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強調：“在學問上，結論并不很重要，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得數并不很重要一樣�！比艏毿挠^察，梁先生對于學問，的確有一套方法。他不是史家，卻有極好的史感，特別能看到劉咸炘所謂有形之事背后的“虛風”。

“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游心于遠，從容以察事理”

梁漱溟強調，真正的研究者并“不輕言問題的解決法，而深刻用心于問題的認識”。所以，“不感覺問題是麻痹，然為問題所刺激輒耐不住，亦不行。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游心于遠，從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順著事物的發(fā)展脈絡看問題，對他而言，真正稱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復雜相關的，有所從來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點，須看四周圍，看背景、看環(huán)境；不能只看近處，還須看遠處；不能只看淺處，還須看深處；不能只看一時，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故研究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追求不放松的態(tài)度。不追求則很容易只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點”。

只有追求不已，“輾轉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才能“把握問題所在”。且“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系，而不是一一具體事物”，人類社會尤其如此。若“不從抽象關系注意，而徒為一二具體東西牽住自己視線”，也“抓不到問題”。則研究問題又必須“能將與本問題有關系之各方面都照顧得到”，不要“注意這個，就忘去了那個”；要能“輾轉牽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一方面“不怕問題牽聯廣大”，同時不忘“始終還是一個球”。提倡從上下左右看問題的不少，但堅持問題“始終還是一個”的則不多。其實一與多的關系是辯證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處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從根本處進行整體探討。

“在安詳悠閑時，心境才會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融會貫通”

梁漱溟在討論孔子時說：孔子本人早已過去不在了，他不會說話，他不會申訴。如何評量，大權在我們手中……我下判斷，我要負責；應當多加考慮，不要考慮得不夠，考慮得太少。如果輕率從事，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于他無所增損，只是自己的荒唐失敗。

研究歷史的人，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是在處理“無語”的往昔，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章學誠注意到，朱子曾說屈原本不怨君，“卻被后人講壞”。依梁漱溟的意思，那些“講壞”屈原的人，于屈子增損無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們要不把古人“講壞”，只有多從良善一面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這一基本點，盡量保持一種溫厚的態(tài)度。

梁漱溟說要把“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游心于遠，從容以察事理”，同樣適用于史學。因為史學的基礎是史料，讀書能“從容安詳”，才“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要人“在安詳悠閑時，心境才會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融會貫通”。吸收和運用新的材料，是史家每天都要面對的常課，若不能游心于遠，從容以察，實難達融會貫通之境。

梁漱溟主張順著事物的發(fā)展脈絡看問題，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可以說是專為史料解讀立論。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主張“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學問要“進得去而又出得來”，才說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對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重要程序。

有此認識，梁漱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便有超過一般人的認識。例如，在探詢史料生成動機的同時，也要注意史事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志。進一步的問題是，還有一些東西是本身就說不出的。梁漱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覺，就像宋儒所謂“獨知之地”，是“旁人進不來的地方”。

凡是成大事業(yè)、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里面的興味、沖動，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對近于不能表述的面相，史家也不能放過，仍當細心體認。且既存文本越是難以領會，越需要有解讀的方法。一般說到解讀，最容易想到分析。但梁漱溟一生對西方影響最不滿的，就是什么都采取“算賬的態(tài)度”。他自己處處講究要“有活的生命”，學問亦然。而中國哲學“所著眼研究者在‘生’”，其“方法為直覺”，自然成為梁先生的首選。他曾說過：一個人只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大人物，但是他里面有真實的氣力，自然有作大事業(yè)、成大學問的可能。凡是成大事業(yè)、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里面的興味、沖動，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梁漱溟常可從行為看到其后面的心理，或從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甚至能看到空話、形式背后的精神氣息，以及史事后面那可能非常有力的“看不見的手”。如果我們借電腦詞匯把歷史分為硬體和軟體，梁先生似乎對劉咸炘看重的“虛風”更有感覺。包括秩序和制度那無形的一面，都在他的觀測之中。

不重分析而憑直覺以探虛風的取向，看起來比較“傳統(tǒng)”，而且還有些偏向“自然”。這正體現出梁漱溟治學風格的特點，介于新舊之間，似偏似正，甚或以偏為正，林同濟說他“杰出”而又“例外”，實有所見。

從很早開始，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國學家、佛學家或哲學家，后來還被人稱為“最后一個儒家”。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不僅認為“這許多的徽號”都是“誤會”，更常對人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學者，而只是有思想的人。他到老年還說自己“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因為“小時候沒有念過‘四書五經’”，自然科學和西文也不行，所以講到學問，就只能退避。這里有謙遜，也是實話。他經常泛論古今中外，更多靠的是體認，而非所謂“知識”的積累。

不過，梁先生自謙“老學問不行”，是和同輩人比。今日能有梁先生舊學功力的，已經少之又少；而識力達到他那層次的，更漸近于無。我們除了會用電腦等他們時代沒有的新利器外，整體確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而梁漱溟一生都強調自己是行動者而不是學者，同樣的話需要一說再說屢次說，也表明在社會認知中，他更多就是一位學人。

“就我的興趣來說，現在頂愿作的事，就是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將所見到的道理，類乎對社會學的見地與對哲學的見地，能從容地寫出來，那在我真覺得是人生唯一快事�！蔽覀內绻�注意這人生“唯一快事”的表述，就知道與那些自稱行動者的累次表白相比，這偶爾吐露的心聲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興趣，不過是天下士的責任感，促使他不能不做一個“拼命干的人”。同時他也說過，“人生是靠趣味的。對于什么事情無親切意思，無深厚興趣，則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反過來，如果做著自己有深厚興趣的事，則一定干得不錯。

所以，梁漱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盡管為人所稱道，自己卻不時“覺得苦”，成績也不甚顯著；反倒是這真有興味的學問，雖也不無爭議，實得到更多的承認。如他自己所說，憑著真誠的直覺，成就了大學問。他的治學取向，對各學問的研究都有啟發(fā)，而學歷史的尤當親近，不妨學而時習之。

（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