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一重要論斷，高度確認了黨的領導的極端重要性，標志著我們對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達到一個新高度。進入新時代，面對前所未有的歷史境遇，回應重大緊迫的時代命題，我們必須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最本質的特征，不斷提高黨在新時代把握方向、謀劃全局、提出戰(zhàn)略、制定政策、推進改革的本領能力，真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航船定好向、掌好舵。
從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的相互交融中把握。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歷史與現實總是相通的。在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的交融之間，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保證，它一直是黨和國家的命脈所在，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幸福所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中國有了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是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們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就不難發(fā)現，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鴉片戰(zhàn)爭后，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諸多階級政黨都曾開出自己的“救世良方”，但始終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危難之際，是中國共產黨力挽狂瀾于既倒，經過血雨腥風的洗禮與艱苦卓絕的斗爭，引導中國人民走出了漫漫長夜。新中國成立伊始，面對戰(zhàn)后的滿目瘡痍與西方的敵視封鎖，又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fā)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依然是中國共產黨敢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戰(zhàn)略轉移，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但“發(fā)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并不比不發(fā)展的時候少”，來自政治、意識形態(tài)、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huán)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層出不窮，國際形勢依然波譎云詭，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任務依然艱巨繁重。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協同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
從普遍性與具體性的辯證統(tǒng)一中把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一個抽象的玄虛概念，其本身就是普遍性與具體性的辯證統(tǒng)一。我們應當看到，一些地區(qū)和部門之所以還不同程度存在黨的領導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將黨的領導的普遍性與具體性人為割裂開來，簡單抽象地來詮釋黨的領導。一方面，從黨的領導的普遍性來看，就是要恪守“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核心理念。這里的“一切”，意味著黨的領導既是一種全方位的領導，涵蓋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體現在統(tǒng)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全過程；同時又是一種全方面的領導，涉及在工作中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實現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tǒng)一。另一方面，從黨的領導的具體性來看，不同領域中的黨的領導必然是普遍性與具體性的有機統(tǒng)一。以新頒布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為例，其在規(guī)定黨支部具有普遍性的基本任務的同時，又結合不同領域黨支部的工作實際，進一步細分為村黨支部、社區(qū)黨支部、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中的黨支部、高校中的黨支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的黨支部、社會組織中的黨支部、事業(yè)單位中的黨支部、各級黨和國家機關中的黨支部、流動黨員黨支部和離退休干部職工黨支部等子類型，并明確承擔各自不同的重點任務，這有助于實現黨的領導的普遍性與具體性的辯證統(tǒng)一，糾正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的不良現象。再如，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相較于舊條例，新條例更加明確黨組討論和決定本單位重大事項的具體內容，更加細化黨組的組織原則具體條款，更加明確黨組性質黨委的具體適用范圍，在普遍性與具體性的辯證統(tǒng)一中回應黨組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實現黨組制度的守正創(chuàng)新。
從深化對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認識中把握。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放眼國際上一些老黨大黨的興衰沉浮史，政權更迭只是表面現象，本質其實是一個如何對待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性問題。因此，將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恰好體現了我們對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認識的不斷深化，進一步彰顯了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作為深化對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認識無可爭議的邏輯起點?？v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其動因也許紛繁復雜、莫衷一是，但核心因素卻顯而易見，就是在于他們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憲法，將其中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修改為“蘇聯共產黨、其他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他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這也就意味著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法理上被否定，進而成為了一張加速蘇聯亡黨亡國進程的“致命性”多米諾骨牌。以史為鑒，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這個根本，無論指導哪一領域的具體工作，還是破解某一方面的疑難問題，無一不是先從加強黨的領導著手抓起。借助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與全面從嚴治黨建設，毫不動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善于將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于將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不斷使黨中央作出的決策部署得到全面貫徹和落實，并始終致力于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
（作者：付小紅，系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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