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化系榮休教授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先生喜逢80大壽。從20世紀60年代起，孔飛力就開始致力于中國近現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90年代又轉向研究中國海外移民史。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其中國學研究向來以眼光獨到、識見精深、常領風氣之先而著稱。

　　追溯中國近代社會如何“脫胎換骨”是其研究主線

　　孔飛力早年師從費正清、史華慈，是第二代美國中國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不同于第一代，他秉持這樣的中國史觀：近現代以前的中國社會雖然衰落但并非停滯不前，社會和政治體制的新形式從內部產生。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不斷積聚新因素，不斷從內部傳統(tǒng)出發(fā)，邁向現代的過程。他反對用“王朝循環(huán)論”或“沖擊反應”論來解讀中國近代史，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自身的延續(xù)性、再造性和堅韌性。筆者認為，追溯中國近代社會如何“脫胎換骨”（即脫于傳統(tǒng)之“胎”，竭力改換近代制度之“骨”），是孔飛力半個世紀中國學研究一以貫之的主線，此說亦得到孔飛力本人首肯。

　　由此觀之，孔飛力的學術研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發(fā)表博士論文開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清朝地方軍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國運動、清末及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等問題，是謂中國社會的近代“胚胎”孕育和“胎動期”�？罪w力分析了中國社會自身動蕩不安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傳統(tǒng)國家權威的衰落和紳權的擴張。第二階段，從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飛力通過對清宮檔案的解讀，出版《叫魂》。此書解析了1768年發(fā)生在乾隆朝的 “叫魂”妖術案件，意在剖析近代脫胎于怎樣的一個“母體”。叫魂危機揭示了傳統(tǒng)中國之“受困擾社會”特征和官僚君主制架構。第三階段，90年代以來，孔飛力分析“現代國家的起源”，考察從魏源到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史演變，總括性地討論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換骨”問題。第四階段，90年代中期以來，孔飛力將目光轉向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孔飛力認為，海外移民史脫于國內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與近代以來的商業(yè)化、城市化相關，大規(guī)模的海外移民史發(fā)生在近代以后，是近代發(fā)展的結果。

　　注重對中國原始檔案的運用

　　孔飛力的中國學研究尤以眼光獨特為人稱道。其成名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對“叛亂的敵人”即鎮(zhèn)壓太平軍的各種武裝的分析篇幅遠遠超過了對“叛亂”本身的分析，這一視角在太平天國運動史研究中可謂獨樹一幟。他從社會史角度分析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革命過程中地方軍事化對中國社會結構帶來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中國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這一研究充分體現了60年代美國中國學研究受年鑒學派影響所產生的社會科學化傾向。他的另一本著作《叫魂》，在對史料的選擇、運用和解讀上更讓學者們發(fā)出“學問原來還可以這樣做”的感慨，孔飛力以敏銳的眼光發(fā)現這一清宮檔案的不同尋常，運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路數，將史料的豐富意蘊以“說書人”的方式演繹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孔飛力是一位治學嚴謹的歷史學家。他在研究中講求概念的精細分析，對易于混淆的概念必首先下力澄清。他在其1964年的博士論文《太平叛亂時期的中國民兵：團練的理論與實踐》中，首先對“民兵”和“軍事化”這兩個常被混用的術語進行辨析。在海外移民史研究中對“文化資本”、“歷史資本”、“儒家資本主義”以及所謂先驗的“中國性”等概念的辨析，都極見功力。此外，孔飛力還十分注意中西方語境的差異，反對不加區(qū)分地在中國史研究中簡單套用西方學術術語。他在1991年的一篇題為《公民社會與體制的發(fā)展》的文章中對美國學界運用 “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理論來解釋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變遷提出了批評，并質疑哈貝馬斯“公共領域”范式是一種哲學目的論，其與歷史學家探究真實的歷史描述差異甚大�？罪w力治學嚴謹還體現在他十分注重對中國原始檔案的運用，《叫魂》一書正是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宮檔案而成的力作。從準備博士論文（1964年）到正式發(fā)表（1970年）用時6年，之后20年才有《叫魂》問世，12年后出版《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慢工出細活”的著述風格再次體現了他治學之嚴謹。

　　重視理論范式對歷史研究的指導作用

　　孔飛力的中國學研究，還體現了美國中國學研究重視理論范式對歷史研究的指導作用的特點。以理論和解釋見長，已成為美國中國學的顯著特色和優(yōu)勢。例如，孔飛力早年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大量運用了社會學的階層理論和社會結構理論，以及政治學關于權力和政治結構的理論。他關于海外華人移民史的研究，運用了歷史生態(tài)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學科的范式。

　　孔飛力不僅是一個有著嚴謹理性的學者，而且是一位有著濃厚人文精神和強烈現實關懷的學者。他對清末起義書生領袖鐘人杰抱有深切的同情。他曾親口對筆者說：我是喜歡鐘人杰的，因為他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官逼民反是值得同情的�？罪w力認為，“歸根結蒂，我們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將意義賦予生命——盡管這種意義有時并不是顯而易見的�！�

　　孔飛力還是一位開風氣之先、不斷超越自我的學者。他曾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反對“沖擊反應”論。進入90年代，孔飛力轉入海外移民史研究，他的海外移民史研究所跨時間長、空間范圍大，在同類研究中實屬罕見，體現其一貫的年鑒史學派特征和9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研究將中國史與世界史相融合的新趨向。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