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在《人民論壇》撰文指出，中華文明之所以對外來文明與宗教表現(xiàn)出十分罕見的包容度，這與其世俗性的本質(zhì)和文化自信密切相關。 在漢代成為中華文明主脈的儒學是一套有關世俗社會倫理秩序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guī)范，接受這套文明規(guī)范的群體被視為“華夏”，尚未接受的群體被視為“蠻夷”，二者之間僅為“文明程度”的差異。

　　“中國的夷夏之辨……對外卻有開放與封閉的兩面，而且是以開放的一面為主流。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為基礎的……故夷夏也應該是可以互變的”。在與其他群體交流過程中，中華文明所持的是“有教無類”的立場，采用“教化”的方法來“化夷為夏”，而不是簡單地排斥其他信仰與學說，因此中國人沒有“異教徒”概念。

　　在孔子的時代，中原地區(qū)居民的人種成分十分復雜，“所以，‘有教無類’主要不是指社會貧富等級差別，而是種族特征差別”，表示對不同祖先血緣及語言文化群體施以教化時應一視同仁。在對人類群體進行劃分時，中華文明注重的是可涵蓋“天下”所有人群、具有“普世性”的社會秩序與倫理規(guī)范，而不是其他文明所強調(diào)的體質(zhì)、語言、宗教信仰差異等族群特征。

　　因為不同文明之間可以相互學習與互鑒互融，所以中國傳統(tǒng)思想認為“夷夏之辨”中的“化內(nèi)”和“化外”可以相互轉化�！啊�天下’是絕對的，夷夏卻是相對的，所需要辨認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緣和種族是先天的、不可改變的，但文明卻可以學習和模仿。因此，以華變夷，化狄為夏，不僅在中國歷史中為常態(tài)，也是中華帝國文明擴張的使命所在。”“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tǒng)’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里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币南闹�間存在的是一種動態(tài)與辯證的關系。

　　中華傳統(tǒng)的基本觀念認為四周“蠻夷”與中原群體（“華夏”）同屬一個“天下”且具有可被“教化”的前提，所以儒家提出“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的觀念，明確淡化“天下”各群體之間在體質(zhì)、族源、語言、宗教、習俗等文化領域差異的意義，強調(diào)不同人類群體在基本倫理和互動規(guī)則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夠做到“和而不同”與和睦共處。（許靈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