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韓國的朱子學者雖然生活語言不通，文化傳統(tǒng)有別，但共同使用漢字和學術語言，以漢文儒學典籍為經(jīng)典；他們不僅和經(jīng)典文本與古人進行交流，也產(chǎn)生了相互之間的交流。
朱子即朱熹（1130—1200），我國南宋著名哲學家、理學大師，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學說體系在古代被稱為朱學，近代學術亦稱之為朱子學。在歷史上，以理性本體、理性人性、理性方法為基點的朱子哲學不僅是12世紀以后中國的主流思想，還曾廣泛傳及東亞地區(qū)，對朝鮮半島以及日本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至朱子學傳入朝鮮半島始，經(jīng)朝鮮李氏王朝的發(fā)展，在16世紀后半期達到興盛，到19世紀朱子學已成為朝鮮半島的主流學術，居于正統(tǒng)地位。在韓國歷史上的朱子學多被稱為性理學，同時朱子學促成了朝鮮朝時代的學術繁榮，也形成了韓國性理學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論發(fā)展。
朝鮮朝時代朱子學的貢獻
總的說來，朝鮮朝時代的朱子學家，如李退溪、李栗谷，對朱子有深刻的理解，對朱子哲學的某些矛盾有深入的認識，并提出了進一步解決的積極方法，揭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學中隱含的、未得到充分發(fā)展的邏輯環(huán)節(jié)。
比較起來，朝鮮朝性理學討論的“四七”問題，在中國理學中雖有涉及，但始終未以“四端”和“七情”對舉以成為討論課題，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說中的矛盾之處。在這一點上，朝鮮朝時代的性理學有很大的貢獻。朝鮮朝時代的朱子學的“四七之辯”看到了朱子哲學中尚未解決的問題而力求在朱子學內(nèi)部加以解決?！八钠咧q”等朱子學的討論顯示出，朝鮮朝的朱子學家對朱子哲學的理解相當深入，在某些問題和方面有所發(fā)展，在這些方面思考的深度都超過了同時代明代的朱子學。同時，16世紀的朝鮮半島的朱子學對明代正德、嘉靖時期的陽明心學以及羅欽順的理學思想，皆從正統(tǒng)的朱子學立場上作出了積極回應和明確批判，在這方面也超過了明代同時期的朱子學。
這顯示出，只有把朱子學研究的視野擴大到東亞，才能看到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深度對話。如果說在明代的學術思想中看不到朱子學的內(nèi)部批評 （如對于羅欽順的批評），看不到朱子學對陽明學的同時代的深度理論回應，那么這些都可以在朝鮮朝的朱子學里找到。韓國朱子學的討論表明，新儒學即性理學的討論空間在中國和韓國之間已經(jīng)連成一體，成為共享共通的學術文化?？梢娧芯恐熳訉W、陽明學及其回應與互動，必須把中國和韓國的性理學綜合地、比較地加以研究。
東亞朱子學中心的移動
在歷史上，與政治的東亞不同，從東亞文化圈的觀點來看，朱子學及其重心有一個東移的過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學在中國再未出現(xiàn)有生命力的哲學家，雖然朱子學從明代到清代仍然維持著正統(tǒng)學術地位，但作為有生命力的哲學形態(tài)在中國已經(jīng)日趨沒落。
與中國明代中后期心學盛行剛好對應，16世紀中期朱子學在朝鮮半島獲得了發(fā)展活力，達到了相當?shù)纳疃?，朱子學的學者群體也具有了相當?shù)囊?guī)模。這一方面表明了朝鮮性理學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學的重心已經(jīng)移到朝鮮半島而獲得了新的發(fā)展、新的生命，為此后在東亞的進一步擴大準備了基礎和條件。如果說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現(xiàn)標志著朱子學的中心在16世紀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朝鮮半島，此后，當17世紀以后朝鮮后期實學興起，朱子學的重心則進一步東移，朱子學在整個東亞實現(xiàn)了完全的覆蓋，成為近世東亞文明共同分享的學術傳統(tǒng)，成為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xiàn)。
因此，雖然朱子是東亞朱子學的根源，但中國朱子學與韓國朱子學，不是單一的根源與受容的關系，朱子學文化的中心在東亞的視野下是可以移動的。沒有東亞的視野，就不能了解朱子學中心的轉(zhuǎn)移和變動。
東亞朱子學的普遍性
近世以來，東亞各國朱子學使用共同的學術概念，具有共同的問題意識，認同共同的學術淵源，共同構(gòu)成了這一時代的理學思想、討論、話語。中國和韓國的朱子學者雖然生活語言不通，文化傳統(tǒng)有別，但共同使用漢字和學術語言，以漢文儒學典籍為經(jīng)典；他們不僅和經(jīng)典文本與古人進行交流，也產(chǎn)生了相互之間的交流。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積極地發(fā)展了理學的思考，為東亞地區(qū)的朱子學普遍性體系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用“一體和多元”來觀察東亞朱子學的橫向面貌，目前較為大家所接受，就是說東亞朱子學在體系上內(nèi)在的是一體的，而中國朱子學、韓國朱子學等不同國家地區(qū)的朱子學又有自己關注的問題，形成朱子學的多元面貌。另外也可以看出，16世紀的朝鮮半島朱子學與12世紀以后的中國朱子學相比，在理學的話語、概念、問題意識方面，哲學的普遍性討論是主體，而附加其上的具體性、脈絡性、地域性的因素是次要的。如不能說“四七”的討論及其出現(xiàn)是朝鮮朝特定社會政治的特殊性造成的，“四七”的討論更多地是朱子學內(nèi)在、深入的探究使然。強調(diào)脈絡性，則把“四七”的討論看成朝鮮朝政治社會的因素的直接結(jié)果。而強調(diào)普遍性，才能確認“四七”的討論是更深層次的朱子學討論，才能認識朝鮮朱子學的理論造詣和成就。朱子學以其普遍性的義理吸引了東亞各個地區(qū)的學者，為這些地區(qū)的士人提供了理論思考的框架和工具，提供了價值、道德、倫理和世界觀、宇宙觀的基礎，成為這一地區(qū)共通的學術文化，這在中國和韓國最為明顯。
當我們把文化的視野擴大，超出一個國家的邊界來看，理學不僅是11世紀以后中國的思想體系，而且是前近代東亞各國占主導地位或有重要影響的思想體系。因而，說理學是近世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xiàn)、共同成就、共同傳統(tǒng)，是不算夸張的。只有把東亞各國朱子學的貢獻都展示出來，才能把朱子學理學體系的所有邏輯環(huán)節(jié)和思想發(fā)展的可能性都盡可能地揭示出來，才能把理學和東亞不同地域文化相結(jié)合所形成的各種特色呈現(xiàn)出來。不綜合地研究中國和韓國的朱子學，就不可能了解朱子學體系包含的全部邏輯發(fā)展的可能性，不可能了解朱子學思想體系被挑戰(zhàn)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學多元發(fā)展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確認朱子學在各個時期的發(fā)展水平，從而全面了解朱子學。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儒學史·宋元卷”主持人、清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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