨著近代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發(fā)展，近代國人，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普通民眾，都或多或少有了一種意識。那就是，塑造近代國民及其意識，既需要批判普通民眾及其思維，又不能不依靠普通民眾并尊重其思維。游藝會塑造了一個接納大量普通民眾的近代公共空間，娛樂救國正是在發(fā)揮普通民眾的作用以塑造近代國民的進程中形成的一種認同。
16.張秀麗：《娛樂與助賑：民國天津賑災義演研究1912-1937）》，《湖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1912-1937年，全國各地水旱災害兵禍不斷，為幫助災民度過難關，天津各界群策群力發(fā)起形式多樣的義演活動，踴躍助賑，蔚然成風，作為社會性的集體活動，組織者、藝員、觀眾等齊心協(xié)力，共襄義舉，在異彩紛呈的娛樂活動中達成籌集資金賑濟災民的目的。雖然單場義演的籌款金額尚屬杯水車薪，但多場義演的聯動，集腋成裘，亦可救難民于水火。而且賑災義演所形成的社會文化效應，所凝聚的人心力量，傳遞的社會慈善救濟意識則會產生深遠影響。
17.岳鵬星：《晚清慈善義演發(fā)生動因》，《史學月刊》2018年第1期。
近代上海、天津等口岸都市的崛起，成為帶有濃厚商業(yè)氣息的近代城市文化與市民文化的發(fā)源地。都市為慈善義演的發(fā)生提供了經濟基礎。在口岸都市里，中外交往的擴大，通商口岸商品經濟的繁榮，西方慈善觀念與助善方式的影響，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都市娛樂演出逐漸發(fā)生變化，義演性質的娛樂活動才得以出現。慈善義演伴隨著傳統(tǒng)中國慈善事業(yè)的轉型而發(fā)生。近代義賑的出現形塑了慈善義演的初始形態(tài)。慈善義演以寓善于樂的特點豐富了慈善事業(yè)的內涵，并助力于慈善事業(yè)的近代轉型。
18.岳鵬星：《全面抗戰(zhàn)時期淪陷區(qū)慈善義演管窺：以京津滬地區(qū)為視點》，《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7年第12期。
全面抗日戰(zhàn)爭時期，淪陷區(qū)內的慈善義演活動頻繁，并呈現出新的變化。不少以濟貧、賑災、難民救助、助學為目的的慈善義演活動，賡續(xù)戰(zhàn)前慈善公益的意涵。同時，還有較多的慈善義演在日本侵略勢力的影響下，呈現出別樣的景象。日本侵略勢力出于社會控制的考慮，通過舉辦一些“慈善義演”活動，實現了自身的威權統(tǒng)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也折射出權力意志對于“慈善義演”的作用力。該時期的慈善義演構成了近代慈善義演嬗變中的關鍵一環(huán)，具有重要的意義。
19.高俊聰：《從書畫助賑看晚清上海城市文化》，《史林》2018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2018年第9期全文復印。
開埠以后，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以其嶄新的城市風貌吸引藝界名流寓居，形成近代中國重要畫派之一——海上畫派。他們以義賣、義展的方式為慈善集資，投身社會事務。依托上海發(fā)達的城市公共空間，書畫助賑得以順利開展及傳播，報刊、社會組織、公園等公共空間為其提供傳播媒介、組織保障、活動場所，特別是義賑組織在書畫助賑的公信力建設中發(fā)揮顯著作用。作為書畫助賑的主體，海上畫派展現著商業(yè)競爭、開放包容、趨時創(chuàng)新的特性，推動書畫作品的大眾化、商品化。該文對于擴展慈善義演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20.高俊聰：《<大公報>與清末民初天津慈善文化》，《史學月刊》2018年第5期。
報紙與慈善群體合力助賑可謂是天津慈善活動的重要特色。作為天津乃至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重要報刊，《大公報》對天津慈善活動的組織、參與及媒介呈現為慈善集資的有效實施并獲取社會認可提供保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活動的影響力度；反之，報館及天津助賑活動的開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大公報》的議題設計及呈現形態(tài)。近代報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新型慈善方式的傳播與發(fā)展。報刊媒介屬于近代中國社會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義演、義賣的呈現與宣傳是此新型慈善方式獲取社會認可并有效開展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與大象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申報>義演文獻匯編》一套。大象出版社是河南省的品牌出版機構，在國內學界也有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認可度。該社有多年出版大型文獻叢書的經驗，對該重大項目研究有較高的興趣，已對本課題進行了跟蹤觀察，有較為強烈的出版意愿。這不僅有助于該文獻集的出版，也有益于推動項目工作的順利進行。之后，還有意接續(xù)整理出版《大公報》《東方雜志》等慈善義演相關文獻。
2.鑒于重慶相關文獻較為集中，擬與重慶檔案館合作，搜集整理部分珍稀文獻，進行影印出版。西南地區(qū)檔案館收藏有豐富的慈善義演檔案文獻，且較少進行系統(tǒng)整理。在目前檔案管理體制下，僅憑項目組的力量，難以便利有效地開展檔案輯錄工作，很難完整得到文獻，鑒于此，有意與檔案館進行橫向合作，將深埋的檔案文獻影印出版，有助于推動相關研究的開展，也有益于學界早日利用這些珍稀文獻。
3.完善檔案文獻查閱覆蓋面，擴大館藏文獻搜集范圍。目前的資料收集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和部分中心城市，在地區(qū)覆蓋面上還不全面、廣泛。在此后工作中，將加大對中西部省份、東北省份的搜集力度，力爭更加全面整理相關文獻，以把握近代慈善義演發(fā)生發(fā)展演變的地方路徑，使文獻搜集整理更具完整性、系統(tǒng)性。
4.加大實地調研力度，擴大民間珍稀文獻搜集數量。根據已有線索并進一步挖掘民間收藏線索，加強力量，到有關社會團體、會館等處，進一步發(fā)現和搜集更多散落于社會、民間的相關文獻資料。
5.與海內外學術機構加強聯系，擴大資料來源，增進學術交流。海外檔案館及圖書館珍藏有不少中外文慈善義演文獻，海外華僑的有關活動構成了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重要組成部分。課題組已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工作人員及日本部分學者取得聯系，擬查閱補充相關珍稀文獻。目前還在與東南亞各國積極聯絡，深入實地挖掘相關文獻。同時，還需赴臺灣、香港查閱相關資料。
課題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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