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從來不缺乏研究，但對它的研究卻被分散在佛教史、粟特學、大航海、近代殖民史等專屬領域里。而這些各自研究拼接起來后，并不能構成一部連貫的絲路歷史圖景。換言之，我們需要一部專門的絲綢之路史。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國剛的新著《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正是這樣一部著作。

“胡天”是中古中國對于祆教神的稱呼，同時又可徑以字面之義理解為西域氣象，所謂“胡天八月即飛雪”?！皾h月”者，漢地之月，在古代文學中往往與征人、游子相關聯(lián)，傳達一種故國之思。令狐楚《從軍行五首》云：“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碑敐h地之月映照于胡天西洋之間，一幅三千年的絲路變遷畫卷便在我們眼前徐徐展開?！逗鞚h月映西洋》一書以絲路發(fā)展變遷的歷史為線索，分為十章，起自絲路前身——先秦時期的“玉石之路”，止于18世紀末的乾嘉易代之際，歷述張騫鑿空西域、佛教入華、馬可·波羅來華等重大歷史事件，結構清晰，語言生動，允為一部優(yōu)秀的絲路通史。

絲路通史中的變與不變

從歷史語境中尋求中西交流的內部嬗變，是本書的一大特點。這種嬗變包含兩個層面，即絲綢之路本身的歷史變遷，以及這種變遷所折射出的不同時期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方面的歷史性特質。作者沿用了近代以來歷史學的劃分方法，以公元1500年為界將絲路發(fā)展史分為古典時期和近代早期，但卻并未因此將東西方的交流生硬地分開。在作者的筆下，這種轉變是緩慢而延續(xù)的，存在歷史的發(fā)展依據(jù)。這集中體現(xiàn)在作者對于陸上絲綢之路的勾勒之中。傳統(tǒng)印象中，陸上絲綢之路發(fā)端于張騫鑿空西域，在中古時期達到鼎盛，宋元以后則急劇衰落。本書通過史實的梳理，指出早在先秦時期，便存在一條貫通草原的“玉石之路”，實為絲綢之路前身，張騫開通西域只是官方正式介入的標志。據(jù)此來看，這條貫穿歐亞大陸的商道其來有自。就貿易而言,有價值連城的和氏璧、奔騰西來的大宛馬；就思想而言，有西行萬里的法顯與矢志不渝的鳩摩羅什；就文化藝術而言，則有箜篌、胡笳以及胡旋舞等特色鮮明的異域器樂與舞蹈。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幅充滿延續(xù)性和包容性的絲路畫卷。

如果說“玉石之路”是在時間維度對絲綢之路予以延展的話，那么海上“香瓷之路”的脈絡梳理則無疑是從空間上對絲路范圍進行了開辟。瓷器是古典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物質交流媒介，它甚至成為西方對于中國的一種固有印象。輸出瓷器而輸入香料，是這一路線的重要特征，是謂“香瓷之路”。及至兩宋，飲食醫(yī)療諸方面隨處可見香藥的身影。與陸路的胡人貿易相比，香藥更多來自海路，特別是自兩宋以后，香藥輸入路線幾乎與中國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貿易線完全重合。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時期的瓷器并非單向度對外輸出，青花瓷燒制中的關鍵原料鈷就主要由薩邁拉輸入中國，而這種釉下青料的漢譯名稱“蘇麻離青”，正是由薩邁拉的敘利亞語音譯而來。大量的青花瓷在中國泉州、廣州等港口裝上船，駛入浩瀚的南海，經(jīng)由三佛齊（馬六甲海峽地區(qū)）繁忙的商貿中轉，進而前往遙遠的印度和阿拉伯，而香料等西方貨物也在源源不斷地經(jīng)由此線進入中國。

至此，先秦以降，陸、海兩條線路的完整絲路圖景得以勾勒顯現(xiàn)，可視為作者筆下絲路通史的“變”與“不變”。所謂“不變”者，即絲路發(fā)展的歷史延續(xù)性；而正是在這種緩慢而持久的延續(xù)中，很多關鍵性的因素在逐漸發(fā)生變化，是為絲路歷史之嬗變。本書對于海上香瓷之路的探討集中體現(xiàn)了這一特點。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在宋元以后興起的，但作者基于對中古佛教與民眾社會生活的深入研究，指出香料需求的激增，與南北朝隋唐以來佛教對大眾生活習慣的影響塑造密不可分，而佛教對民眾行為的規(guī)范原因有二，首先在于佛教本身的不斷華化，從初入中國為求適應而借助老莊，到東晉南朝持續(xù)的儒佛沖突，直至最終完成佛儒融合；其次則離不開中古后期整個禮法文化的下移。“海絲”的興起源于需求，而需求的產(chǎn)生又離不開民眾思想和社會倫理的嬗變。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不僅有持續(xù)的市場驅動，同時也有悠久的探索歷史。早在德宗貞元年間，唐廷便派遣楊良瑤率眾出使黑衣大食，其行程由隨行的鴻臚卿賈耽的記載而得以明晰。這支唐朝使團從廣州出發(fā)，沿中南半島東岸一路南行，過新加坡海峽后經(jīng)天竺（印度半島）、師子國（斯里蘭卡），至弗剌利河（幼發(fā)拉底河）換小船至末羅國（巴士拉），最后陸行抵達縛達城（巴格達）。這條記錄清晰的航線直至今天仍令人為之心動，而它也在同一時期波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中得到印證。可以看到，鄭和下西洋無論從技術還是指導思想上，都有深遠的歷史可據(jù)，而以往那種陸路廢而海路興、漢唐駝隊以及宋元海船的機械式、片段化絲路印象可以休矣。

想象異邦與彼此塑造

絲綢之路的形成，同樣也離不開東西方各自世界觀念的最初萌發(fā)，中國的“天下觀”與西方的世界觀彼此塑造著對方的形象，“東”與“西”的觀念逐漸形成。這種東西之間的彼此塑造，在近代前夜的傳教士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xiàn)。本書第六章“神圣的邊界”和第七章“想象的異邦”尤為精彩，填補了以往關于大航海至殖民擴張之間長達數(shù)百年的歷史空白。

傳教士的到來，在兩個彼此對應的維度增進了這一時期的中西交流。首先，對中國來說，傳教士帶來了較古典時期更為豐富的西方知識，包括歐洲的政治制度、宗教思想以及科學技術。繼“佛郎機”之后，中國進一步知道了“紅毛番”（荷蘭）。借助香瓷貿易所積累起來的關于南洋的認知，明朝士大夫如王士禎等已清楚沿臺灣海域向南可到荷蘭。事實上，王士禎所謂的荷蘭不過是巴達維亞（雅加達）而已，但這恰恰表明了中國人對于“泰西”認識的深入。明朝后期，利馬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使中國在堅持自古以來“天下”觀念的同時，也初步建立起“大西洋”的粗略概念。受利馬竇的影響，徐光啟開始對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科技予以反思，希望以“天學”改進中國，實為“中體西用”的最早嘗試。在《職方外紀》中，艾儒略將世界劃分為五大洲，亞洲部分則包含此前不為中國熟知的一些國家，甚至還提及“閣龍”（哥倫布）若干行狀事跡。盡管直至乾隆年間，紀昀、張廷玉等人仍僅以“廣異聞”“荒誕不經(jīng)”視之，但這種最初的沖擊無疑是開創(chuàng)性的。

另一方面，西方的傳教士將中國大量的思想文化介紹到歐洲，由傳教士編寫的《中國圖志》《中華帝國全志》等書則成為西方認識中國的重要工具。傳教士在接觸漢字后，感受到它與古埃及文字的相似之處?！蹲謪R》等中國字書被介紹到歐洲，經(jīng)過基爾謝、門澤爾等西方學者的研究，將之歸為“初民語言”，他們試圖從中印證《圣經(jīng)》的記載，連偉大的數(shù)學家萊布尼茨也曾試圖從漢字中抽取出語言的普遍規(guī)律。與漢字被賦予的宗教意義不同，中國的文學作品如《趙氏孤兒》則被啟蒙時代的歐洲賦予更多倫理和人性意義，《今古奇觀》中的故事、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等被伏爾泰、珀西等人吸納進自己的作品中，并突出其所體現(xiàn)的道德價值。事實上伏爾泰走得更遠，他從儒家思想中尋求典范，借此鼓吹開明君主專制，抵制海峽對面的英國議會制度。1688年，法文版《國王們的科學》出版，匯集了自利馬竇以來幾代傳教士苦心翻譯的《論語》等儒家經(jīng)典，出版者意欲從儒家的道德觀念中尋求開明專制主義的依據(jù)。這種對于西方制度與儒家思想的聯(lián)結，甚至影響到英國當時的兩黨斗爭。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近代前夜的中西認知，是一個“從認同到識異”的過程，而這種轉變背后，其實是一種“反觀諸己的鏡像”。不可否認，啟蒙哲學家們心中的東方制度和倫理是一種特定政治語境下的有意識選擇，即如作者所舉出的有關中國歷史紀年的爭論，又如關于中國人性格的認知，其實無不帶有鮮明的西方自身政治文化訴求。這種對于東方的想象隨著19世紀歐洲的進一步劇變而成為歷史，然而它所遺留的思維模式卻一直影響著今天的西方社會。

文明交匯背后的政治風云

誠如作者所說，一部絲綢之路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歐亞大陸的政治經(jīng)濟史，這條古老商道的每一次變遷，都不乏波譎云詭的政治涌動。這種政治的動因，分別在陸、海兩條道路上得以充分體現(xiàn)。就陸上絲綢之路而言，其興起之初便充斥著政治的功利性。我們素來熟知的胡人，入華以后的活動領域遠不止于商業(yè)，像改寫唐朝歷史的安祿山和史思明，最初均起于邊鎮(zhèn)互市牙郎，借此逐漸進入唐朝軍事系統(tǒng)。此外，出土墓志也印證了唐朝曾多次前往骨利干、回紇等地市易馬匹以充軍用。杜甫《黃河二首》詩云：“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shù)，胡人高鼻動成群?！笨梢哉f，中古千年間，政治始終是驅使無數(shù)駝隊穿行大漠的重要因素。宋代以后，陸上絲綢之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尋找契丹，而這次的動因則源于西方。1246年，新即位的教皇英諾森四世遣往東方的使者柏朗嘉賓來到上都和林，在那里謁見了蒙古帝國的貴由汗，并于次年返回后呈上一份完整的行紀。這份以刺探軍情為目的的行紀對中國的方位氣候、風俗信仰、政治制度等作了詳細記載，其對于被稱為“契丹”的東方的探索成為此后魯布魯克、鄂多立克諸人東行的先聲。而在這些后繼者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無疑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游紀》讓歐洲見識了諸多東方風物人情，這些記錄連同鄂多立克等人的記載一起，構成了著名的《加泰羅尼亞地圖》東亞部分的知識來源，更在隨后激起了達·伽馬、哥倫布等眾多探險家的興趣，轟轟烈烈的大航海時代隨之啟幕。

如果說陸上絲綢之路的發(fā)展離不開政治因素的話，新航路的開辟則無疑為政治在東西方交往中的作用作出絕妙注釋。一個長期困惑我們的問題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鐵騎已遠至歐陸，而鄭和的船隊也曾到達非洲，那么為何中國終究未能在大航海時代開啟后占得先機？本書給出了兩個層面的解答。從地緣政治來講，在于蒙古汗國營造了一個更為寬松的海陸貿易通道，而中亞、西亞地緣政治又隨著帖木兒與奧斯曼兩帝國的崛起發(fā)生變化，遂使得馬可·波羅的東行成為可能，也客觀促使歐洲人探尋新的航道。就內在動因而言，這與歐洲信奉的“保教權”密切相關。長期以來，葡萄牙人認為沿海岸南行繞過非洲再往東行駛，便可到達印度，獲得黃金與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則受哥倫布影響，希望向西航行到達印度。隨著好望角和美洲大陸的相繼發(fā)現(xiàn)，葡、西兩國在教皇見證下簽訂了《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在經(jīng)濟利益驅動的同時，以“保教權”為借口開展殖民活動。這群被明朝稱為“佛郎機”的殖民者于16世紀中葉在澳門建立定居點，并與明朝政府達成一致。在明朝官員看來，這是“互市”的一種形式，并可通過“抽分”使朝廷和當?shù)毓倜瘾@益。就這樣，在葡人對東亞貿易的向往、對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員因時因地制宜的政策混雜作用下，澳門逐漸發(fā)展成葡萄牙遠東貿易的轉輸中心。更為重要的是，它為傳教士的西來打開了缺口。

需要指出的是，在絲綢之路三千年的歷史中，經(jīng)濟與政治兩大要素從來就無法劃清界限，它們綜合在一起，體現(xiàn)為東方與西方之間持續(xù)的文明沖撞與交融。近年來，以加州學派為代表的歷史學界強調15世紀以來經(jīng)濟的全球化。事實上，如果我們以絲綢之路為線索加以追溯，會發(fā)現(xiàn)以歐亞大陸為中心的人類文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交流?！叭蚧敝皇且环N相對的表現(xiàn)，它的背后是人類歷史持續(xù)的發(fā)展與不竭的動力，而這或許也是本書帶給我們更為深遠的思考。

（作者：王炳文，系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