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專欄】

　　●歷史從來不是獨角戲，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在近代中國的道路選擇中存在各種因素，包括各種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不同的政黨和不同的政治主張與方案。道路的正確選擇是多種力量的角力和斗爭的結果。

　　●如果沒有內在動力，任何外來力量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僅歸之為挑戰(zhàn)和應戰(zhàn)的外在動力論是不正確的。

　　●歷史的發(fā)展會有曲折和挫折，當然也會有跳躍。挫折往往是跳躍前的下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種曲折后的一次飛躍。

　　●“國強必霸”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叢林法則，而“和平發(fā)展”則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法則。翻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可以看到，從來就沒有任何向外擴張的理論，沒有發(fā)動對外侵略戰(zhàn)爭的理論。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建設之路，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以來最輝煌燦爛的篇章。這是一段包含著豐富歷史智慧和現(xiàn)實經驗的雄偉壯麗的歷史，是記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行道路探索和英勇奮斗的歷史，是百年浮云遮蔽的東方大國的燦爛日出。這段歷史無比豐富，可以從不同歷史視角進行解讀。

　　1.重視道路選擇的合力研究

　　歷史從來不是獨角戲，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在近代中國的道路選擇中存在各種因素，包括各種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不同的政黨和不同的政治主張與方案。道路的正確選擇是多種力量的角力和斗爭的結果。

　　對于一個國家發(fā)展道路的歷史合力來說，內因是主要的。內因既有歷史因素又有現(xiàn)實因素。歷史因素是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說：“中國有著5000多年連續(xù)發(fā)展的文明史，觀察歷史的中國是觀察當代的中國的一個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就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人民的抱負和夢想，很難全面把握中國人民選擇的發(fā)展道路�！痹谥轮袊�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xù)和發(fā)展。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tǒng)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fā)展歷史規(guī)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我們要重視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但更要重視現(xiàn)實因素。在現(xiàn)實因素中有三大因素決不能忘記：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及其杰出代表，既是合力形成的參與者又是歷史多種可能性中進行關鍵選擇的決策者；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及其中國化，克服了盲目復古和全盤西化等錯誤主張；三是近代以來，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對改變國家積貧積弱面貌的追求，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無數(shù)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流血犧牲的烈士。這是政黨的力量，理論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我們也要重視外在因素所起的合力作用。俄國是中國的近鄰，十月革命對中國的道路選擇具有最直接而又至關重要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如果沒有內在動力，任何外來力量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僅歸之為挑戰(zhàn)和應戰(zhàn)的外在動力論是不正確的。沒有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和無數(shù)英雄們的流血犧牲，就沒有新中國，也沒有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在主體選擇因素中，我們應該高度重視貫穿其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理想信念，重視民族恥辱感所起的作用，這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沒有愛國主義熱情和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凝聚起人民的力量；沒有民族恥辱感就不會激起為民族復興而奮斗、流血，甚至前仆后繼的犧牲。馬克思非常重視一個民族的恥辱感。他說過：“恥辱就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如果整個國家真正感到了恥辱，那它就會像一只蜷伏下來的獅子，準備向前撲去�！痹�經被喻為睡獅的中國，終于在各種歷史合力作用下猛醒過來。

　　我們不能忘記千千萬萬死去的烈士�！帮L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鼻G軻只是一個激于義憤和感知遇之恩的游俠，而成千上萬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犧牲的烈士們，不是古代的游俠，而是用民族復興的使命武裝起來的現(xiàn)代革命者。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紀念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以及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告訴我們，中國的道路來之不易，我們要加倍珍惜。

　　研究中國的道路選擇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并清楚認識到，對近代歷史起作用的各種因素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只有在比較鑒別中，我們才能懂得為什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什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方向，為什么必須重視中國歷史和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為什么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發(fā)揮人民作為歷史主體的作用，為什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在全黨進行主題教育，就是要全黨，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不要忘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記為這條道路戰(zhàn)斗和犧牲的英雄們。無論是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還是為改革作出貢獻的人們，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2.歷史合力下中國的道路選擇

　　在人類歷史上，迄至十月革命開辟社會主義制度之前，資本主義社會曾經是最進步的社會形態(tài)，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發(fā)達的生產力、新的科學技術和不同于封建專制制度的現(xiàn)代國家政權。資本主義力圖按照自己的面貌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世界。那么，為什么中國沒有選擇和不可能選擇資本主義，而是最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呢？

　　西方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發(fā)祥地。雖然從歷史來看，西方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長期遠遠落后于中國，但首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卻是一些西方國家。當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正處在封建社會由強而弱、由盛轉衰、由衰到敗的時期。從明代中葉開始，西方一些耶穌會教士在華傳教時曾帶來一些西方的科學技術，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對西方科學技術也表現(xiàn)了一定興趣，但終究只是為了個人消費和好奇，而沒有成為國家政策。中國仍然挾幾千年發(fā)展的成果而以天朝上國自居。當時沒有對科學技術產生需要的社會化大生產，整個社會占主導的仍然是農業(yè)生產方式。雖然《清明上河圖》顯示出宋代城市經濟發(fā)展的繁華景象，雖然明代中葉以后江南地區(qū)商品經濟也很發(fā)達，但經濟構成仍然是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產品，或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茶和鹽，而非工業(yè)品�？滴跚�隆時期的繁榮已經是滿清帝國的黃昏。此后日益像《紅樓夢》后四十回描寫的榮寧二府，露出后半世的光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政者沒有危機感。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的沒落、人們思想守舊、政治腐敗的內在因素，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向外擴張結合形成的歷史合力，完全阻斷了中國社會緩慢自發(fā)地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時機和可能性。無論是變法維新，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及各種改良主義方案，都無法挽救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命運。

　　在自己國內貌似文明的資本主義，在海外表現(xiàn)得極其野蠻。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和向世界的擴張與殖民，使其他國家逐步變?yōu)橹趁竦鼗虬胫趁竦貒�家。中國也沒有逃脫這個命運。資本主義向外殖民和入侵往往以傳播文明與開展貿易為先導，或以傳播上帝福音為掩護，其發(fā)家史并不光彩，伴隨的是軍事入侵的炮艦政策，以及敲骨吸髓的不平等條約。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中，發(fā)達與落后、強與弱的國際關系在進行重組。

　　歷史規(guī)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界卷入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是以資本和廉價商品征服落后國家的過程，也是血與火的殖民過程。但資本主義在掠奪別國財富、富足自己的同時，也促進了被壓迫民族的覺醒和反抗，播下了革命的火種。馬克思恩格斯在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對此有過極其深刻而有預見性的判斷。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寫道：“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世，安于現(xiàn)狀，人為隔絕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xiàn)代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lián)式悲歌�！辈⑶翌A言：“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清王朝的腐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覺醒、人民的反抗——這種合力的作用，既注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又激起人們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探索。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歷史上杰出的革命人物和思想家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由此產生了新的合力運動。這種合力，已經不再是腐朽的清王朝和種種守舊力量與西方帝國主義入侵者的合力，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為新的歷史主體的一方，與以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另一方進行斗爭而構成的新合力。中國既已出現(xiàn)新的歷史主體，就必然出現(xiàn)新的道路的探索。

　　一是革命之路——農村包圍城市。“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1925年秋，毛澤東同志獨自在長沙橘子洲頭，眺望著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岳麓山；俯視著漫江碧透、百舸爭流的湘江；頭頂上是鷹擊長空，腳邊是魚翔淺底�？粗�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壯麗景色，發(fā)出了“誰主沉浮”的疑問，這是對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探索之問。

　　中國共產黨1921年已經成立了，走革命之路已經決定，但具體的道路如何走，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武裝起義的方式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shù)，城市反動統(tǒng)治勢力相對雄厚的國家。農村天地寬廣，統(tǒng)治薄弱，尤其是軍閥混戰(zhàn)，省界之間“三不管”的地方不少。毛澤東同志帶領隊伍上井岡山，從此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不僅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中國農民革命的傳統(tǒng)。中國農民革命都是開始于農村。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進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奮戰(zhàn)，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xiàn)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統(tǒng)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在歷史發(fā)展中，革命往往是新制度的助產士。資產階級革命如此，無產階級革命更是如此。如何看待革命，是一個人政治價值觀的集中表現(xiàn)。馬克思恩格斯肯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進步性。但是以啟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愛為理想的法國大革命，并沒有得到普遍的自由、平等、博愛。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這樣描述：“這個理性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xiàn)；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王國、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xiàn)為，而且也只能表現(xiàn)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庇纱丝梢姡�馬克思恩格斯堅持朝前看，承認資產階級曾經起過的積極作用，但也明確指出資產階級革命的弱點，他們明確號召：“讓統(tǒng)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fā)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中國革命勝利的實踐證明，真正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需要革命，而不是告別革命。革命自然不是鋪滿鮮花的浪漫之路，而是改變舊制度和推動社會前進所必需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是從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和革命勝利開始的。

　　二是建設之路——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的歷史，是成就卓著輝煌燦爛的70年，也是艱苦探索并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70年，是具有歷史連續(xù)性又包含重大轉折的70年。只有堅持實事求是和唯物辯證法的歷史觀，才能在飽含曲折的歷史迷霧中厘清發(fā)展的主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表明中華民族站起來了，開始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歷程。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在遼闊的中國國土上，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逐步建設雄偉的社會主義大廈。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高昂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像火山噴發(f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本質上也是一種合力，它依靠黨的領導，集全國人民之力，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形成一種無堅不摧、無難不克的力量。

　　閉關鎖國并非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策。毛澤東同志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fā)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yè)，以利發(fā)展生產和繁榮經濟”。可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在軍事企圖失敗后，長期采取封鎖禁運制裁政策，在政治上企圖孤立中國，在經濟上企圖困死中國。封鎖禁運是一種阻力，同時也能激發(fā)一種反作用力。毛澤東同志豪邁地說：“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么？”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全國之力，在30年不到的時間里改變了工業(yè)極端落后的面貌，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標志著國防現(xiàn)代化邁出了堅實步伐。在前進和探索中，我們有過錯誤，但成績是巨大的。鄧小平同志對此作過公正的評價：“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四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三是復興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歷史存在因果關系的鏈條。中國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基礎。歷史的發(fā)展會有曲折和挫折，當然也會有跳躍。挫折往往是跳躍前的下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種曲折后的一次飛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新的飛躍的集結號。它在前30年取得的成就基礎上，通過總結經驗教訓，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踏上了改革開放道路。這是一條富民富國之路，也是強軍強國之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發(fā)揮巨大作用的仍然是歷史的合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群眾實踐的合力，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下的合力。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不少領域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我們仍然面對著國內外風險挑戰(zhàn)明顯增多的復雜局面，但這阻止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站在新起點上中國的開放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是順歷史潮流而動，而不是逆潮流背道而行。中國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上。當然改革開放和自力更生不是對立的。飯碗要端在中國人民手里，我們要掌握核心技術并大力推進科技創(chuàng)新。進一步改革開放所凝聚的新合力，將更快地推動朝著黨中央確定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定目標前進。

　　中國的發(fā)展是和平發(fā)展。新中國成立前一百多年的歷史是飽受侵略戰(zhàn)爭之苦的歷史。中國人民對侵略戰(zhàn)爭帶來的災難有著最為深刻的痛苦記憶。中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這不是因為我們致力于解決國內發(fā)展問題，無暇他顧；也不是因為我們的科技和軍事實力還不如某些西方大國，無力爭霸；而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文化中沒有擴張的基因，我們的文化是“和”的文化，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外交是內政的延續(xù)，而內政則決定于國家制度的本質。我們的國家性質決定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就有專章論及“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中明確提出“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強調“要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

　　“國強必霸”的邏輯不適合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成長和發(fā)展的歷史，是與向外擴張的歷史相重疊的。兩種制度，兩種邏輯，兩條發(fā)展道路。“國強必霸”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叢林法則，而“和平發(fā)展”則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法則。翻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可以看到，從來就沒有任何向外擴張的理論，沒有發(fā)動對外侵略戰(zhàn)爭的理論。西方少數(shù)鷹派政治家和精英宣傳它們制造的“中國威脅論”“中美必戰(zhàn)論”，為制造中國企圖與美國爭霸和“中國威脅論”尋找歷史根據。中國和平發(fā)展的歷史，戳穿了這個謊言。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平等貿易和友好交往，都顯示了作為踏上強國之路的發(fā)展中大國，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當下最鮮明的時代特色，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交匯。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時指出：“領導干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fā)點�！碧幵谶@個歷史交匯點上的中美兩國關系，對世界和平與世界新格局形成有舉足輕重的關系。中美應該建立的是互利共贏的關系。和則兩利，斗則兩傷。我們有一千條理由和美國搞好關系，但這不單純決定于我們。中國有句俗話：一個巴掌拍不響。極限施壓必然引起強烈的反作用力量。它只會更加凝聚中國人民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這種力量的強度可能出乎始作俑者的意料。

　　我想起了毛澤東同志在長證途中寫的《念奴嬌·昆侖》。其中下闋是：“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huán)球同此涼熱。”那可是1935年，是紅軍最困難的時期。這是何等的世界觀、人類觀和博大胸懷。

　　3.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制”與“治”

　　“制”與“治”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合理性與治理能力、執(zhí)行能力的關系問題。制與治的矛盾或分裂，往往會導致制度的失敗。柳宗元在《封建論》中以周朝與秦朝為例談到“制”與“治”的得失。柳宗元說：周朝之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朝的郡縣制，優(yōu)于周朝分封制，但在治理上，秦則“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朝的暴政治理，導致二世而亡，“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郡縣制度雖適合時代要求，但治理無方，照樣不能發(fā)揮制度的優(yōu)越性。

　　中國共產黨是最善于總結自身經驗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失敗，啟示我們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蘇聯(lián)解體，社會主義失敗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偶然作用，而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總結革命失敗教訓時說，革命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從幾個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yōu)點、缺點、錯誤或變節(jié)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震動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蘇聯(lián)社會主義失敗不僅失之在制，而且失之在治。蘇聯(lián)在列寧斯大林時期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經過幾十年運轉后不僅沒有得到自我完善，而且遭到后繼者在改革旗號下的徹底破壞。從赫魯曉夫全盤反對斯大林開始引發(fā)的意識形態(tài)混亂，加上延續(xù)幾十年的西方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侵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已經非常脆弱；蘇聯(lián)共產黨內特權階層的形成，使蘇共脫離群眾，人心喪失、思想混亂、治理無方，完全失去有效治理能力。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鼓吹新思維和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破壞了社會主義制度。蘇聯(lián)社會主義實踐失敗，失之于“制”，蘇聯(lián)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已經被取消，社會主義已經完全蛻變；也失之在“治”，長期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使政府的威信消失殆盡。蘇聯(lián)社會主義失敗不是某個單一因素作用，而是西方長期和平演變和蘇聯(lián)內部自我演變結合的合力。可以說，既失之在“制”，也失之在“治”。

　　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表明現(xiàn)在先進；現(xiàn)在先進，不表明永遠先進。中國共產黨最有憂患意識。國際資本主義尤其是西方霸權主義，從來沒有放松過對中國的施壓。從接觸促變的策略到把中國確立為戰(zhàn)略對手，采取極限施壓和遏制中國發(fā)展的策略；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的影響，都不容小覷。要保持中國共產黨永不變質，社會主義永不變色，需要全面從嚴治黨，永遠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是保持十年、二十年，也不是三十年、五十年，而是代代相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制”與“治”的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過新中國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實踐探索中形成的，這是最具科學性和優(yōu)越性的制度。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我國持續(x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總體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yōu)越性充分展現(xiàn)。中國共產黨深深懂得“天下之勢不興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的歷史經驗。從“制”與“治”兩個方面為中國之治、為長治久安提供具有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的方案，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制度保證。

　　中國以輝煌的成績勝利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必將以更加輝煌的成就迎接建黨一百周年�，F(xiàn)實既是歷史的延續(xù)又是未來走向的根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就越大，中國的脫貧攻堅成就越大，中國人民的生活越好，中國的改革開放越是取得偉大成就，越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持續(xù)性和不可逆轉奠定牢固的基礎。任何外來勢力都不可能通過施壓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為任何國家都不能改變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不能改變中國現(xiàn)實的成就，不能改變中國近十四億人擁護中國共產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而也不可能改變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現(xiàn)實和人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天下至理，是歷史屢試不爽的真理。

　　歷史發(fā)展的總方向是上升的前進的，這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總規(guī)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符合中國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又具有世界影響，因為它與世界人民要求消除貧困、消除兩極對立，追求公平、正義、平等社會的目標是一致的。

　　 （作者：陳先達，系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榮譽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