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筆談】

■本期主持：郝春文（首都師范大學資深教授） ■本期主題：百年回望敦煌學

主持人語

從1909年算起，敦煌學已經走過了110年的歷程。回顧敦煌學的學術發(fā)展史，在多數(shù)時間段和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學者都是主力軍和主導力量。僅在十年動亂期間，日本、法國等國的敦煌學一度超過了我們，以致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數(shù)代敦煌學研究者焚膏繼晷，奮起直追。現(xiàn)在，我們在敦煌學的各主要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國際領先的業(yè)績，完全取得了國際學術話語權和敦煌學研究的主導權。最近二十年，中國敦煌學界聯(lián)絡世界各國知名學者，相繼在英、法、俄、日、美和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策劃并組織了二十多次國際學術會議，極大推動了國際敦煌學的發(fā)展，中國成為世界公認的敦煌學研究中心。這也是我國敦煌學界向新中國成立70周年奉獻的一份大禮。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敦煌學，可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09年至1949年。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為法國國立圖書館購買漢籍，隨身攜帶了一些1908年他從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獻珍本。當時在京的許多著名學者如羅振玉、蔣斧、王仁俊、曹元忠等，紛紛前往伯希和住所參觀或研讀、抄錄、拍照。這是我國學者接觸、研究敦煌文獻的開端，并很快就陸續(xù)推出了《敦煌石室遺書》等一批有關文書的圖版、釋文、敘錄和初步研究。因此，1909年一般被認為是敦煌學的發(fā)端。

這一時期我國學者接觸的敦煌遺書有限，主要是伯希和帶到北京的寫本與其歸國后陸續(xù)寄給羅振玉等的法國藏品照片，也有少量購于民間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師圖書館的敦煌遺書，還有一些是羅福萇、羅福葆分別從日本人和美國人那里轉錄的英藏敦煌文獻釋文。但我國學者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不遺余力地多方搜求，幾乎全部公布了他們見到的敦煌寫本。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公布資料和編撰目錄為主，同時也以跋、按語和提要等為主要形式在許多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雖然在今天看來，他們所公布的釋文在文字錄校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這些文本在此后幾十年內一直是學術界利用敦煌文獻的重要資料來源。由于這一時期我國學者掌握的資料很不系統(tǒng)，其研究成果不免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他們對歸義軍史的探索和四部典籍以及宗教、法律、地志和語言文學等方面資料的整理和研究仍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礎。這一階段我國學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處于明顯的領先地位。羅振玉父子在這一時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貢獻。

到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國，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已成為一種新的學術潮流，并逐漸發(fā)展成一種專門的學問。在這樣的背景下，“敦煌學”一詞也開始分別在中日學者間流行。1930年，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幾次提到“敦煌學”，遂使這一名詞在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

1931年至1949年是第一階段的第二時期。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是我國學者到國外調查敦煌文獻的增多了，胡適、向達、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慶菽等陸續(xù)赴巴黎和倫敦調查、抄錄、拍照、研究敦煌文獻。這使得我國學者所接觸的敦煌文獻大為增多，所介紹的敦煌文獻的范圍也比前一時期廣泛得多。在此基礎上，他們將歸義軍政治史的研究范圍擴大到西北各民族變遷史的廣闊領域，開展了對金山國史的專題研究，對宗教史的研究也開辟了新的領域，對古代典籍和社會經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則更加系統(tǒng)化，開始出現(xiàn)按類或按專題搜集資料進行整理的趨向。在研究方法上，這一階段創(chuàng)造的用文學體裁的文書研究歷史問題和將利用文書與實地踏勘相結合等新方法都對以后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階段王重民和向達的貢獻尤其突出。就整體而言，后一時期國內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的重點在古籍（經史子集），熱點在文學。與同期的日本學界相比，我們的研究領域有待拓寬，如那波利貞對寺院經濟文書和社邑文書等世俗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國尚無人涉足；一些方面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現(xiàn)如《沙州歸義軍節(jié)度使始末》那樣全面、深入、細致的論文。與西方學者相比，我們在整理、研究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獻方面也有明顯的差距。敦煌文獻之外，這一時期我國學者對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僅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同時擴大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是值得關注的亮點。

第二個階段（1949—1978）也可以1966年“文革”開始劃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陸，后一時期研究重心轉移到了港臺。與國外同行相比，前一時期，我們在敦煌石窟藝術、瓜沙史地和四部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仍略占優(yōu)勢；社會經濟方面的研究雖具有自己的理論特色，但深度和廣度不及日本學者；宗教史和少數(shù)民族歷史語言研究則已明顯地落后于法日等國。十年動亂期間，大陸的敦煌學研究基本陷于停頓，港臺學者卻加快了研究步伐，取得的成績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從整體上看，“文革”時期中國的敦煌學已遠遠落后于日、法等國，以致出現(xiàn)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

總的來說，大陸學者在1949年至1966年間及港臺學者在“文革”期間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世人矚目。首先是陸續(xù)推出了一批帶有總結性的著作。如總結敦煌文獻目錄成就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總結古籍整理成就的《敦煌古籍敘錄》；總結變文研究成果的《敦煌變文匯錄》和《敦煌變文集》；總結敦煌曲子詞研究成就的《敦煌曲子詞集》《敦煌曲校錄》《敦煌曲初探》《敦煌曲》；總結語言音韻成就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唐五代西北方音》《瀛涯敦煌韻輯》《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總結敦煌石窟藝術成就的《敦煌藝術敘錄》，等等。這些帶總結性的成果既是以往數(shù)十年相關研究的總結，又成為以后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其次，開辟了很多新的課題或研究領域。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對敦煌經濟資料的集錄、王重民用敦煌詩補《全唐詩》、陳鐵凡對經部文獻的整理和校勘、潘重規(guī)對敦煌賦的集錄、饒宗頤對敦煌白畫的專題研究、金維諾對敦煌經變畫的系列研究等。以上所列相關成果，雖然在今天看來資料搜集尚不完備，釋文還存在不少問題，研究也不無缺憾，但都是披荊斬棘的拓荒者，開拓了某一研究領域或某一研究課題的專題研究，具有篳路藍縷之功。再次，有一些領域或專題開始得到學術界關注。如常書鴻對敦煌壁畫圖案的研究、金維諾對佛教史跡畫的研究、鄭良樹對《春秋后語》的集錄、宿白用考古學方法對敦煌石窟及莫高窟營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對敦煌壁畫中古代建筑圖像的研究、馬繼興對敦煌醫(yī)藥文書的研究、席澤宗對敦煌星圖的研究、潘吉星對寫經紙的研究等。以上所列多為單篇論文，自身價值或許有限，但其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研究空間的領域或課題，可啟發(fā)讀者在相關方面進行更加系統(tǒng)的專題研究，為后來者之導夫先路。從學術史角度來看，以上三類成果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推出一個領域帶總結性的成果，等于給這個領域樹立一座里程碑，開創(chuàng)某一領域或專題研究的學者實際上是拓荒者和奠基人，通過披荊斬棘為后來者開辟了道路。最早關注某一領域或專題的學者則是學術上的先知和引路人，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路徑。

如何才能成為學術領域的拓荒者、奠基人或學術先知和領路人？從敦煌學學術史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幾位學者來看，他們都具備以下一些特點。

一是大多具有國際視野。如向達、王重民、饒宗頤、潘重規(guī)等，都有長期國外學習工作的經歷，或經常參加國際會議，與國際學術界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因而，他們都對國外的學術動態(tài)了如指掌。二是都很注意查閱敦煌遺書原件。王重民、向達都曾較長時間在法、英等國專門查閱敦煌遺書。饒宗頤也多次到英、法查閱原件。特別是潘重規(guī)，工作扎實細致，精益求精，他發(fā)表的釋文，都和原卷做過核對，往往能解決一些僅靠文獻和圖版解決不了的問題。三是關注領域比較寬。比如向達熟悉考古、歷史和中西交通，王重民熟悉目錄學、史學、文學，饒宗頤的成果則涉及歷史、宗教、曲子詞、白畫等多個領域。這些學者在每個領域所取得的業(yè)績都能達到當時的學術前沿。其成果的特色是視野開闊，能將具體的材料置于廣闊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所以往往能小中見大。四是都有比較深厚的學術基礎，在資料占有和學術信息占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如饒宗頤，具有家學淵源，自幼飽讀詩書。其他幾位也都是從青年時代起就博覽群書。由于這些專家都具有豐厚的學術積累，對國內外學術動態(tài)了然于胸，又能最大限度地接觸原材料，故而能夠在課題選擇的時候占盡先機?；蛘咄瓿蓭Э偨Y性的成果，或者發(fā)現(xiàn)具有研究潛力的領域。特別值得提及的是王重民，他不僅獨立完成了帶總結性的《敦煌古籍敘錄》和《敦煌曲子詞集》，主持完成了帶總結性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參與了帶總結性的《敦煌變文集》，又開辟了敦煌詩歌的研究領域（補《全唐詩》），可謂既是奠基者，又是學術先知和領路人。

中國敦煌學先賢成就的學術業(yè)績，為改革開放以后敦煌學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們的治學經驗，也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借鑒、傳承。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師范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