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項目擬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堅持民族平等和實事求是的原則，綜合利用歷史學、民族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古代多語種民族志文獻進行整理和研究。

按照項目設計書和研究計劃，本項目2014—2016年的工作重點是：（1）在2012—2014年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調(diào)查、搜集相關資料，包括民族志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相關研究資料的搜集，特別是國外所藏相關文獻資料的搜集（前兩年側(cè)重于國內(nèi)文獻資料的搜集），盡量廣泛地搜集和占有民族志文獻資料；（2）加強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對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研究，去偽存真，分門別類，包括對一些重要的基礎性民族志文獻繼續(xù)進行專題研究；（3）集中力量對中國傳統(tǒng)民族志發(fā)展演變過程中的主要階段、主要內(nèi)容和主要問題，包括民族志描述者的觀念、思想及描寫的動機以及所處的時空背景，進行專題的深入探討；（4）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中華民族整體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研究，通過對多語種民族志文獻的勘比研究，揭示出歷史上中國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發(fā)展的客觀事實，以及反映在民族志文獻書寫中的中華民族整體認同和國家認同意識，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民族團結(jié)。

本項目下設三個子課題：漢語文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少數(shù)民族語文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穆斯林語語文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穆斯林語民族志文獻是指用波斯語、阿拉伯語、察合臺語（維吾爾等中亞突厥語民族伊斯蘭化以后共同使用的書面語）等語文書寫的民族志文獻資料。這三個子課題的研究對象基本上涵蓋了中國古代民族志文獻。

（一）漢語文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

按照項目計劃，本子課題2014年以來，繼續(xù)進行民族志資料的搜集和整理，積累了大量寶貴的民族志資料。同時對一些重要的資料進行了專題研究，出版了《長春真人西游校注》等民族志文獻研究專著。項目組把民族志文獻的研究，置于中國民族的宏觀歷史發(fā)展背景中，從縱向上考察各個不同歷史階段民族志的發(fā)展特點，進而把民族志研究與中華民族形成發(fā)展研究結(jié)合起來，出版了《先秦兩漢時期民族觀念與國家認同研究》、《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等相關專著，發(fā)表了一系列學術論文等階段性成果。

（二）邊疆少數(shù)民族語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

根據(jù)文獻自身的情況及課題組成員的專業(yè)方向，我們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蒙古語、藏語、西夏語、滿語文獻方面，并兼及突厥語、梵語等語言文獻。本子課題由著名蒙古語文獻學家烏蘭主持，題組成員來自于不同的民族，對多種民族語言文獻均有專業(yè)的解讀能力和豐富的經(jīng)驗，并能同時運用多種文獻語言進行對比、綜合研究。2014年以來，課題組重點對中古以降的蒙、藏、西夏、突厥等多語言民族志文獻進行整理研究，階段性成果豐富，出版有民族志文獻研究專著《西夏文〈亥年新法?第三〉譯釋與研究》及一系列學術論文。

（三）穆斯林語文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

在穆斯林文獻中，保存著非常豐富的中國古代民族志資料，是本課題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本子課題負責人由首席專家兼任，課題組成員為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新疆大學、新疆民委古籍辦的相關專家。2014年以來，本子課題組主要是對國外所藏穆斯林語文民族志文獻資料的調(diào)查、搜集，重點是對波斯文、察合臺文文獻的搜集，并在基礎上進行了整理研究。2014年以來，課題組繼續(xù)對波斯文《史集?部族志》等重要波斯語民族志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搜集了的多種波斯文、察合臺文版本，并組織了“波斯語民族志文獻研讀班”，采取集體研討的方式，對相關著作進行整理研究，并發(fā)表了相關研究論文。2014年以來有關察合臺語民族志文獻的研究，對瑞典和德國等國家收藏的察合臺文文獻進行了初步考察，并對相關的文獻進行了整理研究。目前正在整理瑞典隆德大學所藏三卷本察合臺文著作《薩依甫傳》，并撰寫專題研究論文已投稿相關的學術期刊。另外，對新疆大學收藏的察合臺文民族志文獻撰寫詳細的目錄。

二、調(diào)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調(diào)研數(shù)據(jù)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一）調(diào)查研究與資料收集

本項目是對民族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因此民族志文獻資料的搜集是本項目工作的基礎，而已有相關研究文獻則是本頂目研究的必備參考。因此文獻資料的調(diào)查與搜集對本項目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2014年以來，項目組繼續(xù)加強是對民族志文獻資料的搜集和整理。由于前兩年主要是對國內(nèi)特別是北京等大中城市圖書館所藏民族志文獻及其相關研究資料的搜集，因此2014年以來的調(diào)研工作重點在邊疆地區(qū)民族志文獻的搜集，以及國外所收藏民族志文獻的調(diào)查研究。主要的調(diào)查有：

（1）2014-2016年對德國、法國、奧地利等西方國家收藏的我國有關民族志文獻資料進行調(diào)研，特別是對其收藏的波斯語、察合臺語文獻進行了調(diào)查、搜集。

（2）2014-2016年對伊朗、以色列等西亞國家收藏相關資料，特別是波斯語、阿拉伯語民族志文獻資料進行調(diào)查、搜集。

（3）2016年6月，對日本大學圖書館及相關機構(gòu)有關文獻收藏情況調(diào)查。

（4）2016年6-8月，對美國大學圖書館及相關機構(gòu)收藏的我國有關民族志文獻資料進行調(diào)研。

（5）為進一步搜集邊疆民族志文獻資料，2015年6—7月，本項目組組成學術考察組，對新疆民族志文獻的保存與收藏進行調(diào)研，考察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區(qū)、阿勒泰地區(qū)的民族志文獻收藏與當?shù)孛褡蹇谑鲑Y料、碑刻資料等。涉及的縣市有伊寧市、霍城縣、伊寧縣、新源縣、特克斯縣、昭蘇縣、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博樂市、阿拉山口、裕民縣、塔城市、額敏縣、托里縣、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布爾津縣、阿勒泰市。

（6）2015年8月，項目組考察元中都、雞鳴驛、宣化遼墓等地歷史文化遺跡，搜集相關碑刻資料與口述史料。

（7）2015年10月，項目組考察了貴州清水江流域文書收藏及相關民族志文獻資料的情況。

（8）2015年11月，項目組考察了河北省淶水縣金山寺、遼塔、怡賢親王墓，搜集相關碑刻資料與口述史料。

（9）2016年5月，項目組對內(nèi)蒙古地區(qū)民族志文獻資料情況進行了調(diào)研。

（10）2016年6-7月，項目組考察了廣東、云南、四川一帶民族志文獻資料分布情況。

3. 舉辦學術會議：

（1）2014年7月在新疆烏魯木齊舉辦“多語種民族志文獻與西北民族史研究”學術研討會，項目首席專家劉正寅主持，新疆社科院副院長田衛(wèi)疆、《新疆通史》編委會副主任苗普生以及來自新疆社科院、新疆大學、新疆師范大學、新疆民委（宗教局）古籍辦等的專家及本項目組成員出席了會議。

（2）2014年11月與中國民族史學會、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歷史研究室在北京共同承辦了“中國民族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暨杜榮坤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會議兩項議題之一即為“民族志文獻與民族史研究”。來自中國社科院、新疆社科院、新疆自治區(qū)民委、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江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新疆大學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近百名學者參加了會議。

（3）2015年7月在北京舉辦了“中國古代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學術座談會”，首席專家劉正寅主持，尹虎彬副所長、項目組成員及所內(nèi)外專家近二十人參加了會議。會議討論了中國古代民族志整理與研究中面臨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和途徑、民族志研究對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等重要問題。

（4）2015年11月在北京舉辦了“波斯語民族志文獻與蒙元民族史研究”小型學術研討會，本項目組成員與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同行專家，從波斯語民族史志文獻研究的視角，對蒙元時代北方諸民族的興替、互動及發(fā)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4. 積極參加學術會議，主要有：

（1）2014年7月在煙臺參加中國民族史學會第17次學術研討會，主持會議并作大會發(fā)言。

（2）2014年7月在銀川參加第三屆西夏文研修班暨西夏文獻研討會，提交論文并發(fā)言。

（3）2014年10月在銀川參加“黑水城文獻與西夏學”博士后學術論壇，提交論文并發(fā)言。

（4）2014年11月在北京參加“中國歷史上的區(qū)域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并發(fā)言。

（5）2014年12月在北京參加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絲綢之路文化產(chǎn)業(yè)專業(yè)委員會成立大會暨“絲綢之路與民族文化發(fā)展”學術研討會。

（6）2015年5月，參加由中國元史學會和四川瀘州市政府聯(lián)合舉辦的“宋元四川戰(zhàn)爭中的神臂城”高峰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并作會議發(fā)言。

（7）2015年6月，參加由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舉辦的學術會議“中華歷史與傳統(tǒng)文化學術論壇”，提交會議論文并作會議發(fā)言。

（8）2015年7月，參加《歷史研究》與東北師大聯(lián)合在長春舉辦的“清代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歷史建構(gòu)”學術研討會。

（9）2015年7月，參加杭州市政協(xié)舉辦的“回族鳳凰寺碑刻資料整理工作學術研討會”。

（10）2015年8月，參加云南大學與《學術月刊》在昆明聯(lián)合舉辦的“多維視野下的中國邊疆與族群”學術研討會。

（11）2015年10月，參加由凱里學院、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一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貴州省民宗委、錦屏縣人民政府聯(lián)合主辦的“民間文獻學的理論與實踐：清水江文書（錦屏文書）與地方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貴州省第二屆‘汲古齡譚’學術研討會”。

（12）2015年10月30日——11月1日，本項目組成員多人參加中國民族史學會第十八次學術會議。會議主題為“交融與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演進”，項目組成員提交論文并作會議發(fā)言。

（13）2015年11月，參加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與陜西師范大學西部邊疆研究院在西安聯(lián)合舉辦的“第三屆中國邊疆學論壇”。

（14）2016年6月參加《中國史研究》與暨南大學聯(lián)合主辦的“歷史文獻與古代社會研究的現(xiàn)狀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作題為“民族志文獻與中國民族史研究”大會發(fā)言。

（15）2016年7月參加中國古文字學會在昆明召開的學術年會，發(fā)表有關金元時期民族志文獻中的民族文字研究。

（16）2016年7月參加四川大學與《學術月刊》主辦的“中國邊疆研究與歷史書寫”學術研討會，發(fā)表了穆斯林民族志文獻與西北邊疆研究的報告，并作會議學術總結(jié)。

5. 開展對外學術交流：

（1）2014-2016年，項目首席專家劉正寅利用赴德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對德、法、奧地利等國進行學術交流，重點搜集穆斯林語文民族志文獻資料。

（3）2015年1月，與來訪我所的哈薩克斯坦學者達爾漢?科德爾艾里、巴哈提?依加漢教授一行座談，就兩國同行對清代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及利用進行了交流。

（4）2015年3月，奧地利科學院伊朗學研究所所長施瓦茨（Florian Schwarz）教授、芭芭提（Chiara Barbati）博士來訪，與本項目組進行學術交流，并就波斯語民族志文獻合作研究進行了討論。

（5）2015年5月，邀請來南京進行學術訪問的哈薩克斯坦學者穆敏諾夫（A. Muminov）教授交流，并舉辦了題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在中亞和新疆的活動及其思想對當?shù)匚幕瘶O端思潮的影響：手抄本、出版物及田野工作”的學術講座，并就相關問題及民族史研究進行了溝通。

（6）2015年9月，邀請來華進行學術訪問的德國波恩大學廉亞明（Ralph Kauz）教授與本項目組進行學術交流。

（7）2016年7月，與來華出席學術研討會的哈薩克斯坦學者穆敏諾夫、巴哈提教授進行學術交流，并就中哈民族志文獻情況進行了討論。

（三）為加強多語種民族志文獻整理和研究，繼續(xù)舉辦“波斯語文獻研讀班”和“突厥語文獻研讀班”，對有關中國民族史的重要的波斯語、突厥語文獻進行集體研讀、討論、譯注，成績顯著。這兩項活動引起了國內(nèi)外學術同行的關注，吸引了許多同行專家及研究生的參加。

（四）為保證本項目的順利進行，項目組成立了由首席專家、子課題負責人及本所項目組成員組成的工作組，堅持每月召開一次“民族志文獻與民族史研究”工作會議，檢查、督促項目的進展。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成果發(fā)布會、《工作簡報》報送情況、國家社科基金�？�投稿及采用情況等）

利用學術交流平臺進行本項目研究的推介，2014年7月以來曾就本項目的研究及進展情況、研究成果與心得作過三場專題報告會，并曾在多種場合宣傳、介紹本項目的研究進展情況與業(yè)已取得的成果。

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推介本項目的學術活動與研究成果，利用專業(yè)網(wǎng)站、博客、微博、微信、QQ群等多種宣傳形式及時發(fā)布研究動態(tài)與學術成果。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主要問題：

（一）漢語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子課題負責人自2015年底以來因身體原因，不能繼續(xù)主持相關工作。

（二）對成果的宣傳推介工作有待加強，特別是對《工作簡報》報送、國家社科基金�？�的投稿重視不夠。

改進措施：

（一）在漢語民族志文獻子課題負責人身體恢復前，盡快物色到可以協(xié)組或代替其主持子課題工作的人選，以保證課題的順利進行。

（二）提高項目組全體人員特別是首先專家和子項目負責人的成果宣傳意識，積極主動地宣傳取得的研究成果；指定專人負責《工作簡報》的報送，及時反映本項目重要的進展、學術活動和成果；鼓勵項目組專家特別是子項目負責人積極向國家社科基金�？�投稿。

（三）充分利用媒體和互聯(lián)網(wǎng)等多種形式的媒介形式，加大對本項目及其成果的宣傳推介。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一）專著：

1、《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尚衍斌、黃太勇校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38萬字。

《長春真人西游記》是元代道教全真派道士李志常撰寫的一本開篇游記，主要記述了其師邱處機和弟子應成吉思汗之邀遠赴中亞途中的見聞，也順道記述了一些邱處機的生平，是研究13世紀中亞歷史、蒙古歷史和中國道教歷史的重要典籍。此書分上下兩卷。上卷開篇記載邱處機率弟子于1220年自山東出發(fā)，經(jīng)今北京、宣化、達賚諾爾、呼倫貝爾、烏蘭巴托、杭愛山、科布多、阿爾泰山、準噶爾盆地、輪臺、天山、撒馬爾罕、鐵門關等地，于1222年抵達今阿富汗境內(nèi)的興都庫什山脈覲見成吉思汗。下卷記述邱處機三次向成吉思汗講道，并隨從其東返。后邱處機辭歸燕京，主持天長觀。此書記述所經(jīng)山川道里及民族風俗等，是元代有關漠北、西域民族志記述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此書長期埋沒，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方由錢大昕從《道藏》中抄出，得以大行于世。項目組成員尚衍斌等對該書進行了系統(tǒng)的整理研究，以校注形式將研究成果呈獻讀者，是有關漠北、西域民族志文獻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2、《西夏文〈亥年新法?第三〉譯釋與研究》，周峰著，（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年。

西夏文《亥年新法》是西夏晚期的一部重要法典。本書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是對《亥年新法》第三的譯釋。第二章是《亥年新法》第三與《天盛律令》第三的比較研究，從中可以看出西夏前后法律制度的發(fā)展變化情況。第三章、第四章是西夏盜竊法與《唐律疏議》盜竊法以及宋朝盜竊法的比較研究，從而了解西夏法典的“源”，了解其吸收、借鑒了唐宋的哪些法律成分。第五章是西夏盜竊法與遼金盜竊法比較研究，了解西夏與其同時的少數(shù)民族王朝法律的異同，對于西夏、遼、金三個少數(shù)民族王朝吸收、借鑒中原王朝法律的不同特點也有所認識。

3、《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王東平著，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40萬字。

回疆法律制度是清朝民族法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歷史上中央政府對穆斯林地區(qū)立法的突出成果，《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引用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作者充分利用了漢文史料、察合臺語文獻資料、域外探險家的游記等各種原始材料, 結(jié)合清代檔案資料, 包括存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軍機處錄副奏折民族類檔案中的司法案件審理的材料, 以及新疆官員向上級相關部門呈遞的案情報告、判決意見、法醫(yī)的鑒定材料、罪犯的供狀等, 展現(xiàn)了回疆地區(qū)從報案、司法調(diào)查、審案、拘押到執(zhí)行完整的司法活動程序, 許多細節(jié)為清代其他資料所缺。作者在本研究中涉獵的重要民族語文史料有:新疆拜城人毛拉木沙·本·毛拉·艾薩(Mulla Musa b .Mulla Ay sa)于19 世紀后半期和20 世紀初寫成的《安寧史》(Tarikh -i Amniye)和《伊米德史》(Tarikh -i Haymidi)。

4、《先秦兩漢時期民族觀念與國家認同研究》，彭豐文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45.1萬字。

該書對中國古代“國家”、“國家認同”概念進行了辨析界定，在此基礎上，緊緊圍繞“中國古代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fā)展”的中心議題，考察了先秦兩漢時期民族觀念與國家認同的形成發(fā)展歷程及其歷史意義。作者認為，先秦時期中國傳統(tǒng)文明已經(jīng)表現(xiàn)了追求“大一統(tǒng)”政治的文化特質(zhì)，西漢時期，“大一統(tǒng)”特色的中國古典民族觀念與國家認同正式形成，東漢及此后各個歷史時期不斷得到發(fā)展和鞏固；兩漢時期國家認同包含了鮮明的“大一統(tǒng)”政治意識和政治繼承意識，開啟了中國古代重視政治傳承與思想教化的傳統(tǒng)，為保持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為中國古代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基本格局的形成和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源泉。從國家認同建構(gòu)的角度來看，秦、漢王朝的興亡也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和教訓。該書對考察中國歷史上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fā)展的社會心理基礎、揭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源泉具有一定的價值。

5、《21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2001—2010年）》（上下），周峰著，（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年。

本書匯集了2001—2010年的遼金史論著目錄7000余條，分類編排，為讀者了解10年遼金史的研究情況提供一部必備的工具。

（二）論文

1、劉正寅：《民族志文獻與西域民族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本文闡述了民族志文獻的定義、概念，論述了中國古代民族志文獻的興起與發(fā)展，討論了中國古代民族志文獻的主要形式及其多語種性。論文以西域民族研究為例，論述了民族志文獻對民族研究的意義及其處理的技術問題。

2、劉正寅：《清朝前期民族觀的嬗變》，《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

本文利用民族志文獻等清代資料，討論了清朝前期民族觀的發(fā)展變化。論文論述了從努爾哈赤經(jīng)皇太極而至順至帝的剃發(fā)令及其所反映的清朝統(tǒng)治者的民族觀。論文通過對清朝諸帝的邊疆民族政策的討論，揭示出清朝統(tǒng)治者對不同民族所采取的不同政策。論文討論了康雍乾三朝“大一統(tǒng)”觀念和正統(tǒng)觀念的不同，認為這種變化反映了清朝前期民族觀念的變化。

3、管彥波：《明代的輿圖世界：天下體系與華夷秩序的承轉(zhuǎn)漸變》，《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明代的地圖繪制，雖然依舊堅持著以“中國”為中心的繪圖取向，一直在不斷強化大一統(tǒng)的政治地理空間，但承繼蒙元帝國東西擴張的世界經(jīng)驗，有了鄭和下西洋和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新鮮域外地理知識的持續(xù)發(fā)酵，似乎明代中國人具備了更為開闊的地理視野和“世界性意識”。同時，在傳統(tǒng)的“天下觀”向“世界觀”逐漸轉(zhuǎn)變的過程中，前朝太多未曾考慮的海外諸國，漸被納入“華夷”序列中，使明朝的“華夷秩序”具備了更加豐富和多元的內(nèi)容。該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明清史》2015年第3期全文轉(zhuǎn)載。

4、陳曉偉：《“甌脫”制度新探——論匈奴社會游牧組織與草原分地制》，《史學月刊》2016年第5期

“甌脫”是匈奴游牧社會一項特有的名物制度，但關于其語義，目前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注意到，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釋“甌脫”之義為“帳幕”，此與草原游獵制度有著密切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北族政權(quán)統(tǒng)轄的社會基層游牧組織所遵循的游牧分封秩序乃是一個很少談及的話題，本文擬在解決“甌脫”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分地而居”制度的另一種政治內(nèi)涵。

5、陳曉偉：《〈廟學典禮〉四庫底本與四庫館臣改譯問題》，《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今本《廟學典禮》是乾隆間編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書中民族語詞匯大都已經(jīng)四庫館臣徹底改譯，但大多乖離原義。北京大學圖書館現(xiàn)藏一部清翰林院鈔本《廟學典禮》，乃系四庫底本，其卷首《廟學典禮應翻譯者》列有32條改譯條目，則與正文相互對應，據(jù)此便可以逐一復原民族語的原本面目。這部四庫底本不僅為我們考察大典本《廟學典禮》的編纂過程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貴的原始檔案，而且是研究四庫館臣改譯問題的絕佳案例。

6、陳曉偉：《釋“答蘭不剌”——兼談所謂“德興府行宮”》，《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

因兩都巡幸制是蒙元政治史上的一大關節(jié)，納缽（本義為“行宮”）問題與歷朝皇帝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關，故歷來深受學界關注。傳世蒙元文獻中所見納缽名稱，有某些蒙古語的納缽名，其地理位置殊難考索。本文討論的“答蘭不剌”就是這樣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根據(jù)蒙古語和漢語文獻，本文將公文書中的蒙古語地名“答蘭不剌”與Dalan bulaq勘同，準確地釋義為“七十泉”，是蒙元時期兩都巡幸途中一處重要的納缽。蔡美彪先生推測八思巴蒙古文碑文中的Dalan bulaq，當在大都約五日行程的龍虎臺一帶。本文對此提出商榷意見，從皇帝巡幸路線中去尋找相關線索，指出答蘭不剌（Dalan bulaq）應該就是縉山香水園納缽的蒙古語名稱。本文發(fā)現(xiàn)的與元朝兩都巡幸制度相關的另一個疑點，是從未為前人所注意的“德興府行宮”問題�！对�史?選舉志》江南學田詔頒布地“德興府”，應為元朝柳林春獵之所“德仁府”；進一步從文化語言學的角度加以解釋，華北方言中作為地名使用的“務”字讀音特殊，為fu音，于是人們就用“府”字去撰寫。元代文獻中的“德仁府”，其實記錄的就是“德仁務”的方言讀音，后者才是它的本名。

7、彭豐文：《西漢時期的“大一統(tǒng)”政治與多民族交融認同》，載《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該文認為，西漢時期，“大一統(tǒng)”政治思想深入發(fā)展并廣泛傳播，以西漢王朝為中心、同時匯聚了周邊各民族的“大一統(tǒng)”政治初步形成，這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歷史條件，推動了民族間的互動交融與相互認同，為中國古代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壯大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奠定了重要基礎。

8、陳曉偉：《再論“大蒙古國”國號的創(chuàng)建年代問題》，《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1期。

“大蒙古國”國號的創(chuàng)建年代，歷來頗受爭議。本文指出，至正初年成書的《至正金陵新志》“大朝建號”及《佛祖歷代通載》“大蒙古國號始建”之史源與元大德《太祖實錄》有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即知辛未歲建號“大蒙古國”。與此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是，辛未年為蒙古伐金之開端，對蒙元政權(quán)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和深遠的政治影響。

9、陳曉偉：《海青擒天鵝：北族行國政治的圖像學研究》，《美術研究》2015年第3期。

“海青擒天鵝”，是北族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景觀，故而關注這一問題的學者不在少數(shù)。與以往學者單純憑借“歷史文獻”或“圖像資料”二者之一種的研究路徑有所區(qū)別，本文擬將《元世祖出獵圖》及相關圖像作為分析樣本，采取“圖像證史”， 也就是從歷史文物圖像中挖掘以蒙元一朝為典型案例的北族游獵活動，進而闡釋行國政治的另一種意涵。

10、陳曉偉：《遼金元的夏捺缽—— “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遼金元三朝皇帝每年皆例行駐夏活動，習稱“夏捺缽”，并在國家政治生活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以炭山避暑最為重要。筆者從四庫本宋元文獻中所見“阿延川”、“上京”兩名入手，通過追溯文獻源流，指出“阿延川”本作“愛陽川”，“上京”實乃“上陘”之誤，兩地皆位于炭山（金蓮川草原）范圍；此外，清人認為“爪忽都”亦指金蓮川，本文針對這一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11、邱軼皓：《伊利汗國的成立：異密-部族-集團》，《元史與邊疆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4期。

本文主要利用了波斯文蒙古世系《五族譜》所載蒙古異密的信息，結(jié)合同時代的其它波斯語史籍，討論了伊利汗國的政治結(jié)構(gòu)。

12、邱軼皓：《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國遣使元朝考——法合魯丁?阿合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6年，第87本第1分。

本文結(jié)合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漢語文獻，對1298年伊利汗國遣使元朝的主要使節(jié)生平，出使過程及其影響作了全面討論；并充分吸收了已有的西文、日文和漢語研究成果，是對該歷史事件最為全面的研究。

13、陳慶英、陳立華：《元代西藏的藏傳佛教覺囊派》，《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元代是藏傳佛教各教派發(fā)展演變的一個重要的階段。覺囊派在元代得到較大的發(fā)展,從興建寺院佛塔到完善教理、構(gòu)建完整的教派結(jié)構(gòu),覺囊派取得了長足進步,并涌現(xiàn)出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和學者。本文力圖梳理元代覺囊派發(fā)展的路徑和特點,說明這一階段覺囊派的基本情況。

14、陳慶英：《關于松贊干布河源迎親》， 中國藏學， 2014年第4期。

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的婚姻,是唐朝和吐蕃關系中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而松贊干布到河源迎接文成公主并會見唐朝護送文成公主的江夏王李道宗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本文通過對唐代藏漢文相關史料的深入分析,對松贊干布河源迎親的史實作了新的探討。

15、陳慶英：《西藏古代印章文化》，《西藏研究》2014年第3期

西藏古代使用印章的歷史非常悠久,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士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宗教活動中和訂立契約文書時都大量使用各種印章,現(xiàn)今存世的各種印章的數(shù)量也十分龐大。一些重要的印章還和西藏歷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關,成為重要的歷史見證。西藏印章上鐫刻多種文字,印章的材質(zhì)、鐫刻的藝術、保管和使用等都具有鮮明的特色。西藏古代印章形成了一種印章文化,成為西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6、蘇航：《回鶻卜古可汗傳說新論》，《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

本文結(jié)合多種文字材料對著名的回鶻卜古可汗傳說進行分析，探討了樹生傳說與丘生傳說、樹癭生人與樹洞生人等不同版本的成因；通過將《晉書》所記載的羯語詩中的王號與其他北方民族王號比較，推測卜古可汗傳說的形成可能早于公元4世紀；從語音和文獻的角度對“仆固”與boγuγ勘同的結(jié)論進行了重新審查。在以上討論的基礎上，本文還探討了卜古可汗傳說從仆固部傳說變?yōu)榛佞X始祖?zhèn)髡f的可能性。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