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基本根據(jù)。全面準確理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性質、內容及要求，則必須以社會主義以初級階段為基礎。
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同發(fā)展階段為基礎，準確理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性質。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全面理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首先要了解和確定這種變化的性質。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边@就是說，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不能離開而且必須放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中去理解。
在馬克思的構想中，社會主義是以實現(xiàn)了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基礎。可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是在遠遠落后于發(fā)達國家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建立的。這就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即逐步擺脫不發(fā)達狀態(tài)、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歷史階段。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同時，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只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發(fā)展很不平衡，經濟、政治、文化及國家治理體制還很不完善。這就說明，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因此，我們把握中國當前的歷史方位時，既要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又要認識到這種主要矛盾和時代的變化，既不像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那樣的不同社會形態(tài)之間的變化，也不是社會主義不發(fā)達階段向發(fā)達階段的轉化，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fā)展過程中不同時代的主要矛盾的變化。
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矛盾的性質為基礎，準確理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內容。
既然社會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fā)展過程中不同時代的矛盾轉化，那么，這種轉化既有變化、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繼承。
一方面，兩種矛盾具有不同的內涵和要素。首先，人民需要的質和量都發(fā)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初，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想解決溫飽問題，人民的需要主要表現(xiàn)為最基本的物質文化需求。而經過近40年的努力，我國不僅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xiàn)了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此為基礎，人民群眾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huán)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其次，社會生產和需要的制約因素發(fā)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初，我國的社會生產不僅水平低，而且總量嚴重短缺、供給不足，發(fā)展的速度問題是滿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經過近40年的發(fā)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成為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制約因素。
另一方面，兩種矛盾具有共同的社會性質。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與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以來的社會主要矛盾，在內涵和要素上盡管有所區(qū)別，但是他們都是人民需要與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需要與生產的矛盾之所以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它們都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基礎，以社會關系基本適應社會生產力為前提，以社會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為條件。與此相對，無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還是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基本矛盾都是以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fā)展的對立為基礎的對抗性矛盾，以此為基礎的社會主要矛盾就不是需要與生產之間的矛盾，而是表現(xiàn)為先進階級與落后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
因此，我們在把握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內容和關系時，既要看到其在要素方面的變化，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共同性質。否則，就要犯“超前”或“落伍”的錯誤。
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基礎，準確理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是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而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fā)展過程中的具有共同社會性質的矛盾變化，既對黨和國家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也突出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繼承和堅持。因此，十九大報告，既強調了前者，又堅持了后者。
一方面，十九大報告強調，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這種新要求，就是要在繼續(xù)推動發(fā)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fā)展的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fā)展、社會全面進步。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就是適應這種新要求而進行的理論創(chuàng)新。
另一方面，十九大報告強調,面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而奮斗”。這就表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不是背離，而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基礎，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繼承、深化和拓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的總目標、“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仍然把發(fā)展作為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仍然堅持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
(作者：浙江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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