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在構建現存國際秩序的過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國扮演了主導角色，因此也一直擁有國際秩序的定義權。美國掌握了定義權，也就是說，不管美國采取什么樣的國際行為，總能向其人民或者國際社會證明其合法合理性。無疑，定義權包含著深刻的道德意涵，這種道德意涵證明著美國的行為，甚至是戰(zhàn)爭的“正義”性質。

近代以來，西方塑造國際秩序，其話語權也很自然占據主導地位�；�辛格博士著《國際秩序》（World Order）一書，有三點關于國際秩序的觀點值得注意。第一，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秩序，而是多個秩序共存的，無論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還是帝國，或者后來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的秩序。第二，每一個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國際秩序觀。因此，一個文明崛起而占據主導地位了，其國際秩序觀必然影響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第三，自近代以來，西方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從西方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過，盡管西方主導世界是一個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個區(qū)域都在出現不同形式的區(qū)域秩序，對國際秩序產生影響。

非西方世界為何“自愿”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國際秩序

西方國際秩序話語占據主導地位的另外一個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國際秩序，主要出于幾個因素。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義的國際秩序或者處于這個秩序之下能獲得很多利益。第二，即使不滿意這個秩序，但既沒有力量挑戰(zhàn)這個秩序，也沒有力量建設自己所認同的秩序。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戰(zhàn)，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蘇聯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敗告終，原因就在于沒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義的國際秩序，還有深層次的思想根源。二戰(zhàn)之后，很多國家獨立了，但只是領土的獨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維還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國在過去30多年來迅速崛起，開始對區(qū)域甚至世界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有評論家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可能簡單地把美國主導世界的邏輯置于中國之上。

但誠如基辛格所言，中國必然要對21世紀的國際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甚至重塑現存國際秩序。不過，在這方面，中國面臨巨大的挑戰(zhàn)，主要是要處理自己和現存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

就中國和現存國際秩序的關系而言，有幾個方面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事實。第一，中國的崛起是在現存國際秩序內部的崛起。中國實行開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現存國際體系內，并在這個體系中成長。第二，中國在這個體系內部扮演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重塑這個秩序。第三，中國也具有了足夠的能力來倡議或者建設新的區(qū)域秩序。

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響著中國和外在世界的關系�，F在的情況是，盡管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秩序中舉足輕重，中國需要更多的國際空間，但現存秩序（作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面的權限，就因為美國國內因素而受到極大的限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從增進自身的利益（可持續(xù)的發(fā)展），還是從履行更大的國際責任的角度，中國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擁有的能力去倡議和構建區(qū)域秩序，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銀行等。但中國的這些努力，又被美國定義為要取代和挑戰(zhàn)現存國際秩序，往往導致中美之間關系的緊張。

中國必須找到有效的方式來回應美國的國際秩序定義權

面臨這種局面，中國必須找到有效的方式來回應美國的國際秩序定義權。被動的回應階段已經過去，因為經驗表明，被動的回應做得再好，也遠遠不夠。要互動回應，中國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國要繼續(xù)在現存國際秩序內部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中國并不是現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國無意把激進的變革引入現存國際秩序，而是要在內部和其他國家共享國際空間。這一點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說，現存國際秩序是中國和其他國家互動的平臺。實際上，中國一直在追求現存國際秩序的改善。

第二，中國需要構建自己的國際秩序話語，這個話語要說清楚兩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說明中國為什么要倡議新的區(qū)域秩序，另一方面說明這些新的區(qū)域秩序和現存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

中國所建設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銀行和亞行，而是承擔諸多世界銀行和亞行不能承擔的責任。即使從長遠來看，中國所建設的區(qū)域秩序具有了國際影響力，中國也無意取代現存國際秩序，而是作為另一個選擇。中國是通過開放的方式（也即開放的區(qū)域主義）來建設區(qū)域秩序的，這個條件本身就使得區(qū)域秩序表現為開放性、參與性和國際性。

如果能夠從話語層面，把這些說清楚，中國所面臨的壓力就會小一些，少一些。不過，話語與其說針對美國，還不如說是針對其他國家。

第三，在建設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要和美國的一些傳統(tǒng)盟國建立更為緊密的關系，從而化解美國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至關重要，因為這是一個關乎戰(zhàn)爭與和平的大問題。不過，如果從正面做受到美國的抵觸，便要迂回進行。

從AIIB的創(chuàng)始和發(fā)展來看，中國可以通過開放的方法，來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徑。AIIB之初，就遭到美國及其盟友日本的強烈抵制，但在英國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國家紛紛加入，從而也促成了美日轉變態(tài)度，至少沒有那么反對了，并且包括世界銀行和亞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也轉變而持合作態(tài)度。就是說，中國可以從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國家入手，來促成美國的轉變。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