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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蒙文通（1894—1968）生于四川省鹽亭縣石牛廟楊家溝，名爾達，字文通，以字行。1906年隨任成都府學教授的伯父到成都讀書，后進入剛成立的四川國學院跟隨經學大師廖平、劉師培等學習。1927年后，先后任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1937年任四川大學、內遷之東北大學、華西大學等校教授。1941年出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述宏豐，經先生哲嗣蒙默教授約二十年努力，《蒙文通全集》于2015年由巴蜀書社出版，文集以類分卷，分別為儒學、諸子、史學、古史、古禮、古族、古地、道教、別集等九卷，共三百多萬字。

1923年，偏癱中的經今文學大師廖平先生在看了蒙文通轉呈的一篇文章后，不禁左書贊道：“蒙文通文如桶底脫，佩服佩服，將來必成大家。”

蒙文通先生沒有辜負乃師的期許。在此后四十多年的治學生涯中，他以廣博精深聞名于世，在先秦兩漢的經學及諸子學，晚周、六朝、兩宋史學，佛學中的禪學和新羅學，道家和道教學，宋明理學，古地理學，古代民族史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凡成就。其中，許多篇章已成為20世紀學術領域的不朽之作。

蕭萐父先生曾言：蒙文通是“二十世紀中國卓爾不群的國學大師、國史專家”，這是非常貼切的。這里僅對蒙先生的經史之學作一簡單的介紹。

經學發(fā)微

經學是清代學術的主流，有“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論，前者解經多詳訓詁章句與典章制度，后者則重微言大義及通經致用。蒙先生早年在四川國學館就讀，那里大師云集，經今文學家廖平、經古文學家劉師培及兼會通今古的吳之英并在講席，持各有故，言各成理，促使他在諸師紛紜異說中長期思考。

自1915年發(fā)表處女作《孔氏古文說》起，蒙先生的經學研究長達50余年。先生從廖平師學，受其影響，但不盲從，治經而不泥經。1922年，他撰成《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經學導言》），觀點頗異舊說，縱論了今學、古學、魯學、齊學、晉學、王伯及諸子。先生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

1923年，蒙先生“南走吳越，博求幽異，期觀同光以來經學之流變，而戎馬生郊，故老潛遁，群兇塞路，講論奚由”。他發(fā)現，原為經學重鎮(zhèn)的江浙地區(qū)，學風已然大變。

1928年后，蒙先生回任經席時，不禁感嘆道：“友朋星散，講習無人。顧視庭柯，婆娑猶昔，而勝會不常，能不使人愴然以悲、惕然以懼。作而嘆曰：師門之旨將息于斯乎？抑光大亦于斯乎？”先生感到自己身上的重擔，隨即有《經學抉原》等系列名篇相繼問世。

蒙先生治經，認為重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學問，明注、明傳、明經三者只能算作是經學中的一步。他批評清代經師的支離破碎而不知“經”為何物，也不滿足于乃師劉師培止于對漢儒經師“家法”和“條例”的看重，甚至不滿足于廖平師折中“三傳”來講《春秋》。

《經學抉原》共十篇，上溯博士今文之義，下推梁趙古文之義，厘清了兩漢經學中長期紛擾不明的問題，體現了“明道”這一治經的最高境界�！叭羰侵荒苤v些六經義例，只做些道問學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倫、致廣大、盡精微等一段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邊，這也還是未到頂上的一層�！�

廖平先生于1932年去世，蒙先生當年撰三文紀念恩師，對經今古文學的發(fā)展脈絡進行了梳理，且針砭學界時弊，擲地有聲。其中，《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一文對“廖康公案”作了平議，認為廖平與康有為皆近代今文學大家，各有淵源，然康氏《新學偽經考》不能謂非受影響于廖氏，但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之學�！读渭酒较壬�與清代漢學》一文則批評清人言學愛堆砌典故，或治小道末枝，稱頌廖平得周秦學術之真，以《王制》為今文學禮制的綱領，平息了“古今”之爭，充分肯定廖平“度越前賢”的功績。

蒙先生早年論及秦漢之際持今文經學的“新儒家”，認為已與維護世卿制度之孔孟“舊儒家”有很大差別，不正視今文學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只看到陰陽五行等表面現象，是丟了西瓜抓了芝麻。

秦漢“新儒家”抱“經世之志”，講萬民一律平等的“一王大法”之理想社會，講井田、學校、封禪、巡狩、明堂等。井田以均貧富，學校（辟雍）以排世族，封禪以選天子，巡狩以黜諸侯，明堂以議國政等，均是理想的寄托。蒙先生進而分析這一思想變化的動因，認為自戰(zhàn)國以來布衣之士崛起而居卿相，與世族貴勢發(fā)生沖突，《公羊》托《春秋》而譏世卿反映了這種變化�！靶氯寮摇敝�理想社會，則托之于人人平等的井田。

蒙先生說：“文獻記載上的井田制度，本來就有兩種，一種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一種是學者們所理想的，前者是階級嚴酷的不平等制度，后者是人人平等的理想制度�！彼�進而認為，“漢以下說的都是理想的井田，自然無怪乎大家稱頌什一之政”，歷史上土地矛盾尖銳之時，多有復井田的聲音，這一見解為我們找到了一把解開井田之謎的鑰匙。

蒙先生晚年著《孔子和今文學》，對漢代今文學家的思想作了進一步論述，揭示了戰(zhàn)國晚期到漢初的儒家思想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是對儒學史研究的絕大貢獻，無論對中國的思想學術史，或社會政治史，都具有劃時代的創(chuàng)新意義。

于是有學者認為，蒙先生論今文家，強調《齊詩》家和《京房易傳》的“革命論”，“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又謂先生論今文之“一王大法”乃萬民一律之平等制度，是受到“五四”革命精神氣息感染的結果（劉小楓語）。若此論不差，則見學問之長進不僅需“荒江野老素心培養(yǎng)”，也必為時代思潮激蕩的產物。

20世紀40年代，蒙先生集二十多年之撰述出版了名世之作《儒學五論》。其中，《本論》五篇論儒學之精義及其形成發(fā)展，特別是其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之發(fā)展；《廣論》四篇為儒學與中國二千年歷史之內在聯系，論及周代之商業(yè)、秦代之社會、漢代之經濟政策、宋明之社會設計�！傲⒄擃H恢奇，遠超出一般經學的今古門戶之見。不守藩籬，自成一家言”（蕭箑父語）。

蒙先生晚年致力于理學的研究，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學”，他1937年發(fā)表《儒家哲學思想之發(fā)展·后論》，已對理氣問題展開了討論。先生晚年著有《理學札記》，對性理氣等更有深入的思考，它“殊非一般讀書札記，乃深究宋明理學諸家，含英咀華而別具慧解之作”（蕭萐父語），是先生理學思想的結晶。

佛學大師歐陽竟無作《中庸傳》，寄蒙先生時曾說，“唯我文通始足與談”。熊十力稱先生為“二三知己中之最”，正是思想家之間相契之語。實際上，儒學、經學、理學討論的都是儒學問題，只不過側重有所不同，所以說，先生自始至終都沒有舍棄對儒家經典的研究。

由經入史

蒙先生出身經學，后來成為史學大家，故論先生有“由經入史”之說。受廖平師的啟發(fā)，1927年，他撰成名作《古史甄微》，揭示了“三皇五帝”體系的形成和演變，破舊說一系相存之謬。先生指出，此三五體系乃戰(zhàn)國晚起之說，諸傳說帝王不過為上古各長其民的部落豪酋演化塑造而成。中國上古民族可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不但分布地域不同，其生活與文化亦異，古史傳說也有很大差異。

蒙先生進而論夏商周三代的興替，以及三代文化之異同與統緒，不但把紛繁糾結的上古史理出了一個頭緒，更使千百年來許多爭訟未決的問題豁然而通，開創(chuàng)了我國地域文化研究之先河。

這一年，蒙先生任教于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前身），1932年任教于河南大學，其后又相繼任教于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范學院、天津大學等校，這段時間，是他研究周秦時代北方民族演變的鼎盛時期。

在顧頡剛先生的“催促”下，蒙先生陸續(xù)寫成《犬戎東侵考》《秦為戎族考》《赤狄、白狄東侵考》《古代民族遷徙考》《東夷之盛衰與移徙》諸文，從空間上追溯民族遷徙流動之跡，從時間上洞察前后同一族稱掩蔽之下的不同族群，進而觀其民族融合之勢，從中發(fā)現與先秦各學術流派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引起國內外學界對周秦民族的關注和爭論。

從民族興替之跡中，發(fā)現文化學術的變遷，這是蒙先生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貢獻和特點。

其時日寇肆虐，七八年間，文稿隨蒙先生舟車南北，足見他對這一研究非常珍視。后來諸篇合為《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一書，1958年出版，再次引起學界的熱烈反響。

1937年年底，蒙先生回到蜀中，任教于四川大學等校，兼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等職。先生晚年對南方民族史特別關注，縱論巴蜀古史，對于巴與蜀的關系、巴蜀古民族、巴蜀的經濟變遷等問題，均發(fā)微見著，令人觀止。他揭示了漢唐間蜀境民族的變動，明辨入蜀“獠人”與賨人（亦稱“獠”）之別，最具卓見。

《越史叢考》是蒙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論著，回答了南方民族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越南史家陶維英稱：“春秋戰(zhàn)國以前，當另外一個大族（漢族）占據著黃河流域的時候，而越族卻占據著揚子江以南整個地區(qū)”，《越史叢考》則析楚、越畛域，辨楚、越同祖之謬，明陶氏之舛謬于天下。先生對古史所載“百越”諸民族作了具體分析，揭示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變遷史跡，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越史叢考》是在那場浩劫中晝系“牛棚”、夜歸伏案下完成的，書中“始終貫串著愛國主義精神”（李一氓語），被公認為是20世紀有關中國南方民族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蒙先生因研究古史而進行了大量的古地理考證，但他并不是單純地考察地理沿革，其著重點仍在于察古今歷史演變之跡。先生以《周書·職方》較《禹貢》，洞悉“漢族開拓之情”；先生觀生物古今之變，發(fā)現古代黃河流域的氣候優(yōu)于長江流域，提出“文化之興”與物候變化不可分割的關系。

在治古水地之學中，蒙先生發(fā)現《水經注》疑誤甚多，提出當以治經之法以治古地學。這已經超出了單純歷史地理學范疇，開拓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在“酈學”研究中別具新意。

蒙先生對《山海經》的研究也獨樹一幟。20世紀以來，一些學者注意到這部“奇書”對于上古史研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先生的研究具有典型意義，他“把該書提到古史研究的適當的地位上”（羅志田語），考察它產生的“時代”和“地域”，特別注意到該書“把古巴、蜀、荊楚之地都作為‘天下之中’來看待”的意義，認為這表明《山海經》極“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傳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古來關于昆侖的傳說神話很多，先生指出：“有神話焉，不盡為神話也。”明晰古人言蜀或昆侖為“天下之中”的時代和語境，可知以神話為史實或全然視之為虛妄，皆有失于偏。

蒙先生認為，中國史學以晚周、六朝、兩宋為盛，正是中國“思想廓落之會”時期。自20世紀30年代起，他陸續(xù)撰成《中國史學史》的主體部分，對此三個時期作了重點論述。

《中國史學史》著重闡述了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及其與時代各種學術思想的關系，側重于史學發(fā)展的歷史和歷史哲學。在書中，先生提倡以“觀子之法觀史”“以治諸子之法治史”，如他所說：“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边@是“第一部史學發(fā)展史，第一部把史學發(fā)展置于古代學術思想這一廣闊領域里進行考察的史學史，是一部沒有先例的重要創(chuàng)舉”（酈家駒語）。

蒙先生是20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并于20世紀30年代在北大首開“宋史專題研究”課程。在此前后，他對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宋代的商品經濟、宋代史學、南宋和戰(zhàn)等問題都發(fā)表了卓越的見解。

唐宋學術的新舊之變很早就受到蒙先生的關注，“及至宋仁宗慶歷以后，新學才走向勃然興盛的坦途，于是無論朝野都是新學的天下了”，成為不刊之論。在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呈現一邊倒的時候，先生撰著長文《北宋變法論稿》，提出要實事求是地評價王安石的變法活動，應該注意變法措施帶來的后果。論稿由于“不合時宜”長期未得發(fā)表，然而卻不脛而走，引起很大關注，突顯了先生治學求真的可貴精神，后于1999年隨文集才正式刊布。

治學要義

蒙先生出經入史，他如何看待經史關系呢？

清末改制，科舉衰而學校興，受西方學科分類的影響，術業(yè)專攻，經學套不上任何一科，“被迫”分而為數科，《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秋》《禮》入史學。蒙先生對此頗為不屑。他抨斥“妄以西方學術之分類”來犧牲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

“經學為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行為、政治與風習，皆不能出其軌范�！泵上壬�認為：“經學即是經學，本為一整體，自有其對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后來文化之先導者也。”在先生看來，“經”不是屬于哪一科的問題，經學集古代文化之大成，與一般所說的“國學”，或“中國文化”相近，自有其發(fā)展脈絡，須仔細辨認。

蒙先生分析認為，古文經學所據為“有周之舊典”，是為史學，而秦漢“新儒者”的今文經學則是對社會的理想設計，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先生并不贊同“六經皆史”之說。吳天墀先生說：“蒙先生是把治經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學，使經史貫通，相得益彰�！弊x蒙先生書，一定會對此有真實的感受。

蒙先生提倡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其成名作《古史甄微》就是在中西歷史的比較中得到啟發(fā)，結合我國古史傳說，提出了中國古代民族可以分為三系。從西方史料中得出的“西方歷史法則”不能視之為“世界法則”，先生批評那種“以能襲西方之陳言為名高”的學術傾向。他論述漢代經濟思想，以為沿周秦均富與重農抑商之政，爭論尤為激烈。儒者抑富之說，影響及于后世政治，“重農抑商遂為中國歷史上根本之國策”，至清末猶然。儒家均富，故而“節(jié)制資本亦遂為中國長期傳統之政策”，形成中國“獨特之歷史”，這與他國不同。

柳詒徵先生多次談及蒙先生的考據超過清人。但先生認為，如果以考據治史，不免支離破碎，他贊揚美國學者班茲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中譯本1933年出版，近年有新版），認為“比之只知以考據為史學者高明多了”�？紦�是工具學問，經、史都用得著，考據本身不是經學或史學，不能為考證而考證，考據應該有更宏大義旨，這實際上是對乾嘉考據之風提出了批評，與治經要做“明道”的學問才算高明的思想是一致的。

翻開蒙先生的經史宏論，莫不在精細的考辨中得出重要結論，故而有很強的說服力。先生十分重視對史料的辨析，他說：“自三古以還，百家間作，或異名而同實，或異實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變，不滯于言，有以知異非異，同非同，然后能異所異而同所同�！痹忈屌c原義不能等同，隨著世事的變易，言辭愈益繁滋，與原本之義愈發(fā)歧淆，重要的是要明白“變”與“義”的關系，治學者不可不慎之。當代學者重視文本語境和建構理論分析，仿佛似之。重溫先生的這一段話，再次感受到了其在治史方法論上所具有的恒久價值。

蒙先生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一語以言治史，認為“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fā)展說個大概”。又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認為同時代之事，決不會孤立發(fā)生，必有其“一貫而不可分離者”。先生說：“文化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領域，因此必須從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來考察，而且常常還同經濟基礎的變化相聯系”。猶如讀書，需要“前后左右之書比較研讀”才會收到好的效果。一橫一縱，故而先生論學，往往高屋建瓴。

蒙先生在1935年評劉鑒泉《學史散篇》一文中提出：“中國學術，自建安、正始而還，天寶、大歷而還，正德、嘉靖而還，并晚周為四大變局，皆力摧舊說，別啟新途。”此語宏大而深入。

20世紀50年代，蒙先生發(fā)現中國學術演變的四階段竟與農業(yè)生產力發(fā)展的四階段、賦役制度演變的四階段“密切符合”。他提出：“其余如選舉制度，也由漢的郡國貢舉，一變而為六朝的中正九品，再變而為唐的考試制度。又如府兵，也由漢的寓兵于農，一變而為六朝的兵戶（唐初府兵），再變而為晚唐的募兵。也都頗能和農業(yè)發(fā)展的階段相配合。應當認為這些現象都絕不是偶然的，都應有其一定的內在聯系的�！钡�以賦役制度和國民經濟的關系最為密切，故特作為重點討論，遂有八萬言論文《中國歷代農產品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的撰述。文章打破王朝體系，考察了中國二千年來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演變之跡，是一篇體現深厚兼發(fā)揮“明變”觀點的力作。

蒙先生“通觀達識，明其流變”的史學思想眾所周知，也影響了一代學人。先生說：“必須通觀，才能看得清歷史脈絡，故必須搞通史。”又指出：“學之必明其變，而義則必極其精�！毕壬�的研究，則將問題與社會、文化結合起來，融會貫通，尋繹出其間的有機聯系，這正是他歷史研究的一大特點。

隨著20世紀我國現代史學的崛起和傳統經學的邊緣化，蒙先生由經入史，成為那個學術轉型時代最富代表性的學者之一。

劉復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本科，先后獲學士（歷史學專業(yè)）、碩士（民族史專業(yè)）、博士學位（中國古代史專業(yè)），師從蒙默教授和吳天墀教授，1985年留校任教，現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