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總體執(zhí)行情況

在本課題首席專家沈堅教授的統(tǒng)籌安排之下，兼之各子課題負責人的有力督促，各子課題的研究工作都有顯著進展。各子課題基本完成前期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史前部分在法國收集到非常有用和前沿的專著和參考文獻，高盧部分進行了深入專題研究已經(jīng)寫出部分章節(jié)。中世紀卷，已經(jīng)收集原始資料30余萬字，進入實質(zhì)寫作階段。近代過渡卷，與課題負責人協(xié)商后對提綱作了微調(diào)，實際完成了第1章（早期民族國家的形成）、第2章（絕對君主制的理論、表象與實踐）、第3章（瘟疫、人口與經(jīng)濟發(fā)展）、第5章（宗教與政治）、第6章（宮廷文化、貴族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發(fā)展）。第4章、第7章和第8章還在積累過程中。法國大革命卷進展最好，已經(jīng)收集了幾百萬字的第一手資料，完成了6章，共25萬字。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卷，課題組去法國和美國收集了足夠的材料，也完成了一些專題研究，發(fā)表了論文，已完成二章的寫作。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卷完成收集整理了幾百萬字的資料，各寫出一章，課題組表示按時完成任務沒有問題。第三共和國卷，完成了在法國資料收集資料后，已經(jīng)完成19萬字的寫作，任務已過大半，并發(fā)展了專題論文。當代卷，承擔者教學負責較重，進展稍緩，但課題負責人在這方面已有大量積累，并且曾經(jīng)有專著發(fā)表，能夠進行彌補。

課題研究得到浙江大學的高度重視，學校分管領導和社科院領導在多種場合關心課題的進展。學校從重點學科建設費中，撥出資金，對課題研究進行支持和鼓勵。學校還為課題組成員出國進行國際交流提供各種方便和支持。

調(diào)查研究與學術交流

課題級成員間聯(lián)系緊密，學術交流頻繁，并適時進行進度交流和學術探討。

2014年11月26日至27日，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在湖南大學召開理事會，開會期間，課題組成員與與會專家就法國大通史編纂交換意見。

2015年4月24日至26日中國法國史學術年會在杭州舉行，課題組利用時機，召集課題組成員會議，了解課題進展情況，討論存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沈堅、呂一民、董小燕、張弛、龐冠群、顧杭、黃艷紅等。部門章節(jié)，編寫者提出一些微調(diào)建議。許多成員建議，為了聯(lián)絡方便，建立微信群和QQ群。及時通報各種情況。

2015年11月6日-8日法國史研究會理事擴大會議暨“歐洲視野下的法蘭西文明歷程”學術研討會在廣州舉行。課題組成員在會議作了學術交流發(fā)言，課題負責人也向同行專家通報法國大通史編纂情況，也得到全國許多專家的支持，中肯提出不少建設性意見。如加強第一手材料的使用，編寫應該具有中國歷史學家的氣魄、視角和特色等。

國際交流：

朱曉罕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14日，2015年2月1日至11月30日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巴黎）與法國教授交流，并收集資料。

董小燕2015年7月15日至8月31日赴美國麻省大學（波士頓）與美國同行交流，討論法國史編寫問題。

呂一民2014年9月15日到9月21日，赴巴黎出席并主持由巴黎索邦大學（巴黎四大）和浙江大學合辦的“19、20世紀的全球化、國家發(fā)展模式與企業(yè)策略”學術討論會；2016年6月23日到7月7日，為承擔的若干法國史研究項目赴法收集、購買檔案材料和圖書，并與巴黎索邦大學（巴黎四大）同行商討合作事宜。

樂啟良2013年8月至2015年9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研究。

張弛2015年5月－8月和2016年1－5月二度赴法國魯昂大學歷史系與同行交流，同時利用在法期間，去巴黎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查找和復印原始資料。

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中國法國史研究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和浙江大學從2004年開始與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和法國使館文化處合作每年舉辦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2014年9月9-13日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在上海舉行，主題：全球史中的紀念活動；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2015年8月31 -9月5日在上海舉行，主題：和平的思考與構建。與會的專家在法國都是大名鼎鼎，如莫里斯·�，敔柦淌冢ǚ▏�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米海伊·科爾比埃教授（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程艾藍（法蘭西學院）、弗朗切斯·若阿涅斯（巴黎一大）等。我們利用與法國一流史學家交流的機會，向法國專家介紹了我們的課題，法國專家對中國政府能夠大手筆地支持多卷本的的法國大通史的編纂表示敬佩，同時也非常希望中國歷史學工作者能夠盡快完成這項事業(yè)。同時，他們也對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創(chuàng)新度表示了一些看法。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問題：

1、進度問題。雖然進度大致有序推進，但存在著很大的不平衡。第六卷的作者由于身體方面（主要是眼疾）進展相對緩慢，需要作出一定的調(diào)整。而且合作單位的作者教學和其他工作任務繁重，也影響部分進度。

2、部分章節(jié)存在著研究的難度，主要集中在法國歷史的史前部分和中世紀前期，法國史學界本身在這方面也是薄弱環(huán)節(jié)，有些部分屬于考古學家的研究范疇，中世紀前期的大量文獻涉及拉丁語，釋讀困難，而且這段歷史又與德國歷史相交，需要化大力氣廓清。

3、經(jīng)費使用困難，某些部分的開支未如預期。

改進措施和建議：

課題組準備適當擴大編寫人員，動員更多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加入，同時由課題負責人主持把關。

加大督促力度，計劃今年秋季在杭州召開課題級成員會議，催促進度，把好質(zhì)量關。

與法國同行加強交流，進一步收集和消化資料，注意史前部分和中世紀前期部分取得突破。

二、研究成果情況

沈堅、江晟： “迪羅西耶事件與16世紀個人信仰的選擇困境”，《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第45卷。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16世紀的宗教改革對歐洲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它也是現(xiàn)代性的重要研究范疇。作為這一時期個人信仰遭遇選擇困境的典型表現(xiàn)，圣巴托羅繆屠殺期間所發(fā)生的迪羅西耶改宗事件反映了在16世紀的法國，私人領域的信仰空間遭到了普遍的壓制，宗教話語權被少數(shù)高級教士和宗教機構把持。與此同時，世俗政治的力量也憑借殘存的領主一附庸體系控制著大批信眾的個人信仰選擇。然而這種困境也為世俗政治觀念的興起創(chuàng)造了契機：世俗政治力量的崛起提升了政治利益與政治價值觀的重要性，從而削弱了宗教在社會上的主導地位。這一時期正是宗教話語權盛極而衰的分水嶺，政治家派和絕對王權的崛起意味著法國開始了向近代國家轉(zhuǎn)型的進程。

胡玉娟：“羅馬化抑或高盧化——高盧羅馬化過程中的文化互動現(xiàn)象考察”，載于《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3期�！度嗣翊髮W報刊復印資料·世界史》全文轉(zhuǎn)載；《新華文摘》2015年第21期“論點摘編”。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羅馬化”研究模式的缺陷在于過分強調(diào)羅馬文明的單向傳播和同化作用。本文以高盧行省為中心，考察“羅馬化”過程中的雙向文化互動和文化轉(zhuǎn)型現(xiàn)象。側重于論述高盧行省傳統(tǒng)文化對羅馬文明的抵抗和滲透，以及羅馬文明在行省的傳播過程中發(fā)生了本地化變異。本文的主要觀點是：所謂“羅馬化”的城市、鄉(xiāng)村景觀只是表象，其中暗含與羅馬相對立的高盧身份認同；高盧在與意大利的經(jīng)濟互動中，地位逐漸發(fā)生逆轉(zhuǎn)，羅馬帝國的制造中心由意大利向西部邊緣行省轉(zhuǎn)移。羅馬宗教在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高盧地方宗教的滲入，從而帶有雜糅性特點。高盧地區(qū)的拉丁語也具有濃厚的方言特征。由此可見，“羅馬化”文明實際上意味著羅馬古典文明的消解與轉(zhuǎn)型。

黃艷紅：“錢與權：制度史視角下法國舊制度時代的職位買賣”，《史林》2015年第5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 職位買賣是舊制度時代法國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職位具有不可撤銷、可買賣、可世襲繼承等特征,由此產(chǎn)生一系列的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后果。對于購買者而言,職位的吸引力在于其特權具有社會聲望;對王權而言,這一制度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財政手段。但在政治上,它使王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國王設立更易操縱的特派員以平衡職位持有人帶來的負面效應,但兩種官員之間的沖突卻是導致舊制度衰亡、進而終結官職買賣制度的重要誘因。

黃艷紅：“中世紀法國的空間與邊界”，《世界歷史》2016年第3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中世紀中后期法國的空間組織呈現(xiàn)多元化形態(tài)。概而言之，宗教空間、封建空間和王國空間都經(jīng)歷了一個以人際關系為基礎的組織形式向以地域為基礎的組織形式的過渡，教會、領主和王權等權力都有一個類似的地域化過程，其邊界意識和空間管理實踐也隨之發(fā)展。在這一過程中，觀念意識、歷史記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的演變、權勢者的政治-社會行為，同樣是這些空間產(chǎn)生的重要因素；實施或象征權力的特定地點成為上述空間構建的中心，這一極點化現(xiàn)象在不同時代、不同程度上體現(xiàn)在上述空間的地域化進程中。

張馳：“法國革命時期中央集權體制的廢棄與重建”，《歷史研究》，2015年第6期，《人大復印資料·世界史》2016年第4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中央集權在法國革命時期經(jīng)歷了從崩塌到重建的發(fā)展過程。這與各個階段不同的革命任務及其社會基礎有關。革命初期，為調(diào)動民眾的革命力量，實行了權力下放，對地方行政采取放任的態(tài)度。這有助于推翻特權等級社會，并有效限制王權。1792年以后，中央集權得以重建，戰(zhàn)爭與內(nèi)亂是外因，君主制的廢除也清除了組建強政府和加強對地方控制的障礙。共和二年的集權統(tǒng)治不僅僅是為了御敵自衛(wèi)，因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分裂而日益 演化為鞏固權力的統(tǒng)治工具。這一趨勢在熱月政變和雨月行政改革后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

龐冠群、顧杭：“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法國拉布魯斯史學探析”，《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3-110頁；《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5年第7期（23-24頁）轉(zhuǎn)載。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拉布魯斯是法國20世紀最著名的史學家之一，他長期執(zhí)教于索邦大學，其研究方法與史學范式影響了一大批學者。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拉布魯斯，不僅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史研究，而且創(chuàng)立了具有馬克思主義印記的社會史范式。此外，年鑒學派也正是通過拉布魯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拉布魯斯的史學實踐在20世紀法國史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他將經(jīng)濟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帶入了歷史學，促進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另一方面他積極倡導心態(tài)史研究，對于文化史的繁榮亦有貢獻。今天，面對日益碎化的新史學，重新關注強調(diào)經(jīng)濟基礎、重視社會群體的拉布魯斯史學具有一定的糾偏意義。

龐冠群：“法國舊制度下的高等法院法官與城市貧民”，《光明日報·理論》2014年11月26日第16版（人大復印報刊《法理學、法史學》2015年第3期轉(zhuǎn)載）。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法國舊制度下的高等法院以對抗王權而著稱，但它的職能決不限于政治方面。實際上，高等法院具有廣泛的社會治理職能：從監(jiān)管公共衛(wèi)生到監(jiān)督生活必需品供給，從管理行會到監(jiān)控乞丐，幾乎無所不包。這些職能的主旨是要維護公共秩序與社會穩(wěn)定。高等法院還把控制城市貧困人口當作自身的重要任務。法官們積極參與收容機構的興建與管理，以遺贈的方式救助窮人。

顧杭：“19世紀法國歷史記憶中的滑鐵盧戰(zhàn)役”，《光明日報·理論》2015年6月6日第11版。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19世紀法國歷史記憶中的滑鐵盧戰(zhàn)役”一文梳理了1815年以后的幾十年里，法國對滑鐵盧戰(zhàn)役和拿破侖一世的記憶和認知，并指出它們是與19世紀法國內(nèi)政的發(fā)展變化緊密相連的。通過圖像、詩歌、雕塑和歷史教科書，法國近衛(wèi)軍的英勇和康布羅納的名言，深入法國普通民眾心中，成為滑鐵盧記憶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樣一來，失敗也具有了光榮意義，轉(zhuǎn)變成另一種輝煌，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愈合戰(zhàn)敗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重新塑造戰(zhàn)爭記憶的目的。

董小燕：“從拿破侖專制到‘波拿巴式民主’：近代法國帝制的政治特性思考”，《浙江學刊》， 2014年第5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大革命后，法國先后出現(xiàn)了由同一個波拿巴家族執(zhí)掌兩個帝國政體：拿破侖第一帝國和拿破侖第二帝國。兩個波拿巴的帝國事業(yè)成績不俗，于法國歷史發(fā)展貢獻卓著，對法蘭西特性的建構也影響深遠。就帝國治理方式而言，兩個波拿巴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微妙的差別，走出了一條從“拿破侖專制”到“波拿巴式民主”的奇特之路。第二帝國后期的由專制向自由的轉(zhuǎn)變，主要是包括共和派、有自由傾向的帝國反對派和工人運動三大力量倒逼所致，但與拿破侖三世的明智讓步也有很大關系�！安�拿巴式民主”，或曰自由主義的改革則在客觀上成了日后共和民主的前期操練，帝國的自由派，尤其是共和派日后也成長為第三共和國的中流砥柱。不過，帝國制下的“自由民主”并非西方經(jīng)典意寓下的民主，民眾得到的權利充其量只是某些社會權利的延伸，帝國的一些自由的制度安排也只是鞏固政權的手段，而非自由目的本身。所以，“波拿巴式民主”可以定性為法國政治發(fā)展中專制向民主轉(zhuǎn)變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的時期。在工業(yè)化蓬勃發(fā)展的民主時代，帝國政體的命運終究是短暫的，第二帝國的很快崩潰就是明證。

樂啟良：“當代法國社會史的革新——熱拉爾·努瓦利耶的社會歷史學探析”，《歷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20世紀70年代初法國社會與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對法國史學構成了強烈的沖擊。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經(jīng)典社會史漸趨衰落，而長期遭到排斥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表征史開始回歸、復興。很少為國內(nèi)學界關注的是，法國社會史也在艱難轉(zhuǎn)型，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文章以熱拉爾·努瓦利耶的社會歷史學為例，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社會史的最新進展及其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

樂啟良：“捍衛(wèi)政治的正當性”，《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4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皮埃爾·羅桑瓦隆隸屬于在1968年“五月風暴”影響下成長的一代法國知識分子。他早年加入法國第二大工會——“法國民主勞工聯(lián)合會”（CFDT），成為其倡導的“自治管理”（autogestion）運動的重要理論家；曾經(jīng)和克勞德·勒福爾、弗朗索瓦·孚雷等思想家過從甚密，共同思考斯大林體制的局限及其產(chǎn)生的根源；2001年，入選法蘭西公學（Collège de France）后，致力于診斷當代法國的民主危機，并試圖為之尋找新的出路。無論介入社會斗爭，抑或從事學術研究，捍衛(wèi)“政治”的正當性是羅桑瓦隆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拙文將圍繞羅桑瓦隆對政治的理解及其變化為線索，扼要地概括他的各種著述。

樂啟良：“西耶斯的制憲權理論研究”，《法學家》，2016年第1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在討論伊曼紐埃爾·西耶斯神甫的制憲權理論基礎上，卡爾·施密特和漢斯·凱爾森奠定了“政治憲法學”和“規(guī)范憲法學”的基礎，并針鋒相對地捍衛(wèi)制憲權的決斷主義或規(guī)范主義。施密特和凱爾森及其各自信徒的長期爭論，無疑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制憲權原則及其模棱兩可性的認知。然而，爭論的雙方卻都對西耶斯的制憲權理論產(chǎn)生了一個嚴重的誤解，沒有認識到它本身兼具決斷主義和規(guī)范主義的兩個維度。事實上，西耶斯制憲權理論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遠甚于此。西耶斯的制憲權理論實際上可分解成為“誰來制憲？”、“為何制憲？”以及“如何制憲？”等三個問題，其答案分別體現(xiàn)為它的三個基本特征，即：制憲權的決斷性來自其專屬于國民的特性；它的有限性產(chǎn)生于其捍衛(wèi)人權的正當性；它的規(guī)范性則取決于其行使對代議機構的依賴性。準確地把握，而不是人為地割裂西耶斯制憲權理論之決斷性、有限性和規(guī)范性這三種迥然不同，但又密不可分的內(nèi)在維度，或許可以讓我們最終超越“政治憲法學”和“規(guī)范憲法學”的爭論。

樂啟良：“追尋不在場的記憶”，《讀書》，2015年第12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努瓦利耶的新著《巧克力：黑人小丑》_如法炮制，又為我們重構了一位曾經(jīng)“美麗時代”（la Belle Epoque）名噪一時，但卻很快為法國人遺忘的黑人小丑演員拉法爾的唏噓人生。在努瓦利耶的幫助下，拉法爾正在走出“不在場的記憶”，有可能成為法國民眾新的“記憶的場所”。

樂啟良：“先知的時代已經(jīng)逝去”，《讀書》，2013年第12期。

基本內(nèi)容和主要觀點：知識分子如何介入社會？這是法國知識分子自其誕生之時，便不斷思索、反覆追問的老問題。在戰(zhàn)后法國三十年的時間內(nèi)，以薩特為首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的存在意義主要是和無產(chǎn)階級的解放事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布爾迪厄、皮埃爾·諾拉等人認為，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恰當模式并不是充當無產(chǎn)階級的先鋒，而應該提供專業(yè)知識的工具。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