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近日偶得友人惠贈《樂經集》一函，心中書蟲貪蠹不忍釋卷，欣然閱后，感觸良多。

此書為“中國古典數(shù)字工程叢書”之一種，由欒貴明先生主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以黃綾絹封面線裝宣紙本刊印，制作精良。

冠名以樂經者，經乾嘉之后，為近世書者所慎為。蓋自秦漢以降，積歷代儒生皓首之力，對于六經中樂經獨失之原因，難成定論。綜合各家觀點，基本可以歸納為存散于其他經籍說、毀于秦火說、樂經無經說三種。持樂經無經說觀點的人認為，樂作為詩或禮的附庸，是以樂曲、樂調、樂器等用樂形式為主要內容的，在樂譜尚未出現(xiàn)之時，難以以文本的方式記寫，故樂經雖為孔子修訂，但并無后世概念所指的經籍存在。散存于其他經籍的觀點，從本意上與“毀于秦火說”的觀點并無二致。相異之處在于，是全部失傳還是通過其他方式留存下來。無論是將《禮記·樂記》還是《周禮·春官·大司樂》視同《樂經》，都具有相當?shù)恼f服力。因為禮樂相須為用，其緊密關系是毋庸置疑的，即所謂“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郭店楚墓竹簡有“觀諸詩、書則亦載矣，觀諸禮、樂則亦載矣，觀諸易、春秋則亦載矣”一段文字，也印證了戰(zhàn)國以來禮樂觀念之遺續(xù)。在《儀禮》或《周禮》是否為《禮經》尚無定論的情況下，闡釋先秦禮制的《禮記》中部分或全部保留了《樂經》的內容，是符合歷史邏輯的。

《樂經集》的編纂者不囿于《樂經》的得失毀續(xù)，而是在現(xiàn)有認識和資料的基礎上，將文獻中有關材料匯于一處。概及《大司樂》《樂記》《緯書》，以及以類書方式輯佚的《樂經》相涉內容。文中不僅對文獻來源作嚴格考訂，對所存異文之處，也舉材料之源作為參照，體現(xiàn)出嚴謹?shù)奈墨I學規(guī)范，為以此為材料基礎的工作提供了可資信賴之版本。于中國音樂史學界而言，“三禮”中的材料，官書正史中樂書、樂志及律歷志的記載多為征引佐證之重要來源，各叢書、類書同為工作之途徑與對象。但本書文獻引據(jù)之精深博廣，可供學界參鑒。文后列出參考書目計146種，其所示文獻線索也是重要的價值所在。

眾所周知，秦代關于分封制與郡縣制的討論是引發(fā)“焚書坑儒”之根源。后以李斯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占據(jù)上風，將引發(fā)東周戰(zhàn)亂的“封建制度”代之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稑方洝芳催z失于斯�！稑方洝纷鳛槿寮宜枷氲漠a物，雖現(xiàn)已不能窺其詳貌，但其為政治服務之宗旨應無異議。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之樂雖不能與《樂經》簡單對應，但其內涵實為一致，都是禮樂中的樂，而非出于審美考量的藝術之樂。禮樂之意義，在于“辨等列、明貴賤”，在于維護穩(wěn)定的統(tǒng)治制度，在于保證等級差異與官民歸順，所謂“禮辨異，樂統(tǒng)同”是也。具體藝術水準之高下，實不為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所在。如《樂記》所載“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jié)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jié)也，故有司掌之”，“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在《樂經》遺散的同時，禮樂制度的核心物化形式——編鐘，也同時走向衰亡。分封制被郡縣制所取代，從制度的層面消解了編鐘存在的意義。周代的王、諸侯、卿大夫、士四級用樂規(guī)范，以及背后所隱含的歸順象征，在皇權一統(tǒng)的體制下既無存在空間，也無存在必要。盡管在西漢早期，短暫的分封諸侯曾帶來編鐘的一度再現(xiàn)。但漢景帝削藩所引起的七國之亂，將分封制的制度缺陷暴露無遺。由此，世代以鑄鐘為業(yè)的制氏家族，變得“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短期立廢《樂經》博士的漢平帝，曾對諸侯王廣推赦免之情，抑或是巧合，抑或是必然，一時“休征嘉應，頌聲并作”。另從樂官與樂工的職責來看，掌握著話語權的樂官大多對音樂的具體問題是恥于涉及的，甚至有些樂官完全是音樂的外行。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還是如何將音樂更好地服務于政治，“道器觀”亦是其視野局限的理念所在。于此來看，不能言的“義”或許就是《樂記》的原本。

聚訟2000余年的問題，或許還將持續(xù)下去，或許會因隨某一考古發(fā)現(xiàn)而終止，或更加熱烈。不管怎樣，這一問題因《樂經集》的編撰從另一思路給予紓解，其所呈現(xiàn)的學術理念與所蘊含的學術價值不會因為新材料的出現(xiàn)而消亡。

（作者：馮卓慧，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