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

“中國詩歌敘事傳統(tǒng)研究”（15ZDB067）自2015年底立項以來，在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下，首席專家董乃斌教授帶領團隊成員，通力合作，攻關克難，取得一系列可觀的研究成果，推動了課題的進展，并在學界引起一定反響。茲將研究進展情況呈報全國社科規(guī)劃辦，并呈請國家社科基金委員會審核。

研究計劃的總體執(zhí)行包括調研與查閱資料、撰寫論文、出版著作、舉辦講座、學術交流等方面。在課題申報之前，課題組成員即遍閱四部，對國內古今詩歌的傳世文獻、古代文論中關涉詩歌敘事方面的內容，作了廣泛的搜輯。立項以后，資料搜輯的范圍由傳世文獻擴大到出土新文獻與域外文獻，購置了大批圖書資料及電子文獻、數(shù)據(jù)庫，為課題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證。課題組還在對已搜輯的資料，分類整理，擬整理出版古代詩歌與現(xiàn)當代敘事理論資料的匯編，現(xiàn)這項工作正在緊張的進行中。

由于本課題的理論性較強，涉及敘事學、古代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文學史學等，具有跨學科的特性，了解學界前沿成果，聽取學科一流專家的指導，尤為重要。自立項以來，課題組邀請中國社科院、北大、復旦、南大、浙大及臺港、海外等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知名學者來校講座10余人次，先后召集中型學術會議數(shù)次，就研究所涉廣泛請益。除了把學界的最新成果、最杰出的專家請進來，課題組成員積極參加各類相關學術會議幾十次，與同行交流討論，一方面修正、深化我們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宣傳、擴大團隊及課題的影響，獲得更多的反饋。課題組內部每個月也都有小型學術會議，通報學術動態(tài)及各自研究進展。此外，課題組成員赴美國兩人，赴韓國一人，展開為期一年的學術交流，對域外漢學及國外敘事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了廣泛搜輯與深入考察（具體情況詳下）。所有這些學術活動，使得我們的思考與鉆研始終站在學科前沿，并沿著正確的路徑前進。

本課題按歷史時代與詩歌敘事傳統(tǒng)發(fā)展演化的內在脈絡，分為五個子課題組：先秦兩漢組、晉唐組、宋元組、明清組、近現(xiàn)代組（實際研究中，朝代多有交叉跨越），各子課題組都有成果出產，只是進展不盡相同。

秦漢組在研究過程中，充分注意到傳世文獻與出土新文獻的結合，在資料輯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將研究范圍擴大到先秦文化，從先秦的禮制、哲學、政治等層面，深入探析詩歌敘事發(fā)生的根源及其發(fā)展的內在機制與動因。子課題負責人邵炳軍教授在項目組成立前，就有《春秋社會形態(tài)變遷與詩歌敘事主體構成形態(tài)演化》《從〈詩經〉“自述其名”方式的演進看敘事主體自我意識的強化》《春秋詩歌“敘述者”介入敘事的多元形態(tài)》《從“自述其名”方式看“卒章顯志”敘事模式的變遷》等論文，以《詩經》為中心，考察先秦詩歌的敘事主體、敘事模式、敘事形態(tài)等問題，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立項后，邵教授發(fā)表《〈詩?唐風?椒聊〉〈蟋蟀〉〈山有樞〉創(chuàng)作年代考論——兼說春秋時期晉國吉禮、軍禮與嘉禮的基本狀態(tài)》（“《詩經》與禮制研究”會議論文），從詩經中擇取代表性作品，據(jù)其敘事推論詩歌創(chuàng)作年代，并結合其他文獻，將詩歌敘事傳統(tǒng)置于先秦詩禮文化大傳統(tǒng)中，在考察春秋古禮的同時，也揭示了相關詩歌的敘事成因與特征。該組成員楊秀禮博士發(fā)表《〈周易〉古歌事象組合方式及其影響研究》（“《詩經》與禮制研究”會議論文）、《耶律楚材漢代人物情結詩歌的互文性研究》（《文學與文化》2017年）《昭君故里題詠的敘事功能研究》等論文，呂樹明發(fā)表《儀式的“綰合”與“漂蕩”——〈詩經〉農事詩》（“《詩經》與禮制研究”會議論文），石強以《春秋詩歌敘事》為題完成博士論文，并通過答辯。 該組圍繞先秦兩漢詩歌敘事研究，對先秦文化進行了深入研考，由此又孕育出另一個課題：“《詩經》與禮制研究”，入選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

晉唐組所研究的階段，是文人個體普遍自覺，詩歌抒情性大為增強的時代，詩歌敘事傳統(tǒng)在與抒情傳統(tǒng)消長磨合、互融互滲中向前推進，本段研究注重結合抒情傳統(tǒng)，來探析敘事傳統(tǒng)的發(fā)展和變化。子課題負責人李翰副教授發(fā)表《陳世驤“抒情傳統(tǒng)”反傳統(tǒng)的啟蒙底色及其現(xiàn)代性》（《文學評論》2016年第6期），對抒情傳統(tǒng)說奠基者陳世驤的學說進行了學理與思想溯源，為敘事傳統(tǒng)研究釐清了理論背景。該文入選2017年第3期《新華文摘》論點摘編。李翰副教授又完成了《敘事、抒情之消長與新體詩之萌生》，從敘事、抒情消長的角度，對東漢末至齊梁間的詩史作全面梳理，為齊梁新體詩的出現(xiàn)提供新的觀照。姜玉琴研究員在近現(xiàn)代組做現(xiàn)代詩敘事研究，同時又關注唐詩，發(fā)表《論盛唐邊塞詩對"漢文本"的引用與改寫》（《上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從唐詩看古代詩歌的"無我"創(chuàng)作范式》（《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第1期）等論文，對唐詩敘事問題作了初步探索。課題組成員楊長正以杜甫詩歌敘事為博士論文，目前完成《杜甫組詩敘事類型研究》一文，另兩位成員李佳卉研究謝靈運山水詩敘事，王傳秀研究漢樂府敘事，各以之為碩士論文選題，目前均取得一定進展。

宋元組自立項以來，在學術理論準備、資料收集及論文撰寫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績。子課題負責人楊萬里教授目前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學，學習西方敘事學相關理論與批評方法，以異域文學理論為參照、借鑒，調整課題的研究思路與核心概念的建構。為課題擬定如下議題：A樂府體敘事詩；B以杜甫為范式的文人自敘體敘事詩；C由元稹、白居易為范式的長慶體敘事詩；D抒情詩中的敘事手法等。并指導研究生研究白居易詩歌的敘事性問題。課題組成員周劍之早期有《宋詩敘事性研究》為這一階段的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立項后，又發(fā)表《陸游記夢詩的敘事實踐——兼論古代詩歌記夢傳統(tǒng)的敘事特質》（《文學遺產》2016年第5期），通過典型詩人的具體詩作，將宋詩敘事研究推向深入。夏明宇發(fā)表《對話與突圍：蘇軾在黃州的空間書寫》（《文學地理學——中國文學地理學會第六屆年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應運空間敘事的概念考察蘇軾的黃州詩，引起與會學者的廣泛興趣。該課題組將唐宋詞也納入研究范圍，設定詞序在詞體敘事中的作用與價值，唐宋聯(lián)章詞與組詞的敘事藝術，聯(lián)章詞與組詞對雜劇敘事的影響，詞的空間敘事等議題。李桂奎教授發(fā)表《唐詩宋詞的年段敘事及其段位性》（《文學與文化》2017年），即將宋詞與唐詩并觀，擴大了詩歌敘事的研究畛域。

明清組結合明清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的興起，通過與敘事文體的比較，從文體屬性上考察詩歌敘事的特質，作出諸多富有創(chuàng)見的學術成果。子課題負責人饒龍隼教授完成《明代人物詩傳之敘事》，以詩化之人物傳為切入點，考察其兼具抒情與敘事的互文性特質，并從文學史的角度分析其根源及意義。該文已被《文學評論》錄用，將刊于2017年第5期。饒教授還在南開大學《文學與文化》雜志主持中國詩歌敘事傳統(tǒng)研究專欄，組織課題組發(fā)表多篇論文；又召集2016年度明代文學的高端論壇，為課題的推進，集賢聚智。上述舉措，同時也有效擴大了本課題的學術影響。饒教授指導博士、博士后分別以元、明、清詩敘事傳統(tǒng)為學位論文，劉蓉蓉做元代，正著手撰寫《丘處機西行的紀行敘事研究》一文；田玉龍發(fā)表《明詩制題之敘事》（《文學與文化》2017年第3期），集中考察明詩制題的敘事問題，為進一步揭示明詩敘事特質作了有效的探索；石超（博士后）研究清詩敘事，已完成《“二次敘述化”與“詩”學闡釋的本質》、《清代女性絕命詩的敘事藝術》、《子弟書的敘事策略》等論文。立項以來的一年多時間里，饒教授與門下弟子對元、明及清代前中期詩歌的大致狀況作了摸排整理，占有并熟悉了大部分文獻，并通過多篇論文進行細致的探索，為下一步撰述打下厚實的基礎。

近現(xiàn)代組的研究包括古典詩歌與白話詩，在詩歌由古典向現(xiàn)代的體式變化中，探索詩歌敘事傳統(tǒng)的傳承與新變。子課題負責人楊緒容教授擅治小說、戲劇，在本課題中，嘗試從詩學的角度考察戲劇曲詞的敘事特性，并著重研究戲劇評點中的敘事批評，《毛奇齡評點〈西廂記〉的敘事論》（《上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將毛氏評點與當時詩歌敘事及相關文學批評相結合，探繹有明以降詩歌敘事的新變及其與戲劇、小說的姻緣。楊教授在研究中還注意與西方敘事學的比較，積極探索建立中國文學敘事理論之路。楊教授指導碩士生胡桑桑完成碩士論文《〈紅樓夢〉詩歌的敘事分析》，于2016年6月通過答辯獲得碩士學位。楊教授指導課題組另一成員晁冬梅完成《論庚子國變詩歌的敘事實踐》，論述晚清道咸之際詩歌的敘事問題。文章認為該時段詩歌的成就正在于敘事規(guī)模宏大，內容更為廣闊，使詩歌敘事達到一個新的高潮，為詩歌敘事傳統(tǒng)在近代的承傳、發(fā)展，提供很好的個案觀察。該子課題的現(xiàn)當代部分詩歌敘事研究，主要由姜玉琴研究員、傅華副教授承擔。傅華完成《經驗碎片下的敘事性書寫》一文，研究當代先鋒詩歌的敘事問題。文章結合不同先鋒詩人群體及其具體的詩學話語實踐，從“他們”的敘事、“知識”的敘事、“身體”的敘事三個維度考察當代先鋒詩歌敘事性書寫的不同形態(tài)與詩學特征，試圖在經驗彌散破碎的當下，對其詩學價值和內在的關聯(lián)展開探討。先鋒詩歌研究關涉當代詩歌敘事諸多核心問題，以之切入，有助于建立當代詩歌敘事研究的學術根基與論述中心。

課題組首席專家董乃斌教授在總體上把握課題的研究方向和架構，負責撰寫課題的總綱與導論，還積極參加海內外學術會議，交流研究成果，擴大學術影響，并有多篇論文及著作發(fā)表。2015年12月，董教授以《從抒情敘事兩大傳統(tǒng)論中國文學史》的論文參加臺灣清華大學主辦的學術會議，該文細致梳理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脈絡，指出抒情傳統(tǒng)唯一論的偏頗，深入闡述了以“抒情”、“敘事”兩大傳統(tǒng)論述中國文學史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其全文收入《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會議論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精編本發(fā)表于澳門大學《南國學術》2016年第2期。董教授還在《中華詩詞研究》發(fā)表《從賦比興到敘抒議——考察詩歌敘事傳統(tǒng)的一個角度》，從“敘抒議”等三類表達方式上，考察詩歌敘事傳統(tǒng)，探索尋找與賦比興相對應的概念，為敘事傳統(tǒng)建立自足的理論體系。該文被人民大學復印資料摘錄。 《“唯一”傳統(tǒng)還是兩大傳統(tǒng)貫穿——從“抒情”與“敘事”論中國文學史》，細致梳理了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脈絡，指出抒情傳統(tǒng)唯一論的偏頗，深入闡述了以“抒情”、“敘事”兩大傳統(tǒng)論述中國文學史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董教授的專著《中國文學敘事傳統(tǒng)論稿》（東方出版中心，2017），全書30萬字，匯集董教授關于文學敘事問題的主要思考成果，對本課題的研究既昭示了方向，也具有思想與方法上的啟示。

以上是本課題立項以來，各課題組大致研究情況。通過具體時段的考察，單篇論文的撰寫，逐步摸索課題的中心與邊際，思考其總體架構與論述脈絡，下一步的工作將圍繞課題的總體設計，轉向每一階段子課題的專書撰述。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本課題究其性質而言，是帶有一定文藝學色彩的文學史學，較偏重于理論建構，但我們的理論建構建立在對文學史客觀考察的基礎上，因此，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文學史史實的調查、考察，是我們調查工作的重點。課題組成員除了廣泛收集、整理四部文獻所見詩歌及相關評論資料外，還關注出土文獻的新見資料。此外，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現(xiàn)狀，本課題相關學術史研究，也都是課題組的調查重點。如針對與敘事傳統(tǒng)相對的抒情傳統(tǒng)，課題組在經過學術史的梳理辨析，先后圍繞陳世驤抒情傳統(tǒng)、抒情傳統(tǒng)唯一論等議題，寫有多篇論文。

立項后，課題組在社科基金的資助下，積極展開學術交流，一是請進來，近一年來，我們先后邀請中山大學吳承學、黃仕忠教授，北京師大杜桂萍教授，武漢大學尚永亮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韓經太教授，中國人大朱萬曙教授，中國社科院張國星、張劍研究員，山東大學鄭杰文教授，山西大學劉毓慶教授，西北大學李浩教授，河南大學關愛和教授，國家圖書館詹福瑞教授等前沿杰出學者來校作學術報告，涵蓋古代文學各個時段、各類文體，聽取專家意見與建議，吸收諸位學者的智慧，打開了研究視野，拓寬了研究思路。項目組還專門成立了由傅修延、喬國強、譚君強、徐正英、趙炎秋等教授組成的學術委員會，上述專家含文藝學、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古代文學等學科領域，皆是各學科領軍人物，我課題負責人及成員經常向他們請教，幾位專家為我們的課題提供了雄厚的學術支持。在項目的開題與項目推進會上，上述專家與到會的其他專家都給我們提出很好的建議，在研究過程中，也給我們諸多幫助。項目組或各子課題組近一年還組織過數(shù)次學術會議，饒龍隼教授于2016年11月協(xié)同明代文學學會（籌）、《文學遺產》編輯部，主辦明代文學高端論壇，擴大了本課題在學界的影響。 邵炳軍教授以本課題研究為契機，拓寬研究領域，成功申請到2016年度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詩經》與禮制研究”，并于2017年3月主辦了一次中等規(guī)模的學術研討會，會上涉及先秦詩歌敘事議題，得到與會諸多專家的指導與教益。

學術交流的第二方面就是走出去，積極參加學術會議，與學界同行交流切磋。立項的一年多來，課題組成員累計參加學術會議達幾十次。2015年12月，董乃斌教授與李翰副教授參加臺灣清華大學主辦的“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董教授在會上作半天的專題發(fā)言與圓桌討論，李翰副教授提交論文在大會作學術報告。董乃斌教授還參加了復旦大學和中華詩詞研究院合辦的“首屆中華詩詞古今演變研究學術研討會”，作了大會發(fā)言。2016年9月，周劍之副教授參加在杭州舉辦的“社會轉型與文學變遷——國際中青年學者宋代文學專題研討會”，在大會作學術報告。2016年10月，夏明宇博士在武漢參加中國文學地理學會第六屆年會，在會上發(fā)表《對話與突圍：蘇軾在黃州的空間書寫》學術報告，從敘事空間的角度論述了蘇軾的黃州詩，獲得與會學者的好評。

此外，饒龍隼、楊萬里兩位教授獲取國家留學基金資助，先后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訪問交流，楊萬里教授目前仍在訪學中。二位教授在美國廣泛接觸到西方文藝理論研究資料及同行學者，以異域文論的視野，為本課題研究帶來諸多新的啟迪。二位教授訪學期間，還做過多場學術報告，楊教授最近一次，在伯克利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作《論柳如是》的學術報告，受到熱烈歡迎。李翰副教授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受聘在韓國外國語大學工作，廣泛接觸到韓國的中國學研究同行，并考察了韓國的漢文古籍，為課題收集了不少域外文獻。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課題組潛心研究的同時，也較注意成果的宣傳推介。子課題負責人李翰與首席專家董乃斌教授專門做了一次訪談，深入探討了我們這個課題的緣起、特點與旨趣，發(fā)表在《文藝研究》2016年第5期，對我們課題的宣傳具有很大力度。課題開題報告會，我們邀請上海社科報編輯參會，并予以報道；課題組的歷次會議討論、專家講座與學術會議，我們在學院與學校的網頁上都有宣傳介紹。立項以來，我們編制了重要成果簡介及課題的工作動態(tài)，通過校文科處報送上級社科辦。我們還專門為課題建立了一個微信公眾號，不定期向學界及文學研究愛好者推送最新成果，發(fā)布研究動態(tài)。目前，我們公眾號訂閱者近五百人，其中不少都是各地人文社科學者。

課題組還得到《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及南開大學《文學與文化》的支持，兩家刊物為本課題開設專欄，發(fā)表多篇文章。其中，《上海大學學報》的“中國文學敘事傳統(tǒng)研究”專欄，由課題首席專家董乃斌教授主持，前后陸續(xù)開設多期，發(fā)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論文，成為該學報的一大亮點，也幫助擴大了本課題在學界的影響。饒龍隼教授在《文學與文化》2017年第3期主持“中國詩歌敘事傳統(tǒng)研究”專欄，一次性刊發(fā)課題組四篇論文，集中展示了課題組的成果與學術風貌，產生集群效應，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兩份刊物慷慨給予我們課題大幅版面，也說明我們課題的研究價值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由于課題組成員工作及科研任務繁重，我們做得多，說得少，與研究比起來，宣傳推介還是顯得有些薄弱，后續(xù)我們會加大這方面工作的力度。

二、 研究成果情況

本課題自立項以來，在各類刊物發(fā)表論文近20篇，其中不乏在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高端權威刊物，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質量，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研究站在學術的前沿，受到學界的歡迎與關注。以下就將其中較重要的一些成果作一簡介。

課題組首席專家董乃斌教授2015年12月應邀赴臺清華大學參加“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從抒情敘事兩大傳統(tǒng)論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報告，分析獨尊抒情傳統(tǒng)，既不符合文學史實際，也不利于文學的健康發(fā)展，強調中國文學是抒情、敘事兩大傳統(tǒng)的互融互滲，要以兩大傳統(tǒng)來論中國文學史，受到與會學者的熱烈反響。該報告全文約25000字，后收入會議論文集《中國敘事學》， 于2016年12月由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董教授又在《南國學術》2016年第2期發(fā)表《“唯一”傳統(tǒng)還是兩大傳統(tǒng)貫穿——從“抒情”與“敘事”論中國文學史》，進一步申論自己的觀點。文章首先闡明抒情與敘事是同源共生的關系，并論述了“敘事”一詞的源起，“敘事”與“敘述”的關系。接著引入“大文學史觀”作為論述的背景，認為必須在“大文學史觀”的范疇中討論抒情、敘事問題，才符合中國文學的實際。文章又從文體的角度，論述抒情、敘事固然與一定文體有關，但作為敘述，又是共存在一切文體中。敘事與史述有天然的關聯(lián)，文、史的由合而分，也使得敘事、抒情分別趨向不同的文體。史與文最后留下的交集是人物傳記，隨著小說、戲劇的興起，史著中的傳記寫人的藝術，完全轉移到文學領域。文章還對“事”作了辨析與界定，梳理了中國文學由含事、詠事再到敘事、演事的進化過程，論述了“事”與“抒”、“敘”的關系，認為敘事在現(xiàn)實文壇中具有領先的份額，深刻地表現(xiàn)在讀者的愛好傾向上。文章最后對敘事傳統(tǒng)的意涵作了幾點補充說明，尤其強調敘事傳統(tǒng)論不能走向極端和偏頗，一定要與抒情傳統(tǒng)并觀互照。改革開放以來，旅美學者陳世驤的“抒情傳統(tǒng)說”在大陸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乃至上升為與整個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研究相關的一種宏觀理論，并在實際上產生了研究范式的效應；個別論者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將本具獨立性的敘事傳統(tǒng)吞沒，使抒情傳統(tǒng)走到“唯一”和“獨尊”，變得龐大蕪雜、無所不包，這既不符合中國文學史實際，在文學史的研究與批評中負面作用也極明顯。董教授鑒于此提出敘事傳統(tǒng)說，其意在以敘事傳統(tǒng)矯抒情傳統(tǒng)唯一論之弊，最終以兩大傳統(tǒng)論中國文學史。董教授提出敘事傳統(tǒng)說，在學界產生廣泛的影響，對抒情傳統(tǒng)唯一論構成巨大的挑戰(zhàn)。本篇文章入選《新華文摘》2016年第15期的“論點摘編”，也說明了學界對董教授觀點的重視。

董乃斌教授又有《中國文學敘事傳統(tǒng)論稿》，于2017年6月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該書分為上、中、下三編，前有2萬余字引論，集中闡述了敘事與抒情作為中國文學的兩大傳統(tǒng)，貫穿中國中國文學史的始終，提出文學史研究，需要引入敘事視角。

上編專論中國詩歌敘事問題，第一章對中國詩歌敘事作整體觀照，提出中國詩歌敘事傳統(tǒng)研究的構想與總綱，論述了中國古典詩詞的敘事視角及其應用等問題。次章論述中國詩歌的敘事性手法，第三章則以唐宋詩歌為專案，對中國詩歌的敘事傳統(tǒng)作具體研究。中編為中國小說與敘事傳統(tǒng)研究，分三章。第一章論中國古代小說的的敘事及其文體獨立，從現(xiàn)代小說觀念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概念比較入手，對小說的發(fā)展、演化作了系統(tǒng)梳理。第二章論述了民間敘事、正史敘事與小說的關系。第三章則就唐宋的散文與小說，唐宋傳奇敘事作專門論述。下編為中國古代文論與敘事傳統(tǒng)研究，具體論述了《文心雕龍》《史通》及《藝概》中有關敘事的論述，討論其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tǒng)的關系。

全書40余萬字，是本項目立項以來，首席專家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與思考的集中展現(xiàn)，該著作的出版，對推動本項目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晉唐段子課題負責人李翰副教授在《文學評論》2016年第6期發(fā)表《陳世驤“抒情傳統(tǒng)說”反傳統(tǒng)的啟蒙底色及其現(xiàn)代性》，對陳世驤提出抒情傳統(tǒng)說的背景、因緣、旨趣等作了深入論述。文章認為，抒情傳統(tǒng)說的核心是人道主義與人本主義的文學精神，為陳世驤對中國文學本質之認識及其文學理想之所在。這一認知既與陳氏早期教育、交游背景有關，更是其寓居域外，鄉(xiāng)愁與民族情感應和發(fā)酵的結果。中國文學綿延不絕的大傳統(tǒng)乃家國天下的詩教傳統(tǒng)，非但不符陳氏學說，甚至恰恰在其文學理想的反面。陳氏抒情傳統(tǒng)說以個體主義為主要特征，顯示出反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而詩教傳統(tǒng)中的家國關懷，在現(xiàn)代文學中演繹為另一種現(xiàn)代性，以革命現(xiàn)實主義為主要特征，與陳氏抒情傳統(tǒng)說互為映照。抒情傳統(tǒng)說的傳播改變了當代文學史的著述范式，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對我們再寫文學史，皆具有重要的啟示與參考。本課題之所以提出關注詩歌敘事傳統(tǒng)，即因為陳氏抒情傳統(tǒng)說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巨大影響，乃至導向抒情獨尊的偏頗，追溯、清理陳世驤抒情傳統(tǒng)說的理論根源與思想因緣，是本課題順利進行前提，本文的寫作，即有鑒于此。文章發(fā)表后在學術界產生一定影響，《新華文摘》2017年第3期“論點摘編”對本文的觀點進行了摘編轉載。

宋元組周劍之《陸游記夢詩的敘事實踐——兼論古代詩歌記夢傳統(tǒng)的敘事特質》一文，發(fā)表在《文學遺產》2016年第5期，也是本課題的重要成果。敘事性是記夢詩的重要特性，作者注意到在陸游的詩中，記夢的作品極多，以陸游為個案，通過記夢這一題材，能夠非常好地觀察到宋詩敘事的特性。文章細致考察了記夢詩的形成、發(fā)展與流變，與敘事密切相關。古代詩歌的記夢傳統(tǒng)，以鮮明的敘事性成為整個古典詩歌敘事傳統(tǒng)中的重要分支。將陸游記夢詩置于古代詩歌記夢傳統(tǒng)中重新審視，可以清楚看到陸游的貢獻。陸游記夢詩在敘事性質、敘事模式、敘事技巧等方面都有出色的實踐，豐富了古代詩歌對夢境的呈現(xiàn),代表著古代記夢詩的最高成就,并展示了古代詩歌敘事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側面。

姜玉琴研究院《論盛唐邊塞詩對“漢文本”的引用與改寫》（《上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從文化空間的角度展開對盛唐邊塞詩的考察。盛唐邊塞詩“雄渾”、“渾厚”美學風格之形成，與西北地域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密切關聯(lián)，更重要的，這一風格還與西域的文化環(huán)境密不可分，“漢文本”如何在邊塞詩中被改寫，其在邊塞詩中的存在狀態(tài)，即是漢詩人在西域特殊的地理及文化環(huán)境下，以其藝術創(chuàng)造生成又一文化空間，其深邃而廣闊的歷史內涵，決定了邊塞詩的審美風貌。文章認為，詩人們通過對“漢文本”的引用和改寫，突破“邊塞詩”這一詩體自身與生俱來的局限，從而把其原本處于封閉狀態(tài)，即要把受到“邊”與“塞”之束縛的詩歌類型，引入到一個以漢文化為代表的整個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價值范式之中。這其實就意味著盛唐邊塞詩的展開空間，是一種與歷史貫穿于一體的大文化時空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盛唐邊塞詩的創(chuàng)作是一種與歷史文化緊密相關的創(chuàng)作。因而，盛唐邊塞詩體顯出“渾”和“厚”的藝術特質也是必然的。

《從唐詩看古代詩歌的“無我”創(chuàng)作范式》（《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第1期）是姜玉琴研究員發(fā)表的又一篇重要論文。這篇論文通過對唐詩文本的考察，結合歷代詩學家對唐代詩歌的認識與總結，發(fā)現(xiàn)以唐詩為代表的古代詩歌存在一個特殊的創(chuàng)作范式，大致可以命名為以“景”喻“情”的“無我”范式。即把“我”隱喻到“景”中，通過“景”來表達詩人的情感。作者認為這一創(chuàng)作范式出現(xiàn)在古詩中絕非偶然，它與古人那博大而雄渾的宇宙意識緊密相關。本文實際上是一篇將抒情傳統(tǒng)與敘事傳統(tǒng)相結合的論文，對景的描述與文學營造，是延綿悠久的敘事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方面，“無我”的范式中，抒情與敘事在文本上有隱顯之別，然最終因顯而達隱，缺一不可。通過本文，可以生動地觀察到抒情與敘事兩大傳統(tǒng)如何互融互滲，共同推進著中國詩歌的演進。

楊緒容教授《毛奇齡評點〈西廂記〉的敘事論》（《上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將視野延伸到戲劇曲詞，考察詩歌敘事傳統(tǒng)在戲劇中的表現(xiàn)以及古代文論家的理論批評。論文所論毛奇齡的評點，在清代戲曲評點史上堪與金圣嘆并峙，地位極高，毛氏評點中的敘事批評，表面上看起來率性自由，隨感而發(fā)，通觀全篇，則不難發(fā)現(xiàn)其所特具的系統(tǒng)性與理論性。毛氏論敘事視角之“旁觀”、敘事內容之“轉變”、敘事照應之“暗度金針”、敘事節(jié)奏之“抑揚頓挫”，等等，無一不體現(xiàn)出毛氏的獨到見解。且其敘事論又可與西方現(xiàn)代敘事學相通，如其所論析的敘述層次、敘事視角、敘事照應、敘事節(jié)奏、敘事方法等內容，大致涵蓋了現(xiàn)代敘事學的敘述人、敘事時間、敘事方法等范疇。梳理毛奇齡評點《西廂記》的敘事論，有助于我們構建古代敘事學與現(xiàn)代敘事學的內在關聯(lián)，為中國敘事學固本培根，也為詩歌敘事傳統(tǒng)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楊教授通過名家的批評具例，整理、尋繹本土文學批評與理論資源，并將其與西方敘事理論作比較辨析，為建立本土敘事學，進行了可貴的探索。

饒龍隼教授在《文學與文化》主持“中國詩歌敘事傳統(tǒng)”專欄，是課題成果一次重要的集中展示。專欄推出課題組四篇重要文章，分別從各自獨特的層面、部位和視角，研討唐宋元明詩歌的敘事要素及其藝術表征。李桂奎《唐詩宋詞的年段敘事及其段位性》從年段敘事的層面，研討年段敘事的組合方式、意義生成、功能結構及其段位性；李雅靜《論歐陽修以文為詩對宋詩敘事性的開拓》從以文為詩的截面，分析詩歌用字、句法結構、章法結撰等節(jié)目，以認證歐陽修是怎樣強化詩歌的敘事性；楊秀禮《耶律楚材丁亥年漢代人物題詠的隱性敘事》從漢代人物題詠，考索耶律楚材丁亥年所作詩歌古典契合今典的組合方式，從而展示其別具風神意味的隱性敘事；田玉龍《明詩制題之敘事》從詩歌副文本角度，深研明代詩歌制題的敘事功能及其連帶的抒情、議論因素，并闡發(fā)詩題與正文的互文性及其效應。四篇文章以實例證明，中國文學在抒情與敘事分流發(fā)展的同時，兩廂其實始終是相輔相成、須臾未離的，抒情中有敘事，敘事亦含抒情。我們的課題在諸多研究中得出的結論越來越明確：恒與中國詩歌抒情傳統(tǒng)并駕齊驅的，還有不容忽視的中國詩歌敘事傳統(tǒng)；或者說，中國歷代詩歌形成了抒情與敘事雙線并行的藝術表現(xiàn)傳統(tǒng)。相信這些研究成果，必將引起學界的關注與重視，從而對文學史的撰述產生影響。

以上是本課題立項以來的部分成果的簡介。我們的課題獲得學界的支持與幫助，同時也在學界產生一定的影響，《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都有我們成果的摘編；相關領域的學者也越來越多注意到我們的的研究，一是表現(xiàn)在我們論文被征引的頻率，如首席專家的部分論文征引頻率有十多次，二是我們的研究也進入其他研究者的視野，成為研究與論述的對象。如譚君強《新世紀以來國內詩歌敘事學研究述評》（《甘肅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對本課題首席專家董乃斌教授及子課題負責人邵炳軍教授的成果都作了詳盡的評述，充分肯定他們的研究在新世紀以來國內詩歌敘事學研究中的學術地位。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