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國家社科基金支持下，我國文學學科建設和學術發(fā)展獲得了“質”和“量”的雙提升。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文學研究在多領域、多層次展開，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優(yōu)秀成果。在尊重學科發(fā)展規(guī)律和學術研究特點的基礎上，國家社科基金通過制定學科發(fā)展規(guī)劃、增加資助項目數量、加強項目后期管理等措施，著力發(fā)揮示范和引導作用，推動文學研究有序開展和學術建設繁榮發(fā)展。
據統(tǒng)計，從立項數量來看，中國文學從2008年的159項增至2012年的399項，年均增長率達到37.73%；外國文學5年來的立項數年均增長率達到51.28%。在2012年所立文學類518個項目中，包括重大項目26項、重點項目24項、一般項目200項、青年項目135項、西部項目52項、后期資助項目64項，此外還有中華學術外譯項目7項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10項。從選題內容及其取向上看，項目課題基本涵蓋了文學研究的熱點和難點，一方面與社會發(fā)展和世界學術研究新趨向保持同步，在理論發(fā)現和文學實踐兩方面都保持了學科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結合中國文學及民族文學發(fā)展的鮮明特色，對國學、民族文學、民俗學等中華民族經典文化的發(fā)掘、繼承、弘揚和創(chuàng)新給予了有力支持。
以多元視野多種方法審視傳統(tǒng)經典
文學與文化經典研究一直是國家社科基金在文學研究領域支持的重點。在2012年的基金項目中，研究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寶藏更是一大重心，如2012年所立基礎研究類重大項目，大多數是以文學經典作品如詩詞、經文等為研究對象，其中涉及敦煌文獻及文化研究的就占據了4個席位。對文學經典的發(fā)現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方法的更新而不斷推進的，所以在重大項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獻整理”與“重編”是基金扶持的重點，其中對《魯迅手稿全集》的文獻整理與研究更是分成了A卷和B卷兩個重大項目予以支持。通過對文獻的整理與重編，文學研究得以與時俱進，更重要的是，這種與時俱進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如南開大學李治安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遺存資料的搶救、發(fā)掘及整理研究”、揚州大學錢宗武的“《尚書》學文獻集成與研究”、浙江大學周明初的“《全明詞》重編及文獻研究”等，對文獻所進行的系統(tǒng)發(fā)掘、整理工作將為相關領域研究打下堅實基礎，并造福后代學者。
以文獻整理等工作為基礎，很多項目兼顧了多種研究方法的運用，這種現象在青年項目中尤為突出，從而催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如吉林大學由興波所負責的“北宋詩學思想與書法理論比較研究”成果《蔡襄詩學思想與書法理論比較研究》，以詩風和書風的比較研究來觀察北宋文風特征，以文學和藝術相結合的眼光進行詩學評論，視角獨特新穎。再如，紹興文理學院邢蕊杰所負責的“清代兩浙文化家族聯姻與文學發(fā)展關系研究”成果《明末清初陽羨姻戚曲家群體及其戲曲活動探論》，通過社會學和文學研究方法相結合，以“家族”“家庭”等關鍵詞解讀明末清初戲曲現象，取得了一定突破。更為可喜的是，在以經典研究方法作為治學根基的同時，出現了以信息科學等現代科學方法進行系統(tǒng)整理和研究的項目，如敦煌研究院馬德的“敦煌遺書數據庫建設”、武漢大學王兆鵬的“唐宋文學編年系地信息平臺建設”，以及中國社科院劉京臣的“宋代文學地圖數字分析平臺研究”等，以先進的信息化手段對文獻資料進行全面研究，使傳統(tǒng)文學與文獻學科日益趨近理論學術前沿。
在扎實理論研討基礎上進行拓展創(chuàng)新
縱觀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部分已發(fā)表的成果，可以看出，它們都具有開放式研究的特征：對文學現象或文學成果不急于下定論，對文學理論和哲學理論不急于上手使用，對已有成果和論述不急于套嵌、引用。這些都體現了新時期文學研究的科學態(tài)度。
據統(tǒng)計，2012年文學類基金論文共涉及基金項目929個，其中中國文學項目757個，外國文學項目172個。不難發(fā)現，“貼標簽”式的論文已基本消失，論文作者對新觀點的提出都表現出謹慎的態(tài)度。以引用量為例，從排名前20位的研究成果分析可見，多數文章都以一個關鍵詞或一個關鍵概念作為論述重點，且出現了大量總結評述類文章。如被引用3次的《新中國六十年奧斯丁小說研究之考察與分析》一文，以奧斯丁小說為例透視了國內奧斯丁研究的歷史進程，并借此指出我國學者對外國作家進行研究時，對作家隨筆類寫作關注不足的缺陷。這類文章或討論已有研究成果的價值并發(fā)掘繼續(xù)研究的空間；或仔細考察新理論的使用限度，在此基礎上進行多重視角的解讀；或以文本細讀與社會歷史批評相結合的方法豐富了文學史的寫作與理論，等等。在眾聲喧嘩之中，文學研究找到了具有一定規(guī)范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表現在文學理論范疇內即是對傳統(tǒng)理論的省思和創(chuàng)新加強了，強調經典文學理論的新理解；對新理論的態(tài)度從一味接受到主動思考，發(fā)表了一批有創(chuàng)見、具有借鑒意義的研究成果。如江西師范大學賴大仁的《當代文論變革中的科學性與人文性問題》和《當代文論嬗變：知識生產與理論重建》，對“羅列各種中外文論知識、成為一種平面化理論知識的集束式堆積”提出批評，對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歷史進行反思，并對未來發(fā)展提出建設性意見。
青年項目西部項目勇于探索各展異彩
2012年，文學類青年項目和西部項目成果喜人。這些成果極具特色和學術價值，表明我國文學研究事業(yè)興旺發(fā)達、后繼有人。
文學類青年項目在繼承文學研究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對新領域、新問題表現出較大偏好。青年學者視野開闊、思維敏捷，很好地拓展了文學研究發(fā)展的新方向，如對敘事學、傳播、影響與接受、文學社會學等的研究，都呈現出向新領域開拓的鮮明特征。同時，不少青年學者也致力于豐富、完善已有研究成果。如，中國社科院青年學者夏薇的《蒙古王府本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研究》，將《紅樓夢》蒙本補抄的57回至62回的具體問題進行整理分析，對之進行勘誤，修正了其中的相關問題。此外，青年項目的多元發(fā)散研究也是我們應當抱以期待的，也許其中部分成果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青年學者們認真負責、積極求索的治學態(tài)度和優(yōu)良學風是值得肯定的。
文學類西部項目所取得的成果，揭示出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尚有一座亟待進一步發(fā)掘的寶庫——地域文化和西部文學。在這種情況下，“地域”“少數民族”等關鍵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主流文學領域。譬如，2012年立項并在當年就發(fā)表成果的西部項目共有12個，這些成果從地方性文學知識入手，為我們揭示出文學、歷史的另一層面貌，表征了地域文學、文化對主流文學、文化的潛在影響。多民族的文學與文化知識不斷進入主流知識界，勾畫出文學發(fā)展的內在豐富性和多樣性。如四川師范大學楊亦軍的《西域與唐詩的變奏：從邊塞詩、山水田園詩到樂舞詩》一文，以不同文化類型詩歌的“和聲”現象對唐詩研究做出了另一種嘗試，充實了這一領域的知識寶庫。
文學翻譯研究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
我國對文學翻譯進行系統(tǒng)研究起步較晚，文學翻譯理論研究和實踐需要不斷加強，而國家社科基金在這方面的推動作用表現明顯。
從項目立項來看，2012年立項的文學類項目，重大項目有四川大學劉亞丁的“俄羅斯《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譯工程”、中國社科院史忠義的“經典法國文學史翻譯工程”，重點項目有南京大學蔡新樂的“翻譯理論的中庸方法論研究”，青年項目有華中師范大學江帆的“新中國文學對外譯介模式研究”。除此之外，2012年立項的7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更是直接以翻譯的形式促進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主動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從成果產出來看，2012年發(fā)表的文學類論文顯示，文學翻譯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很好地促進了文學的雙向傳播與接受，如天津外國語大學曾瓊的《世界文學中的泰戈爾：〈吉檀迦利〉譯介與研究》，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而南京大學蔡新樂的《中華思想視角下的翻譯理論初探》，通過對西方翻譯理論背后的思維原型展開分析，并以赫曼思對文學翻譯研究的討論為例，探討了中華思想如何在翻譯中顯示其優(yōu)勢及適用性，進而概括出自己獨特的翻譯思路。
（作者高旭東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屹、魏琛琳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任全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計量與科學評價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心課題組成員周霞、蘇金燕、馬冉、余倩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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