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由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冀青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第三批）“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項目批準號：12&ZD140），于2012年10月10日正式立項，于2012年12月3日在蘭州大學舉辦了開題報告會。現(xiàn)將本項目自立項以來至2014年6月填表時為止的研究進展情況匯報如下。

（1）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作為本項目的首要任務，由首席專家王冀青帶領(lǐng)第一子課題項目組成員，從2013年1月開始編纂《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檔案解說目錄》。王冀青曾于1989年、1995年、2000年、2007年多次赴英國調(diào)查、整理斯坦因檔案�；貒�后，王冀青已陸續(xù)編制檔案相關(guān)部分的草目，正文框架部分已初具規(guī)模，但人名索引部分闕如。至2013年6月，基本完成了按照姓名字母排序的人名索引部分。2013年7—8月，王冀青在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調(diào)查、復制斯坦因檔案過程中，以及在回國之后，不斷豐富《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檔案解說目錄》內(nèi)容，將解說內(nèi)容由原來的卷宗號細化至頁碼。今后3年，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擴展和深入，該解說目錄將不斷獲得增補。到2017年12月本項目結(jié)項時，使該目錄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將作為子課題成果交付出版。

2013年2月，第二子課題項目組完成專著《斯坦因與伯希和關(guān)系研究》的初稿。早在2008年10月，法蘭西研究院金石學和美文學科學院與法蘭西學院為紀念伯希和誕辰130周年及其敦煌考古100周年，在巴黎舉辦“保羅?伯希和（1878—1945）：從歷史到傳奇”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和中華書局編輯王楠博士等中國學者參會，并對巴黎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檔案進行了復制。榮新江教授回國后，將這批伯希和檔案資料分別委托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法國、俄國、日本、美國的一批學者進行整理研究，其中將伯希和與英國學者之間的近百封往來通信委托給王冀青進行整理、翻譯、研究。王冀青已于2009年完成對吉美博物館藏英國學者致伯希和信的整理研究工作，以后又對英國、匈牙利藏斯坦因檔案中的伯希和致斯坦因信札進行研究，帶領(lǐng)第一子課題項目組寫成《斯坦因與伯希和關(guān)系研究》一書，將作為本項目子課題成果出版。

2013年11—12月，第五子課題項目組完成專著《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特林克勒爾往來通信研究》一書初稿。該書依據(jù)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特林克勒爾寫給斯坦因的將近100封信，以及斯坦因致特林克勒爾部分信件的炭紙復寫抄件，再旁及特林克勒爾考察隊成員德?太拉等人寫給斯坦因的一些信件，將它們匯編在一起進行整理、翻譯、考釋，然后對它們的內(nèi)容進行深入研究，撰成此書。初稿約20萬字，附155幅圖版，將作為子課題階段性成果出版。

2014年1月開始，第三子課題項目組根據(jù)牛津大學藏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1906—1908年）日記手寫原稿，對這部日記進行全面整理，同時將之翻譯成中文，并加以考釋。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是斯坦因歷次新疆考古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一共持續(xù)了近兩年半時間。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也是斯坦因歷次新疆考古日記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寫在8個日記簿上，始于1906年4月26日，止于1908年9月21日，一共包含875篇日記。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中包含有大量重要信息，以前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只是根據(jù)研究的需要，零星利用過其中一部分日記的內(nèi)容，已在國際學術(shù)界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紤]到對這部日記的整理、翻譯、考釋工作是其他許多工作（如撰寫專著《清朝政府與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的基礎(chǔ)，所以有必要盡可能展開這項工作。預計這部日記中譯本全部完成后，約有100萬字。加上1.5倍的考釋文字，全書總字數(shù)約250萬字。按照原定計劃，這項工作的最終目標是撰寫成專著《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以6卷本形式出版。但也可能根據(jù)出版社的建議，將全部日記考釋解析成6部標題不同、時間銜接的獨立專著出版。截至2014年6月底，已完成對260篇日記的整理和翻譯，始于斯坦因1907年2月11日日記（離開新疆阿布旦前往甘肅敦煌），止于斯坦因1907年11月1日日記（離開新疆哈密前往庫車），中譯本約25萬字，將構(gòu)成《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的第3卷、第4卷的基礎(chǔ)部分。但這部分日記中譯本的考釋部分約40萬字，正在撰寫中，尚未完成。

在考釋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手寫原稿的過程中，第三子課題項目組開始整理、翻譯斯坦因于1906—1908年的考察經(jīng)費收支流水賬。斯坦因在歷次新疆考古過程中，均在好幾套流水賬簿上逐日記錄每日花費（用于向英屬印度考古局、印度測量局、大英博物院等資助機構(gòu)報賬），包括考察隊的食宿費用、考察隊員的工資和置裝費、雇馬匹、大車和駱駝的費用、雇挖掘用勞工和苦力的費用、雇向?qū)У馁M用、賄賂地方官員和衙役的銀兩、發(fā)現(xiàn)文物的獎賞、購買文物的花費等等。這些賬目可以具體地反映斯坦因的每日活動，有些活動不見于日記記載，因此可對斯坦因日記作重要補充。第三子課題項目組完成這部分流水賬的整理翻譯工作后，不打算單獨出版，而是將每日賬目以附錄的形式列于相應日記的考釋部分中。

斯坦因新疆考古日記中，出現(xiàn)大量梵語、印地語、烏爾都語、波斯語、普什圖語、克什米爾語等東方語言詞匯，涉及地名、人名、物名、事件名等。本項目課題組成員中，缺乏這些語言方面的人才和知識。應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邀請，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烏爾都語部主任陸水林先生于2014年4月來函表示，愿為本項目提供這方面的咨詢服務。陸水林早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曾在巴基斯坦留學多年，后在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領(lǐng)館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烏爾杜語部工作。陸水林業(yè)余時間研究斯坦因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ń駥侔突�斯坦）的考察活動，以及犍陀羅佛教藝術(shù)，曾發(fā)表過多篇有關(guān)斯坦因的文章，翻譯出版過《犍陀羅藝術(shù)》（商務印書館，1997年12月）。陸水林愿意在本項目整理、翻譯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的過程中，幫助解決東方語言學方面的問題。王冀青同意在今后出版《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時，邀請陸水林幫助考釋東方語言詞語。

2013年12月17日，日本著名新疆考古學家、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shù)研究機構(gòu)負責人、新疆自治區(qū)人民政府文化顧問小島康譽教授，通過其代理人、中國傳媒大學趙建利博士，與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取得聯(lián)系，尋求今后合作研究斯坦因的可能性。小島康譽從1986年致力于新疆考古文物的保護和研究事業(yè)，已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主管考古文物的各機構(gòu)捐贈數(shù)億元人民幣經(jīng)費。小島康譽近年來側(cè)重研究斯坦因在新疆的考古，已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檔案館合作，先后編輯出版了《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中文檔案》等資料集，是當代日本最著名的斯坦因研究專家。小島康譽最近正在撰寫日文版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研究專著，希望以此為契機，與本項目進行國際合作，王冀青回函表示同意。

從本項目立項前后開始，至2014年6月，本項目課題組發(fā)表了16篇論文。其篇目及主要信息如下：

（1）Wang Jiqing, ‘Aurel Stein’s Dealings with Wang Yuanlu and Chinese Officials in Dunhuang in 1907’, in Helen Wang (Ed.), Sir Aurel Stein: Colleagues and Collections (British Museum Research Publication 184),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2. 0.6萬詞；

（2）王冀青《霍恩勒與國際“龜茲學”的起源》，發(fā)表于《龜茲學研究》2013年第5輯，2.5萬字；

（3）王冀青《霍恩勒與中亞考古學》，發(fā)表于《歷史學》2012年第4期，2.3萬字；

（4）任曜新《〈孔雀明王經(jīng)〉文本的形成與密教化》，發(fā)表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0.8萬字；

（5）王冀青《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題名希由伯希和首定說》，發(fā)表于《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4期，0.7萬字；

（6）王冀青《佛塞斯與新疆考古學的起源》，發(fā)表于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新疆師范大學西域文化研究中心編《西域文史》第7輯，科學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2.0萬字；

（7）王冀青《哈定所獲和闐美術(shù)品來源研究》，發(fā)表于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美術(shù)史學百橋研究室編《敦煌?絲綢之路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議論文集》，神戶大學2013年2月出版，0.7萬字；

（8）王冀青《美國羅斯福家族與敦煌莫高窟》，發(fā)表于《文史英華——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研究員文存》，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0.6萬字；

（9）王冀青《伯希和與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發(fā)表于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編《絲路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新疆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1.5萬字；

（10）王冀青《蔣孝琬晚年事跡考實》，發(fā)表于《敦煌學輯刊》2013年第3期，1.2萬字；

（11）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與鄂登堡往來通信研究》，發(fā)表于《西域文史》第8輯，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5.5萬字；

（12）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記整理研究報告》，發(fā)表于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專輯），中華書局2013年12月出版，3.6萬字；

（13）王冀青《斯文赫定與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關(guān)系研究》，發(fā)表于榮新江、朱玉麒主編《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3萬字；

（14）王冀青《清宣統(tǒng)元年八月廿二日惲毓鼎致沈曾植信札的史料價值》，發(fā)表于《文獻研究》第4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913年12月出版，1.5萬字；

（15）任曜新、王冀青《蔣孝琬生年考證》，發(fā)表于《西域研究》2014 年第1期，1萬字。

（16）王冀青《清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發(fā)表于《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2期，1.4萬字。

從本項目立項前后開始，至2014年6月，本項目課題組撰寫完成一批論文，有些投寄出去待發(fā)表，有些擬作為近期的參會論文使用，有些留待今后收入本項目成果專題論文集中發(fā)表。已撰寫、尚未發(fā)表的論文篇目及主要內(nèi)容如下：

（1）《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斯文赫定往來通信研究》，6萬字；

（2）《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檔案中關(guān)于1860年約翰遜新疆和闐考察資料的整理與研究》，6萬字；

（3）《斯坦因與犍陀羅美術(shù)考古學》，2萬字（王冀青于2013年11月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參加“中巴學術(shù)交流?犍陀羅文化以及在中國的傳播”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的參會論文）；

（4）《斯坦因向新疆巡撫聯(lián)魁舉薦蔣孝琬事件研究》，1.2萬字；

（5）《英藏敦煌文獻主體部分外流途徑研究》，1.5萬字；

（6）《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哈密親王沙木胡索特往來通信研究》，1.5萬字（王冀青定于2014年9月赴烏魯木齊參加《新疆通史》編委會主辦“新疆民族史學術(shù)研討會”和《新疆通史?民族卷》評議會的參會論文）；

（7）《斯坦因1907年考察經(jīng)費支出流水賬研究》，2萬字（王冀青定于2014年9月赴西安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聯(lián)合主辦“敦煌吐魯番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和本年度理事會的參會論文）；

（8）《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馬爾古里奧斯往來通信研究》，2萬字（王冀青定于2014年10月赴鄭州參加中國中外關(guān)系史學會與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聯(lián)合主辦“全球視野下的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的參會論文）。

（2）調(diào)查研究及學術(shù)交流情況（調(diào)研數(shù)據(jù)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shù)會議、學術(shù)交流、國際合作等）

從2013年1月開始，本項目第二子課題負責人任曜新博士與日本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絲綢之路圖書數(shù)字化項目”合作，將斯坦因新疆考察游記和考古報告書PDF版全部下載，作為本項目研究的輔助資料。包括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游記《沙埋和闐廢址記》（1卷本）和詳盡報告書《古代和闐》（2卷本），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游記《契丹沙漠廢墟》（2卷本）和詳盡報告書《塞林底亞》（5卷本），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詳盡報告書《亞洲腹地》（4卷本）。與此同時，任曜新博士還將與斯坦因同時代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法國人伯希和、德國人格倫威德爾、勒考克、俄國人科茲洛夫、鄂登堡等十余名新疆考古學家的主要著作PDF版下載，作為本項目研究的參考資料。至2013年6月，初步完成下載工作。

曾在英國“國際敦煌學項目”中國項目組（設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和美國“敦煌基金會”任職的加拿大溫哥華市青年學生索非亞?林，獲悉“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立項的消息后，于2013年1月8日致函王冀青，愿以志愿者身份參加本項目的研究。王冀青于2013年1月12日回信，同意索非亞?林以志愿者身份參加項目組。雙方商定合作課題：仿照本項目顧問、大英博物院東方錢幣部主任汪海嵐博士編纂《〈泰晤士報〉上的奧萊爾?斯坦因博士》一書的模式，由索非亞?林在加拿大溫哥華利用便利的檢索條件，將除《泰晤士報》以外的歐美報刊于1901—1943年間關(guān)于斯坦因中亞考察的報道全部檢索復制，寄回中國交由王冀青整理編譯。汪海嵐編《〈泰晤士報〉上的奧萊爾?斯坦因博士》將《泰晤士報》于1901—1943年間發(fā)表的有關(guān)斯坦因的107篇報道和文章匯編在一起，作為廣義檔案資料，于2002年在倫敦出版，被公認為斯坦因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索非亞?林從美國《紐約時報》入手，逐漸擴及美國、加拿大、西歐各國、澳大利亞和西西蘭、新加坡等數(shù)十種報紙，凡涉及斯坦因的報道都予以著錄和下載。至2013年6月，已搜集到有關(guān)斯坦因的報道400多篇，寄給王冀青教授。這部分資料整理完成后，將成為本項目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總部設在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的“國際敦煌學項目”，一直致力于對世界各國藏敦煌、新疆出土文物的數(shù)字化整理，近年來計劃對世界各國藏各中亞探險家檔案進行數(shù)字化整理。其第一步計劃，是從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檔案入手，對世界各國藏斯坦因檔案進行數(shù)字化處理。當“國際敦煌學項目”總負責人蘇珊?威特菲爾德博士博士獲悉本項目立項的消息后，于2012年11月20日致函王冀青，建議本項目與“國際敦煌學項目”合作，通過數(shù)字化手段共同整理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檔案。威特菲爾德在來函中說：“我們當然希望開始對斯坦因檔案進行數(shù)字化處理。我們已經(jīng)與包德利圖書館討論過這個課題，但在我們啟動任何數(shù)字化項目之前，還需要找到一些經(jīng)費資助。也許，我們兩個項目能夠考慮在這個課題上一起合作工作？是否有可能在這一課題上進行合作呢？我們對任何檔案資料進行數(shù)字化后，都可以通過‘國際敦煌學項目’網(wǎng)站免費獲得。有一些資料仍然受到版權(quán)保護，但我們?nèi)韵Ｍ�能通過適當提示的方式展示這些資料。如果我們雙方能夠一起合作工作，那么我們也可以向你們提供一全套拷貝，供你們研究之用（所有這一切當然都需經(jīng)包德利圖書館核準）。我們雙方還可以幫助解讀一些較難解讀的資料。我們將肯定會支持您的工作，盡我們的全力在英國幫助您工作。請告訴我您的具體工作計劃，不知您在申請赴英簽證等方面是否需要邀請函或其他幫助�！辫b于本項目在整理、研究歐洲藏斯坦因檔案過程中確有必要與“國際敦煌學項目”合作，王冀青于2012年底回函表示接受合作邀請，并就具體合作事宜進行協(xié)商。

2013年1—4月間，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教授于威特菲爾德多次往來通信商定，王冀青于2013年下半年赴英國倫敦、牛津，首先為本項目研究搜集資料，然后商談今后具體合作事宜。2013年4月2日，威特菲爾德給王冀青發(fā)來正式邀請函，中譯本如下：

英國國家圖書館

2013年4月2日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冀青教授

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研究”首席專家

護照號碼：PE0086277

出生日期：1961年9月12日

王冀青教授：

我確證，英國國家圖書館非常高興地邀請您在英國國家圖書館以研究員身份從事為期一個月的研究工作，與“國際敦煌學項目”（IDP）合作進行上列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研究工作。

接受您前來研究的時間將始于2013年7月份。接待您的基本條件是自愿性的，不支付任何報酬。但所有的旅行費、住宿費和各項生活費用，均需由您的科研項目經(jīng)費支付。我們確證，將向您提供您的項目工作所必要的所有研究材料。

盼望著在倫敦歡迎您的到來。

致禮！

“國際敦煌學項目”主任

蘇珊?魏特菲爾德博士（簽字）

應威特菲爾德邀請，王冀青于2013年7月16日至8月15日間赴英國進行研究資料的調(diào)查和搜集工作。王冀青于2013年7月17日拜會威特菲爾德過程中，雙方達成了由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與英國“國際敦煌學項目”合作進行斯坦因檔案數(shù)字化整理的意向，決定從2015年開始，通過彩色數(shù)字化攝影方式，復制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10萬張斯坦因檔案。之所以選定從2015年開始，是因為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因館舍維修工程，已于2008年倫敦奧運會前夕整體閉館，至2015年方能恢復開館。在此之前，包德利圖書館西方寫本部特藏品只能暫存于牛津大學拉德克利夫科學圖書館地下室中，因地方狹小，無法對藏品進行大規(guī)模攝影。但考慮到“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項目定于2017年完成，此前亟需復制大量研究資料，所以通過“國際敦煌學項目”的介紹，王冀青此次可進入牛津大學拉德克利夫科學圖書館地下室，對館藏斯坦因檔案進行全面的調(diào)查與復制工作。

王冀青于2013年7月17—21日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研究館藏斯坦因檔案，從7月22日開始轉(zhuǎn)移直牛津大學拉德克利夫科學圖書館整理斯坦因檔案，復制相關(guān)資料。王冀青曾于1995年在包德利圖書館對這批斯坦因檔案進行過全面的調(diào)查與整理，故得以快速瀏覽和復制。這次訪英期間，王冀青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通過親自復制和委托復制的方式，一共復制了檔案資料3.5萬張。再加上王冀青于1989年、1995年、2000年3次在英國大規(guī)模復制的大約1萬張斯坦因檔案，現(xiàn)掌握的資料基本上可滿足“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項目的需要。王冀青于2013年7—8月在英國牛津大學復制到的斯坦因檔案涵蓋9大部分，大致內(nèi)容簡介如下。

第1部分“斯坦因與阿倫夫婦之間的通信”，包括35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35號）。絕大多數(shù)是1898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給好友帕西?阿倫及其夫人海倫?阿倫寫去的信及隨信寄去的附件（主要是他人致斯坦因的信、文件或照片等）。還有一小部分（斯坦因手稿第12號和斯坦因手稿第35號）是阿倫致斯坦因的信。阿倫是斯坦因一生中最親密的朋友，他們之間的友誼始于1897年。斯坦因第一次給阿倫寫信的時間是在1898年8月，從此以后，斯坦因與阿倫夫婦之間的通信如流水不斷。1902年10月斯坦因的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去世后，斯坦因?qū)⒃�本歸他哥哥保存的旅行日記、考察“個人自述”（游記）及其他重要文件等都改寄給已安居英國牛津的阿倫保存，以期自己在遭遇不測后這批重要的資料仍可保存在牛津以備后人利用。此后雙方的通信更加頻繁，基本上是斯坦因每周給阿倫夫婦寫一封信，而阿倫夫婦每兩周給斯坦因?qū)懸环庑�，�?shù)十年如一日。1933年帕西?阿倫去世后，斯坦因與海倫?阿倫之間的通信關(guān)系一如既往，直到1943年斯坦因去世時為止。阿倫夫婦雖然不是東方學家，但由于他們和斯坦因之間的特殊友好關(guān)系，他們對斯坦因的亞洲考察與考古工作始終給與了大力的幫助。斯坦因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由帕西?阿倫協(xié)助校對的。斯坦因自1902年以后也將阿倫夫婦在牛津的家當成了自己的后方基地。斯坦因生前選定的遺囑執(zhí)行人和遺產(chǎn)托管人共有3位，其中就有海倫?阿倫和她的哥哥路易斯?阿倫。不過，阿倫夫婦對斯坦因最大的幫助莫過于替斯坦因完整地保存下他在45年間寫來的數(shù)千封信和大量的珍貴考察資料。阿倫夫婦保存下來的這批斯坦因書信是后人研究斯坦因生平、思想、考察考古詳情的重要原始材料，是任何一位斯坦因傳記作家和亞洲考古史研究家都不能忽略的資料寶庫。在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收藏的這一部分共35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35號）中，絕大部分都是斯坦因?qū)懡o阿倫夫婦的信及原信中附寄的有關(guān)文件、照片或他人寫給斯坦因的信。

第2部分“斯坦因與安德魯斯之間的通信”，包括27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36—62號）。絕大多數(shù)是1899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與好友弗里德里克?安德魯斯之間的互通信件及其附件（主要是他人致斯坦因或安德魯斯的信、文件或照片等）。還有一小部分（斯坦因手稿第61—62號）是安德魯斯的個人檔案，形成了于1894年至1953年間。安德魯斯是英國著名美術(shù)史家和中亞文物研究專家，于1890年在英屬印度拉合爾與斯坦因相識，從此開始了他們之間的終生友誼（止于1943年斯坦因去世時）。安德魯斯和斯坦因相識后，兩人共同致力于亞洲考察與考古活動。而安德魯斯在支持與協(xié)助斯坦因進行亞洲考察與考古的同時，使自己也成為研究亞洲文物（尤其是中亞文物）的專家與權(quán)威。斯坦因于1901年結(jié)束第一次中亞考察返回倫敦后，便敦請大英博物院聘請安德魯斯為臨時助理，負責為第一次中亞考察所獲文物編寫一份完整的注記目錄。從1908年至1913年，安德魯斯協(xié)助大英博物院為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文物編寫注記目錄。1917年至1922年，安德魯斯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文物編寫了注記目錄。1923年安德魯斯返回倫敦定居后，經(jīng)常赴英國博物館協(xié)助對斯坦因搜集品的整理工作，并協(xié)助斯坦因進行了第四次中亞考察和四次伊朗考察；同時他也經(jīng)常赴印度新德里，在新成立的中亞文物博物館（現(xiàn)稱印度國家博物館）負責斯坦因中亞考察所獲壁畫、絲織品等文物的整理、編目與修復工作。由于斯坦因和安德魯斯之間的友誼關(guān)系主要是通過上述學術(shù)合作而體現(xiàn)出來的，因此他們二人之間的互通信件對于研究斯坦因的亞洲考察與考古以及所獲文物的整理研究史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收藏的這一部分通信具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斯坦因致安德魯斯的信和安德魯斯致斯坦因的信全部混放在一起，而且皆為原件，這對參照研究來說是有方便之利的。

第3部分“斯坦因的綜合通信”，包括51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63—113號）。絕大多數(shù)是1891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和除帕西?阿倫、海倫?阿倫、弗里德里克?安德魯斯以及斯坦因家族成員之外的其他個人、團體與機構(gòu)之間的通信及附件。研究斯坦因的綜合通信，對于我們了解斯坦因的生平、思想、學術(shù)活動與社會關(guān)系等方面都大有好處。而研究斯坦因與其中有關(guān)學者們之間的通信，對于我們了解斯坦因亞洲考察所獲文物（尤其是中亞敦煌文物）的整理考釋歷史與內(nèi)情，甚至對于我們了解文物本身的特點，也都是大有裨益的。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收藏的這一部分斯坦因綜合通信是世界上保存最集中、最全面的一批斯坦因通信，可以做為今后在世界范圍內(nèi)進一步搜集、整理、研究斯坦因通信這一項工作的基礎(chǔ)。這部分通信按照通信對象的姓名字母順序排列，主要包括阿夫拉茲古爾?汗、約翰?阿蘭、路易斯?阿倫、喬治?德?阿爾瑪西、羅阇?阿瑪爾?辛格、弗里德里克?卡爾?安德列斯、愛德華?弗農(nóng)?阿諾爾德、托瑪斯?霍克?阿諾爾德、托瑪斯?阿什比、芬頓?約翰?愛爾默、哈羅爾德?瓦爾特?貝利、歐文?巴克塔伊、亨利?貝爾福、日諾?巴羅夫、威里?邦格、亞瑟?達西?戈登?拜內(nèi)爾曼、加爾革答浸禮會傳教站出版社、萊昂內(nèi)爾?大衛(wèi)?巴爾奈特、艾德蒙德?喬治?巴羅、馬里埃?艾鐵尼?奧古斯特?巴特、萊斯里埃?愛里克?巴頓、拉約斯?巴圖茲、格特魯?shù)?瑪格麗特?羅西安?貝爾、艾米爾?奔沃尼斯特、伯恩哈德?貝蘭森、詹姆斯?伯瑞、阿爾伯特?伯茲維斯齊、羅伯特?勞倫斯?賓雍、瓦爾特?克拉倫斯?布萊克、巴昔爾?費羅特?布萊凱特、丹尼斯?布魯克?布來克維、布萊克尼、朱里斯?布羅克、莫里斯?布魯姆費爾德、霍拉提奧?諾曼?波爾頓、奧古斯特?波耶、丹尼斯?德?索默雷茲?布萊、弗朗克?赫爾伯特?布朗、伊達?梅?布朗、珀西?布朗、詹姆斯?布萊斯、查爾斯?愛德華?布克蘭、威廉?赫朋?布克勒、約翰?喬治?比累爾、詹姆斯?布爾吉斯、西德尼?格拉爾德?布拉德、托瑪斯?布婁、史蒂芬?伍頓?卜士禮）、斯賓塞?哈爾考特?巴特勒、約瑟夫?奧斯汀?張伯倫、愛德華?沙畹、亞瑟?赫爾伯特?丘琪、格拉爾德?萊斯里埃?馬金斯?克勞森、約翰?考特曼、西德尼?考爾文、托瑪斯?威廉?考爾貝特、亨利?考狄埃、詹姆斯?蘇瑟蘭?考頓、塞繆爾?庫林、亞瑟?厄恩斯特?寇萊、奧斯伯特?古依?斯坦霍普?克勞福德、約翰?葛斯特?庫明、弗朗茲?瓦勒里?馬里埃?庫蒙特、喬治?坎寧漢、喬治?那先尼爾?寇松、奧爾蒙德?馬多克?達爾頓、道格拉斯?弗里德里克?多森、哈洛爾德?亞瑟?迪恩、菲力波?德?菲力皮、海爾木特?德?太拉、約翰?艾爾福德?迪基、馬賽爾?奧古斯特?迪歐拉弗依、詹姆斯?麥克隆?多耶、約翰?波希瓦爾?德魯普、愛德梅-阿爾芳斯?德魯因、西奧多?杜卡、萊昂內(nèi)爾?查爾斯?敦斯特維爾、弗蘭克林?艾哲頓、賽西爾?約翰?艾德蒙茲、厄爾京?米爾斯有限公司、吉爾伯特?約翰?穆萊?埃里奧特、查德森?伊萬斯、瑪麗?阿克沃斯?愛沃舍德、卡洛里?拉約斯?法布里、奧托?馮?法爾克、約翰?帕西?法拉爾、保羅?菲克勒、亨里克?馮?菲克爾、路易斯?菲諾特、丹尼斯?菲茲帕特里克、威廉?福斯特、阿爾弗萊?查爾斯?奧古斯特?福色爾、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魯?shù)罓柗?奧托?弗蘭克、亨利?法蘭克福、斯圖亞特?米特福德?弗雷澤、羅杰?埃里奧特?弗萊、西奧多?福赫斯、阿羅伊斯?安頓?福赫勒、里查德?卡爾?加爾貝、愛德華?諾曼?加爾迪奈爾、帕西?加德納、威廉?路德維希?蓋格爾、卡爾?弗里德里克?格爾德納、羅曼?吉爾什曼、邁克爾?卡夫納?吉列、亨利?哈沃沙姆?戈德里-奧斯汀、伊格納克?戈爾德齊赫爾、伊斯萊爾?戈蘭茲、巴昔爾?約翰?古爾德、羅伯特?格拉加爾、喬治?亞伯拉罕?格列爾森、比拉加?�？�爾?古哈、威廉?馬爾考姆?海利、居拉?哈拉茲、亨利?勞倫斯?豪頓、威廉?魯珀特?海伊、愛德華?海伍德、阿爾伯特?赫爾曼、約翰尼斯?赫太爾、厄恩斯特?艾米爾?赫茲弗爾德、喬治?弗朗西斯?希爾、阿爾弗萊?希勒布蘭德、亞瑟?羅伯特?欣克斯、羅伯特?查爾斯?亞瑟?斯坦萊?霍巴特、艾德蒙德?亞瑟?朋森比?霍布代、羅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大衛(wèi)?喬治?霍加爾特、亞瑟?莫里斯?伍德沃德、大衛(wèi)?喬治?霍加爾特、托瑪斯?威廉?霍爾德尼斯、提奧菲勒?霍莫勒、大衛(wèi)?胡珀、萊昂內(nèi)爾?查爾斯?霍普金斯、約翰?厄恩斯特?布特里?霍特森、歐仁?胡兒茲齊、丹齊爾?查爾斯?耶爾夫?伊伯村、威廉?歐萬、弗拉季米爾?阿列克賽維奇?伊萬諾夫、赫爾曼?雅古比、約翰?德?莫寧斯?約翰遜、阿托爾?喬伊斯、卡什?拉姆、高文?闊爾、哈里?基尚?闊爾、亞瑟?凱斯、約翰?斯考特?凱爾悌、阿爾弗萊?肯興頓、弗里德里克?喬治?肯雍、魯?shù)罓柗?考伯特、約翰?吉爾伯特?萊斯維特、休?特萊弗?蘭布里克、沃爾夫?qū)?楞茨、里查德?文?利文斯通、喬治?安布羅塞?勞埃德、托姆?喬治?朗斯塔夫、大衛(wèi)?洛克哈特?羅伯特森?羅里梅爾、愛德溫?蘭德西爾?魯特延斯、阿爾弗萊?科明?李敖、查爾斯?詹姆斯?李敖、詹姆斯?布勞德伍德?李敖、羅伯特?阿道爾夫斯?李敖、路易斯?休伯特?岡薩爾夫?李奧提、愛德華?道格拉斯?麥克拉干、羅伯特?斯梅頓?麥克拉干、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喬治?弗萊切爾?麥克蒙、約翰?婁德?馬菲、拉爾夫?范?德曼?馬格芬、亞瑟?詹姆斯?馬松、赫爾伯特?約翰?梅納德、威廉?魯?shù)罓柗?亨利?默克、戈特福里德?默茲巴切爾、凱耶斯?梅特卡爾夫、菲力蒲?約翰?邁爾斯、約翰?亞歷山大?米爾內(nèi)、艾里斯?霍維爾?敏斯、弗拉季米爾?米諾爾斯基、吉奧弗雷?馬克卡伊?莫蘭特、喬治?瓦倫汀?摩根斯提爾尼、約翰?林頓?米勒斯、弗里德約夫?南森、威廉?瓦累?諾曼、亞瑟?萊昂內(nèi)爾?普?諾林頓、邁克爾?弗朗西斯?奧德維爾、赫爾曼?奧登堡、謝爾蓋?費多羅維奇?鄂登堡、查爾斯?伊夫林?阿爾布斯諾特?威廉?奧爾德海姆、弗里德里克?艾登?帕吉特爾、阿爾布萊特?朋克、斯圖亞特?皮高特、安東尼?波伊德巴德、亞瑟?烏潘?波普、弗朗西斯?貝維爾?普里多、威廉?普林茨、赫爾伯特?尼爾?蘭杜爾、威廉?亨利?拉提干、查爾斯?赫丘勒斯?雷德、漢斯?雷切爾特、威里?里奇默?里克默斯、查爾斯?亞瑟?羅埃、霍拉斯?亞瑟?婁斯、簡尼特?安妮?羅斯、米海爾?伊萬諾維奇?羅斯托夫切夫、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俄國地質(zhì)學會、邁克爾?厄恩尼斯特?賽德勒、拉伊?巴哈杜爾?達雅?拉姆?薩赫尼、阿爾弗萊?薩爾蒙尼、弗里德里克?薩勒、魯西安?舍爾曼、雷奧波爾德?馮?施羅德、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克?賽波爾德、喬治?克拉克?辛普森、詹姆斯?羅伯特?敦洛普?史密斯、文森特?亞瑟?史密斯、威廉?約翰遜?索拉斯、亞歷山大?蒙塔格?斯托、齊格蒙?扎卡爾、卡爾曼?齊里、瓦爾特?斯坦萊?塔爾伯特、威廉?伍德索波?塔恩、保爾?泰來基、雷吉納爾德?坎貝爾?湯普森、威廉?路德維希?彼得?湯姆森、馬修斯?尼耶布爾?托德、艾米爾?托爾代、旅行與探險社、卡爾?特魯伯奈爾、亨利?艾德蒙德?桂塞?廷代爾、阿明?梵伯雷、居拉?維格、喬治?維羅、阿蘭?約翰?貝亞德?瓦斯、約翰尼斯?瓦爾瑟、托瑪斯?羅伯特?約翰?瓦德、阿齊巴爾德?珀西瓦爾?瓦維爾、阿爾布萊特?韋伯、愛德華?奧里弗?惠勒、朱里尤斯?李特爾?馮?維也斯奈爾、詹姆斯?威爾遜、莫里茲?溫特尼茲、約翰?巴里?伍德、查爾斯?萊昂納德?伍雷、阿爾弗萊?庫珀?烏爾奈爾、阿米?弗蘭茜絲?玉兒、泰米斯托克爾?扎米特等400多人。

第4部分“斯坦因與其家族成員之間的通信”，包括15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14—128號）。絕大多數(shù)是1870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與其家族成員之間的通信及附件。主要用德語寫成。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收藏的這一部分斯坦因與家族成員之間的通信，主要是斯坦因與其父親那先?斯坦因、母親安娜?斯坦因、舅舅伊格那茲?希爾施勒和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一家之間的通信。斯坦因與其家族成員之間的通信對于研究斯坦因的早期生涯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對于研究斯坦因的亞洲考察與考古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5部分“斯坦因的個人筆記和日記”，包括138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29—266號）。絕大多數(shù)是1889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本人寫成的各種筆記和日記。主要分為以下4大類：（1）斯坦因本人寫成的各種雜記錄（包括記入各種雜內(nèi)容的小本子和袖珍筆記簿）；（2）斯坦因在野外考察時的旅行與考古日記；（3）斯坦因的私人日記；（4）斯坦因在旅行與考察過程中所寫的“個人自述”（游記）。斯坦因所寫的各種雜記錄本，尤其是他的袖珍筆記簿，往往是他寫作旅行與考古日記、私人日記和“個人自述”的依據(jù)；但因為是隨手所記，往往又是雜亂無章的，對于研究斯坦因的亞洲考察來說，其利用價值并不很高。斯坦因在野外考察時的旅行與考古日記則是研究斯坦因亞洲考察活動的最重要的一種資料，是斯坦因撰定并出版的考察報告與“個人自述”的基礎(chǔ)。旅行與考古日記中所記的一些細節(jié)，在出版了的考察報告或“個人自述”中有時被隱諱不提，這種現(xiàn)象多見于斯坦因的中亞考察。對于一些考察，斯坦因在事后只撰寫了考察報告，而未撰寫“個人自述”（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在這種情況下，旅行與考古日記可以彌補記時、記事方面的不足。還有一些考察，斯坦因在事后既未撰寫考察報告，又未撰寫“個人自述”（如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在這種情況下，旅行與考古日記是學者們了解并研究這些考察行程及考古發(fā)掘的惟一依據(jù)。

第6部分“斯坦因的各種雜文件”，包括18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267—284號）。絕大多數(shù)是1888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qū)懗傻�、使用過的或與斯坦因的生活、考察有關(guān)的各種雜文件。從內(nèi)容上看，這一部分是雜亂無章的；有斯坦因編寫的各種雜目錄，有與斯坦因的職務及薪金等有關(guān)的各種雜文件，有從其它部分的手稿上散落下來的殘頁，有斯坦因曾使用閱讀過的一些他人所撰文稿，有斯坦因與他人之間的一些雜通信，有斯坦因保存的一些大尺寸文件，等等。給人的印象是，這一部分手稿或是在其它部分手稿被整理編頁之后殘剩下來的或新出現(xiàn)的雜文件。對于這一部分中所包括資料的研究與利用必須結(jié)合其它各有關(guān)部分。

第7部分“斯坦因的考察文件和賬簿”，包括93組手稿（斯坦因手搞第285—377號）。絕大多數(shù)是1888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歷次亞洲考察前后及考察過程中形成的各種與考察有關(guān)的文件和帳簿。主要分為以下5大類：（1）在斯坦因歷次亞洲考察的準備、實施或善后階段形成的各種官、私文件；（2）斯坦因或其考察隊在歷次亞洲考察過程中做的一部分雜記錄；（3）與斯坦因歷次中亞考察有關(guān)的漢文文件和通信；（4）斯坦因就考察等事與印度測量局、印度考古局等英屬印度政府部門之間的通信；（5）斯坦因在考察前后及考察過程中留下的各種帳簿。在斯坦因歷次亞洲考察的準備、實施或善后階段形成的各種官、私文件是我們研究斯坦因考察全過程的重要依據(jù)。斯坦因的歷次考察，從籌劃申請到報告書的出版，往往要經(jīng)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總會產(chǎn)生大量的官、私文件。我們在研究斯坦因的野外考察活動時，主要應依據(jù)他的旅行與考古日記；但在研究斯坦因考察的準備與善后過程時，則應主要依據(jù)這一部分中包括的各種有關(guān)官、私文件，因為斯坦因的私人日記往往記載片面，僅記其個人的想法或所知所見。無論如何，我們在研究斯坦因考察的全過程時，必須將這一部分中的斯坦因考察文件與第五部分中的斯坦因日記以及其它資料結(jié)合起來，這樣方可究其始終，窺其真相。斯坦因的日記式帳簿是我們研究斯坦因亞洲考察的又一批集中資料源。以斯坦因的中亞考察為例，我們從斯坦因每日詳細記錄的支出帳目中可以透過其條目看出斯坦因每日的活動；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查到斯坦因在中國新疆、甘肅等地考察期間歷次購買文物的數(shù)量和價錢；這些都可以彌補斯坦因旅行與考古日記的不足。

第8部分“斯坦因的文稿、出版物草稿及與出版物有關(guān)的文件”，包括49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378—426號）。絕大多數(shù)是1888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撰寫的著作文稿、出版物草稿以及與著作的寫作及出版有關(guān)的各種文件。斯坦因一生著述頗豐，絕大部分在他生前便得以發(fā)表或出版；在這種情況下，原稿大都收藏于它處。不過，在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也藏有一些斯坦因出版物的草稿，這些草稿和正式出版物之間無論在結(jié)構(gòu)或在文字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是我們研究斯坦因著 作的重要參考資料。在這一部分中，還包括一小批斯坦因生前未刊的文稿。這一部分中數(shù)目最多的是斯坦因為著述而寫作的名稱札記、方案等，以及為著作的出版而與有關(guān)機構(gòu)或個人之間的通信及往來文件。這一部分中還收藏有一些他人的文稿，它們是做為斯坦因著作的附錄原稿或是斯坦因?qū)懽鲿r的參考資料而被收藏在這里的。

第9部分“斯坦因的考察地圖目錄與考察照片等”，包括32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427—458號）。絕大多數(shù)是1889年至1943年間斯坦因在歷次亞洲考察過程中拍攝的照片，也包括一些他人的照片、與攝影有關(guān)的記錄以及文件等；還包括斯坦因在歷次中亞考察過程中所繪制地圖的卡片目錄和其它一些雜文件。斯坦因在歷次亞洲考察過程中，曾拍攝有大量的照片，主要與考古學有關(guān)，是研究斯坦因考察與亞洲考古史的重要參考資料。這些考察照片及其底片（大部分是玻璃底片）現(xiàn)在大都收藏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院、英國國家圖書館、新德里的印度國家博物館等機構(gòu)，而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收藏的斯坦因考察照片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斯坦因在歷次亞洲考察過程中繪制的普通地圖、地形圖、線路圖、遺址平面圖等是研究斯坦因考察與亞洲考古史、亞洲地理測量史的另一批重要參考資料。

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敦煌研究院、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主辦、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協(xié)辦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于2013年8月17—21日在北京金龍?zhí)洞箫埖暾匍_。這次會議是近年來敦煌吐魯番學界舉辦的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英國、法國、俄羅斯、美國、日本等國的160名專家參加會議。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教授、子課題負責人朱玉麒教授和馮培紅教授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在大會上宣讀論文。王冀青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記整理研究報告》，朱玉麒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段永恩生平考略》，馮培紅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敦煌大族、名士與北涼王國》。會議結(jié)束后，包括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記整理研究報告》在內(nèi)的一部分優(yōu)質(zhì)論文將被收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編的《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專輯），定于2013年12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由新疆師范大學黃文弼中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等機構(gòu)主辦的“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于2013年10月18—25日在新疆師范大學學術(shù)交流中心召開。來自中國、英國、俄羅斯、德國、日本、瑞典等國的大約8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王冀青、子課題負責人朱玉麒和施新榮教授、課題組成員王新春博士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在大會上宣讀論文。王冀青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斯文赫定與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關(guān)系研究》，朱玉麒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北京大學時期的黃文弼》，施新榮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黃烈先生之史學研究與整理黃文弼西北史地之成果》，王新春宣讀了論文《傳統(tǒng)中的變革：黃文弼的考古學之路》。研討會后，參會代表分兩組于10月21—24日前往新疆南疆和闐一線和庫爾勒-庫車一線進行實地考察。本項目組成員王冀青、朱玉麒、施新榮、王新春參加了阿克蘇-庫車一線的考察活動。

由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館、北京大學巴基斯坦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聯(lián)合主辦的“中巴學術(shù)交流?犍陀羅文化以及在中國的傳播”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于2013年11月4—7日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召開。這是在中國境內(nèi)第一次舉辦的有關(guān)犍陀羅文化的學術(shù)會議，來自中國、巴基斯坦、英國、德國、日本、斯里蘭卡、新加坡的50多名學者參加了會議。犍陀羅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與阿富汗交界處，是犍陀羅佛教美術(shù)的發(fā)源地，也是古代南亞文化傳入中國新疆的橋頭堡。斯坦因長期在犍陀羅故地工作，1887—1899年任旁遮普大學學生注冊官兼拉合爾東方學院院長期間，在拉合爾博物館研究犍陀羅佛教美術(shù)，是西方最早研究犍陀羅美術(shù)的學者。斯坦因于1902—1928年間擔任西北邊境省兼俾路支斯坦考古分局局長兼教育分局局長，創(chuàng)建并主持白沙瓦博物館許多年，多次主持犍陀羅遺址。斯坦因于1900—1931年間在其歷次中亞考察過程中，在中國新疆將追蹤犍陀羅文化作為他的主要目的之一。王冀青早在1982年就將斯坦因的頂頭上司、印度考古局局長約翰?馬歇爾的經(jīng)典著作《犍陀羅佛教藝術(shù)》翻譯成中文出版，是我國最早研究犍陀羅美術(shù)的人，此次應邀參加會議期間擔任第一分會主持人。王冀青應邀作大會發(fā)言，標題是《斯坦因與犍陀羅美術(shù)考古學》，利用斯坦因檔案資料，第一次披露了斯坦因在犍陀羅故地和中國新疆探索犍陀羅文化的經(jīng)過。

為配合即將展開的對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亞考察日記的整理、考釋工作，王冀青于2013年9月16—18日乘汽車赴甘肅省張掖市、高臺縣一帶，考察斯坦因中亞考察線路東端的歷史地理狀況。本項目子課題負責人朱玉麒于2013年9月20日至10月8日訪問俄羅斯圣彼得堡，出席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主辦的“紀念鄂登堡誕辰150周年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會后在俄羅斯科學院圣彼得堡分院檔案局調(diào)查研究鄂登堡檔案。本項目合作者、英國“國際敦煌學項目”負責人威特菲爾德也參加了圣彼得堡會議，會后在俄羅斯科學院圣彼得堡分院檔案局調(diào)查復制斯坦因?qū)懡o鄂登堡的信件原件，已寄給王冀青，作為兩人合作研究鄂登堡的資料。朱玉麒于2013年12月1日赴日本京都大學，與敦煌學國際聯(lián)絡委員會總干事高田時雄教授合作，從事為期6個月的研究工作，于2014年5月31日回國。本項目子課題負責人馮培紅教授于2013年12月赴香港“饒宗頤學術(shù)中心”，參加該中心主辦的學術(shù)研討會；又于2014年3月1—31日間赴日本大阪大學、京都大學、佛教大學從事學術(shù)交流活動。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成果發(fā)布會、《工作簡報》報送情況、國家社科基金�？�投稿及采用情況等）

英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的《國際敦煌學項目通訊》（IDP New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第42期（2013年秋季號）第15頁上，對王冀青在英國的工作報道如下：“蘭州大學王冀青在倫敦和牛津逗留了6個星期，對斯坦因檔案進行研究。他正在將斯坦因日記和其他材料翻譯成中文。”

應甘肅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甘肅中醫(yī)學院敦煌醫(yī)學文獻整理與應用研究中心、敦煌醫(yī)學研究所、“敦煌醫(yī)學與轉(zhuǎn)化”省部共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國家中醫(yī)藥管理局“十二五”重點學科敦煌醫(yī)學學科的聯(lián)合邀請，王冀青于2013年11月20日晚在甘肅中醫(yī)學院為師生辦一次講座，題目是《斯坦因與敦煌考古》。講座后，甘肅中醫(yī)學院網(wǎng)站首頁上以《著名敦煌學專家蘭州大學王冀青教授應邀來我校做學術(shù)報告》為題予以報道。

應中央電視臺CCTV-9紀錄片頻道大型紀錄片《紐帶》攝制組的邀請，王冀青于2013年12月29—30日赴北京，參加《紐帶》有關(guān)斯坦因、伯希和的專家解說錄制�！都~帶》分國別介紹國際漢學史，主要講述英、法、美、德、俄、瑞典、意大利、荷蘭等國著名漢學家的經(jīng)歷。王冀青在解說內(nèi)容中，介紹了本項目的一些情況。

應蘭州大學管理學院EMBA中心和湖南大學管理學院EMBA中心的邀請，王冀青于2914年5月23日在蘭州大學為湖南大學2013級EMBA班赴甘肅移動課堂主講《敦煌與絲綢之路》課程，其中介紹了本項目的內(nèi)容。據(jù)湖南大學管理學院于2014年6月4日在網(wǎng)站上發(fā)表的《EMBA28、29班赴甘肅移動課堂》一文中報道：“5月22日至5月26日，我EMBA28班、29班的40多位學員一起赴甘肅開展移動課堂活動。……23日，學員們走進蘭州大學的課堂，聆聽蘭州大學賈旭東教授的《中國管理文化精要》以及王冀青教授的《敦煌文化與絲綢之路》的專題講座。兩位教授的精彩授課贏得同學們陣陣掌聲，講座結(jié)束后，同學們還紛紛提問，就其關(guān)心的一些熱點問題進行了探討�！�

應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yè)委員會、大唐西市文化產(chǎn)業(yè)集團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邀請，王冀青和子課題負責人任曜新于2014年5月參加“國內(nèi)外學者參加絲綢之路境外考察和撰寫絲綢之路學系列叢書”的招聘活動，申請參加絲綢之路西亞、歐洲段的考察活動以及《絲綢之路上的遺址考古》的撰寫任務。通過此類社會活動，既可為本項目進行宣傳，也可重走斯坦因1931年以后在西亞、歐洲的旅行線路。

王冀青已于2012年12月20日撰寫了本項目的《工作簡報》第1號，于2013年7月1日撰寫了本項目的《工作簡報》第2號，于2014年1月1日撰寫了本項目的《工作簡報》第3號，目前正在撰寫本項目的《工作簡報》第4號，計劃于2014年7月1日上報。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由于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絕大部分是用英、法、德等語言文字手寫而成的原始檔案，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研究者寥寥無幾，國內(nèi)研究者更少。因此，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計劃借本項目實施之機，為我國培養(yǎng)一批專門研究歐洲藏新疆探險史、考古史檔案的專門人才。但是，人才的培養(yǎng)需要較長的周期。在本項目立項后的一年半時間里，青年課題組成員還沒有達到發(fā)表課題成果的程度。因此，迄今為止，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數(shù)量還不夠多。但是，從2014年下半年起，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將在指導、督促青年研究者快出成果這方面下下更大的氣力。從2015年開始，本項目的一批重要階段性成果將陸續(xù)出版，多位青年課題組成員的研究成果也將問世。

二、研究成果情況

《蔣孝琬晚年事跡考實》，發(fā)表于《敦煌學輯刊》2013年第3期。

蔣孝琬（1858—1922年）是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期間（1906—1908年）的主要助手，在兩年多的考察期間，幫助斯坦因在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肅河西走廊進行了一系列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將大量中國西北文物走私出境。1907年，蔣孝琬在敦煌莫高窟代表斯坦因，從道士王圓祿（1850？—1931年）手中騙購數(shù)千件藏經(jīng)洞出土文物。1908年，蔣孝琬奉斯坦因之命，在新疆和闐為新疆、敦煌文物初編目錄。因此，蔣孝琬也被公認為“敦煌學”歷史上一個重要人物。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結(jié)束后，蔣孝琬于1908年被新建的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館聘為漢文秘書。該領(lǐng)事館于1911年升格為總領(lǐng)事館后，蔣孝琬仍任漢文秘書。1918年英國駐喀什噶爾總領(lǐng)事馬繼業(yè)退休前夕，考慮到蔣孝琬不懂英語，繼任各總領(lǐng)事又不懂漢語，很難合作共事，遂建議英屬印度政府盡快物色懂英語的漢文秘書人選，以替換蔣孝琬。雖經(jīng)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北京多方尋覓，仍長期無人應聘。于是英國駐喀什噶爾總領(lǐng)事館不得不一年一聘蔣孝琬，直到他于1922年3月17日在總領(lǐng)事館中去世。蔣孝琬是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機構(gòu)中最重要的職員之一，不間斷駐館時間長達14年之久。蔣孝琬任職期間，經(jīng)歷了清末民初新疆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包括斯坦因于1913—1915年進行的第三次新疆考古。因此，探究1908年以后的蔣孝琬晚年生平事跡，不僅是“敦煌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更是近代新疆史研究、中英關(guān)系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近年來，中外學術(shù)界關(guān)于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機構(gòu)的研究方興未艾，成績斐然。但關(guān)于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機構(gòu)在中國西北文物外流過程中的作用，仍顯得研究不足。關(guān)于蔣孝琬在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館、總領(lǐng)事館中的晚年事跡，更屬于研究空白。在英國藏斯坦因檔案中，保存有大量有關(guān)蔣孝琬和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機構(gòu)的記錄，也保存著斯坦因與蔣孝琬之間的往來通信。本文試圖將英國藏斯坦因檔案中有關(guān)蔣孝琬的材料整理出來，以求為學術(shù)界貢獻點滴資料。本文主要利用斯坦因檔案，對1908—1922年間的蔣孝琬晚年事跡進行一次梳理，說明蔣孝琬與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機構(gòu)之間的關(guān)系，及其在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機構(gòu)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文還通過例示蔣孝琬崇洋媚外、倚洋自重的品行，揭示近代中國西北文物外流過程中一個不可被忽視的內(nèi)因。

《美國羅斯福家族與敦煌莫高窟》，發(fā)表于《文史英華——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研究員文存》，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英國藏斯坦因檔案中，保存有美國人蘭登?華爾納、小西奧多?羅斯福、昆廷?羅斯福等羅斯福家族成員與斯坦因之間的往來通信。羅斯福家族在美國工、商、法、政、學等界頗為活躍，僅在20世紀上半葉便涌現(xiàn)出兩位美國總統(tǒng)，即第26任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和第32任美國總統(tǒng)弗蘭克林?羅斯福。羅斯福家族中還有不少人對中國西部地區(qū)也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尤其是西奧多?羅斯福一門，曾有多人在中國西部地區(qū)進行過考察活動。西奧多?羅斯福一門的女婿華爾納于1923年至1925年兩次代表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shù)博物館組織考察隊，來甘肅省敦煌、新疆等地進行考察活動，從敦煌莫高窟等遺址通過各種不良手段獲取了一批珍貴文物，還為壁畫等藝術(shù)品拍攝了一批照片。西奧多?羅斯福的長子小西奧多?羅斯福和次子科爾米特?羅斯福于1925年利用從政、經(jīng)商的閑暇時間，代表美國芝加哥費爾德自然史博物館組織考察隊，來新疆省搜集哺乳動物和鳥類標本，主要目的是獵獲產(chǎn)于天山山脈西部和帕米爾高原的馬可波羅羊。1928年至1929年，小羅斯福兄弟又為芝加哥費爾德自然史博物館組織了第二次赴中國西部的考察，這次考察主要在云南省和四川省進行，同時也將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一些文獻資料和民俗資料（主要是納西族的文獻和文物）帶回了美國。小西奧多?羅斯福之子昆廷?羅斯福于1939年訪問了新疆哈密、甘肅敦煌等地，醞釀了的大規(guī)模拍攝敦煌壁畫的計劃，并為此與斯坦因通信商議該計劃。本文根據(jù)一部分斯坦因與羅斯福家族成員之間的往來通信，主要對昆廷?羅斯福與中國西北考古的關(guān)系進行深入的研究，揭示一些此前不為學術(shù)界所知的史實。

《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與鄂登堡往來通信研究》，發(fā)表于《西域文史》第8輯，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斯坦因和鄂登堡均為近代最重要的新疆考古學家，也都是近代中亞考古學的奠基人。站在中國立場上評判，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西北大規(guī)模劫掠文物，當然是一場歷史大犯罪，而斯坦因和鄂登堡也應同屬罪魁禍首之列。對斯坦因的研究，或是對鄂登堡的研究，當深入到一定程度時，不可避免地要觸及他們兩人之間的關(guān)系。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也是一個迄今尚無人探討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近代歷史上，英帝國和沙皇俄羅斯帝國在亞洲地區(qū)存在著利益沖突，在所謂“大角逐”中長期對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英國與蘇維埃政權(quán)之間的各種矛盾中又加入了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關(guān)系更加不和。這就導致長期為英國效力的斯坦因與俄羅斯學者之間雖有關(guān)系，但顯得比較疏遠。再加上斯坦因不諳俄語等原因，他很少與俄羅斯本土學者通信。與斯坦因有過通信關(guān)系的俄羅斯學者，明顯少于其他歐洲大國學者。據(jù)說“鄂登堡既沒有留下來日記，又沒有留下來自傳”，這就使得從鄂登堡方面入手研究他和斯坦因的關(guān)系變得困難重重。因此，要研究斯坦因與鄂登堡之間的關(guān)系，就不得不利用其他檔案資料了，包括斯坦因與鄂登堡之間為數(shù)不多的往來通信。在目前的條件下，我們?nèi)缒軐τ�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與鄂登堡往來通信進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將有助于了解斯坦因與鄂登堡之間關(guān)系的大致脈絡，也會進一步推動學術(shù)界在俄羅斯繼續(xù)尋找斯坦因致鄂登堡信的進程。據(jù)現(xiàn)存斯坦因檔案不完全統(tǒng)計，與斯坦因有過通信關(guān)系的俄裔人士，大都為俄國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左右逃離俄羅斯的學者。而與斯坦因有過通信往來的的俄羅斯本土學者，除了鄂登堡之外，只有考古學家、探險家科茲洛夫、地理學家肖卡爾斯基等寥寥數(shù)人。在所有上列俄裔人士當中，鄂登堡是與斯坦因關(guān)系最為密切、保持通信時間最長、通信量最大的俄羅斯學者。斯坦因與鄂登堡之間的往來通信，在他們生前，肯定都收藏于他們兩人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這批信札一部分丟失，一部分被銷毀。在他們身后，幸存部分應該都能歸入他們各自的檔案中保存。一度保存在斯坦因手中的鄂登堡致斯坦因信札的原件，幸存部分最后均入藏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和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等機構(gòu)的斯坦因檔案中。一度保存在鄂登堡手中的斯坦因致鄂登堡信札的原件，幸存部分最后應該入藏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圣彼得堡分館的鄂登堡檔案中。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與鄂登堡于1903—1929年間的往來通信，今編斯坦因手稿第101號第44—71張，是現(xiàn)知斯坦因與鄂登堡往來通信的主體部分，主要是鄂登堡致斯坦因信札的原件，以及與他們兩人有關(guān)的其他文件。由于斯坦因給他人寫信時常有炭紙錄副的習慣，所以斯坦因致鄂登堡信札的一部分碳紙復寫件，也保存于包德利圖書館中。只是這部分斯坦因致鄂登堡信札的碳紙復寫件數(shù)量有限，字跡模糊，不易辨識。本文以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與鄂登堡之間數(shù)十封往來通信為基礎(chǔ)，揭示斯坦因與鄂登堡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他們的新疆考古成果在國際東方學中的地位。

《斯文赫定與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關(guān)系研究》，發(fā)表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本文研究斯文赫定與倫敦皇家地理學會之間的關(guān)系，也研究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框架下斯坦因與斯文赫定之間的關(guān)系。在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檔案中，保存有一批斯坦因與斯文赫定之間的往來通信。通過對這批信件的研究，可以窺探斯文赫定與斯坦因以及倫敦皇家地理學會之間關(guān)系的演變過程。斯文赫定第一次中亞考察（1890—1891年）前后，尚未與當時世界最大地理學學術(shù)機構(gòu)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取得聯(lián)系，這是導致此次考察默默無聞的原因之一。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亞考察（1893—1897年）期間，開始與皇家地理學會密切聯(lián)系，通過皇家地理學會機關(guān)刊物《地理學學報》的宣傳，逐漸在歐洲地理學界確立首要中亞探險家的地位�；始业乩韺W會于1897年11月第一次邀請斯文赫定訪問英國，于1898年春選舉他為該學會名譽通訊會員，于1898年5月將該學會最高金質(zhì)獎章“創(chuàng)建者獎章”授予他。斯文赫定第三次中亞考察（1899—1902年）期間，斯坦因也進行了他的第一次中亞考察（1900—1901年），對斯文赫定的首要中亞探險家地位形成沖擊，但在地理學界仍無法超越斯文赫定的聲望�；始业乩韺W會于1902年12月再邀斯文赫定訪問英國，將該學會新設立不久的終身成就金質(zhì)獎章“維多利亞獎章”頒授給斯文赫定。斯文赫定第四次中亞考察（1905—1909年）期間，斯坦因也進行了他的第二次中亞考察（1906—1908年）。由于英國媒體的刻意宣傳，斯坦因有超越斯文赫定的趨勢。斯坦因于1909年5月獲得皇家地理學會“創(chuàng)建者獎章”，斯文赫定于1909年11月被英王愛德華七世冊封為名譽印度帝國高級爵士，斯坦因于1912年6月被英王喬治五世冊封為印度帝國高級爵士，兩人在中亞探險領(lǐng)域形成并駕齊驅(qū)的局面。1912年以后，斯文赫定逐漸卷入歐洲政治沖突中去，也開始疏遠皇家地理學會。斯文赫定于1912年1月出版反俄著作《一個警告》，導致俄羅斯帝國地理學會將他除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4—1918年）爆發(fā)后，斯文赫定反對俄羅斯、法國、英國等協(xié)約國，親近奧匈帝國、德國、土耳其等同盟國，于1914年9—11月隨德軍考察西歐前線，于1915年出版為德國軍隊歌功頌德的著作《來自西部前線》，導致法國巴黎地理學會于1915年將斯文赫定除名，皇家地理學會也于1915年3月22日取消了斯文赫定的名譽通訊會員資格。從此，斯文赫定與皇家地理學會乃至整個英國學術(shù)界的關(guān)系全面惡化，而且再也未能恢復。1925年以后，受國際大環(huán)境的影響，斯文赫定與斯坦因之間的私人關(guān)系也不再繼續(xù)。當斯文赫定籌備他的第五次中亞考察（1927—1935年）時，一反其他西方國家拒絕與中國學術(shù)界合作的傳統(tǒng)傲慢態(tài)度，于1927年4月26日與中國學術(shù)團體協(xié)會代表簽定《中國學術(shù)團體協(xié)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將其第五次中亞考察轉(zhuǎn)化為“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西北科學考查團活動初期，斯文赫定以間接方式配合中國學術(shù)團體協(xié)會等組織，先后抵制了德國特林克勒爾中亞考察隊、美國安助斯中亞考察隊、法國雪鐵龍中亞考察隊、美-英聯(lián)合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隊等。當強行進行第四次中亞考察的斯坦因于1931年被驅(qū)逐出境后，英美情報部門和輿論界多將導致斯坦因考察失敗的原因之一歸于斯文赫定的暗中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1939—1945年）期間，斯文赫定與納粹德國保持有特殊的密切關(guān)系�？v觀斯文赫定1927年以后的事跡，可以明顯看出，他與皇家地理學會等歐洲學術(shù)機構(gòu)之間長期不和的關(guān)系，可能是導致他經(jīng)常特立獨行的原因之一。

《蔣孝琬生年考證》，發(fā)表于《西域研究》2014 年第1期。

蔣孝琬于1885—1922年間在新疆各地為多名文武官員充當師爺，又為斯坦因效力兩年，為英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機構(gòu)服務14年，活躍于新疆歷史舞臺共計37年，其間為英國人效力16年，目睹、親歷或參與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無論從近代新疆地方史的角度講，還是從中國新疆與英屬印度之間關(guān)系史的角度講，蔣孝琬的生平事跡都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蔣孝琬又是一個長期處于歷史舞臺邊緣的配角，終生不過擔任師爺、助手、秘書之類，從未躋身于近代新疆政治、經(jīng)濟、文化歷史的主流，因而不可能留下太多的傳記資料，后人無從全面而仔細地觀察、研究他。學術(shù)界對蔣孝琬的研究明顯不足，標志之一便是對其基本傳記資料掌握不充分，甚至對其生年一無所知。關(guān)于蔣孝琬的生年，長期以來顯得撲朔迷離。本文依據(jù)筆者多次赴英國倫敦、牛津等地研究新疆史檔案過程中搜集到的一批有關(guān)蔣孝琬的資料，正在為蔣孝琬立傳，首先必須解決其生年問題。斯坦因檔案中保存的蔣孝琬記錄中，出現(xiàn)過5條記載，直接或間接涉及蔣孝琬年齡或生年，足以彌補蔣孝琬生年之缺。但這5種說法不盡一致，前后竟有10年的時間差。本文分析了英國藏斯坦因檔案中涉及蔣孝琬生年的5種不同說法，即1908年5月2日蔣孝琬明示的1868年、1918年7月10日馬繼業(yè)暗示的約1859年或1860年、1919年9月25日巴奈爾曼暗示的約1858年或1859年、1921年12月22日蔣孝琬暗示的約1861年或1862年、1922年3月29日埃瑟頓明示的1858年，最終認定1858年應被視作蔣孝琬的確切生年。

注：2010年立項的重大項目主要填寫2012年6月以來的研究成果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