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異化批判從而恢復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本質，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共同主題。在盧卡奇所開創(chuàng)的批判方向基礎上，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從青年馬克思思想出發(fā)，張揚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特質，并在馬克思人道主義的方法論與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之間進行了明確區(qū)分，進而對后者進行了深刻批判，試圖將馬克思辯證法從純粹的反映論窠臼中拯救出來。盡管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以極端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為現(xiàn)實對象，但這種批判或可為我們理解馬克思辯證法乃至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經(jīng)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爭提供理論批判維度。
科學的人道主義基礎及其總體性
近代以來的形而上學體系完全建立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之上，技術理性的張揚與實踐理性的式微致使目的與手段發(fā)生了倒置，原本作為人類自我實現(xiàn)手段的科學僭越成為目的本身。阿爾都塞以“科學”來指稱馬克思理論的分野，卻受到沙夫和馬爾科維奇等人的批判。沙夫指出并不存在某種外在于人的“科學”，馬爾科維奇同樣認為任何科學都無法擺脫人的應用，因此科學在本質上是建立在人道主義的基礎上的。但是，馬爾科維奇反思“以人道主義哲學作為它的基礎，指明了整個人道化過程的方向……還正確指出了蘊含人類明天的可能性”的科學，在現(xiàn)實中喪失了人道主義原則，喪失了其自身的超越維度，處處體現(xiàn)出事實與價值的矛盾。也就是說，近代以來對于科學的實證主義理解方式使科學本身成為客體化知識的集合。
西方社會中，科學總體性維度的喪失，使其淪為被實證科學或客體化知識所代替的、處于異化狀態(tài)的科學，它的歷史性、實踐性等本質內(nèi)涵被遮蔽起來，并在建構一個僵死的、非人道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首先，當代西方的科學并沒有處于人類的支配之下，成為滿足人類需要真正的力量，而是相反，人類成為科學技術的奴隸。其次，在西方社會中，科學技術并沒有在符合人類價值規(guī)范的方向上獲得總體的發(fā)展，并使人類社會趨于整合，而是使人愈加疏遠。最后，現(xiàn)代科技中少部分人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與多數(shù)人被迫從事的簡單枯燥勞動之間的分工態(tài)勢，已經(jīng)逐步取代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傳統(tǒng)劃分方式，掌握科學技術的權力日益集中于少數(shù)人手中，成為當代社會壟斷、霸權以及壓迫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科學自身的教化功能也淪為純粹的和碎片化的對于知識的掌握，教育成為客體化知識的傳授，而其人道主義本質則被忽略。不得不說，這也是當代教育中科學技術與科學精神相分裂的重要根源之一。
馬克思認為，科學是人類本質力量的重要維度，并始終在人類自身歷史的發(fā)展視域中審視科學?？茖W是實現(xiàn)人道主義社會的重要基礎，在此意義上，將科學從異化的境遇中拯救出來，既是實現(xiàn)未來的人道主義社會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人類不斷自我實現(xiàn)歷程中所不能跨越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因此，必須恢復科學的人道主義本質，在人道主義基礎和實踐標準之上重新構建科學的總體性。然而，實證主義方法論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夠全面和正確地揭示人的歷史活動，進而也就無法在方法論層面真正展現(xiàn)人的實踐與科學之間的統(tǒng)一關系。因此，必須徹底批判實證主義方法論，使科學的總體性重構于能夠符合和揭示人類生存中現(xiàn)實層面的實證關系與歷史層面中的價值關系的辯證統(tǒng)一的方法論基礎上。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看來，這種方法論必然是馬克思的辯證法。
對科學方法論的揭示
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中，馬爾科維奇對馬克思辯證法的人道主義理解方式獨樹一幟。他認為，方法論乃是人類生存過程中實踐及其展開，即“人在歷史中的自我實現(xiàn)”的理論化結果。人類在歷史的實踐中，總是不斷地改造著世界及其自身，并不斷地將其理論化，從而抽象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就此來說，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是在人類實踐基礎上的經(jīng)驗總結，是實踐“后驗”的理論形式。但是，對于當下歷史條件以及文化傳統(tǒng)之中的人來說，他們始終面對著前人實踐的結果以及理論化的總結，所以方法論又是一種作為實踐基礎的“先驗”理論形式。因此，方法論是否科學，取決于這種方法論自身是否包含著超越與批判的維度，是否能夠獲得理論方法的自覺，即將自身持續(xù)地置于接受歷史實踐批判與修正的地位。反之，就會陷入非歷史地運用方法論的窠臼之中。
所以，科學的方法論只能是作為人類過去歷史實踐理論總結與當下實踐的理論基礎，作為“后驗”與“先驗”相統(tǒng)一的人道主義辯證法。
馬克思辯證法是人類歷史過程的理論形式。異化了的科學由于其實證主義的局限，致力于對現(xiàn)象的整理與總結，關注經(jīng)驗層面的可驗證。然而，在異化成為社會普遍現(xiàn)象的前提下，從經(jīng)驗和現(xiàn)象出發(fā)的所謂科學方法論必定會脫離歷史的視域，成為對于現(xiàn)實的辯護手段，從而失去其自身的批判維度。非歷史的方法只能形成非歷史的理論，在這樣的理論中，人自身的生存矛盾僅僅能夠被通過二元對立的思維形式展現(xiàn)出來——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以及自由與必然的對立，即是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只能夠在經(jīng)驗層面論證客觀的邏輯，而無法深入到人的生存層面，無法獲得價值層面的批判自覺。但是，科學不過是人類自我實現(xiàn)過程中的具體體現(xiàn)形式，作為具有歷史總體性的科學，不能夠僅僅從經(jīng)驗和現(xiàn)象出發(fā)，而應當從人的生存境遇出發(fā)，因為科學的方法論與人類歷史實踐的理論描述是同一的。馬克思辯證法揭示了人類生存的矛盾及對于矛盾的超越歷史總體性，因此，與其說馬克思辯證法是一種可以正確描述科學總體性的方法論，不如說辯證法自身就是人類實踐活動，進而是科學本身的理論結果。如此一來，辯證法就獲得了作為科學方法論的合法性。
馬克思主義“批判的理論”定位
如上所述，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僅在經(jīng)驗層面上存在有效性，它通過對于經(jīng)驗與現(xiàn)象的總結而提出假設的理論體系，只能夠作為科學的第一步驟，仍需要歷史實踐的檢驗與批判。但是，這種方法論不僅沒有將自身置于接受歷史實踐的批判考察地位，反而將自身擴大到了整個歷史領域，這樣，憑借著自然科學的數(shù)理邏輯，我們似乎就可以從簡單的連續(xù)性出發(fā)，推理出有限經(jīng)驗之外的必然結論。然而，休謨早已指出了這種有限的經(jīng)驗歸納結論作為因果律的基礎所帶來的困境，對于必然性的質疑，使打破宿命論的束縛成為可能，哪怕我們所面對的宿命論被實證主義披上了科學的外衣。相反，馬克思辯證法不僅將自身置于接受批判的地位，從而成為一種真正的歷史方法，更通過對于人類歷史實踐過程中自我超越本性的理論描述，揭示了人類未來的無限可能性。因此，以人道主義作為它的基礎，指明整個人道化過程的方向，指出蘊含人類明天的可能性的科學，也就應當遵循人道主義辯證法的原則，在以人類實踐作為標準的批判中，擺脫實證主義線性思維方式的局限，在事實與價值的統(tǒng)一中，在無限的可能性與創(chuàng)造性中，發(fā)揮實現(xiàn)人道主義社會的基礎作用。
可以說，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對于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批判不僅在現(xiàn)實中有力地回擊了對于馬克思辯證法的純粹反映論的理解方式，而且在理論上也構成和展現(xiàn)了對于現(xiàn)代性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維度”，歷史地匯入到世界范圍內(nèi)現(xiàn)代性反思的主題和潮流當中，使馬克思辯證法得到了新的歷史詮釋。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以人道主義為出發(fā)點對于實證主義的批判，在一定的方向上歷史地發(fā)展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思想，但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批判的理論”的定位，在正確揭示馬克思主義特質的同時，也存在著將其置于純粹的“理論批判”的局限當中的危險。例如，當沙夫將異化作為無所不包的社會現(xiàn)象時，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對象就已經(jīng)成為一個被理論構建起的和擴大化了的“異化世界”。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流動站、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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