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習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提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深刻指出了實現中國夢的前提條件。實現中國夢為什么要走中國道路、怎樣走好中國道路？為什么要弘揚中國精神、怎樣弘揚中國精神？為什么要凝聚中國力量、怎樣凝聚中國力量？本版特組織刊發(fā)三篇文章，從學理層面闡明這些問題，希望有助于人們深化對中國夢的理解，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心聚力。
中國道路的歷史淵源與現實基礎
李淑梅
習近平同志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厘清“中國道路”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對于我們汲取傳統文明精華，增強道路自覺和道路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道路標示行動方向?，F實生活中雖然有多條道路，但只有合乎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體現人民根本利益和期盼的道路才是“人間正道”。這種道路既是歷史進程的延續(xù)，又是連接現實和理想的橋梁，是達到預期目標的唯一正確途徑。中國人民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合乎中國國情、體現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道路，就是弘揚中華文明的道路。習近平同志說：這條道路“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xù)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fā)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承載著中國人民曲折的探索和奮斗歷程。在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將中國推向苦難的深淵。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但因缺乏同西方相抗衡的實力，以致陷入喪權辱國、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西方雖然率先發(fā)展起了工業(yè)文明，但它卻是帶有野蠻本性的資產階級文明。如果說在西方本土，資產階級文明還用體面的偽裝加以掩飾，那么，它在東方國家卻暴露出赤裸裸的野蠻性。馬克思曾經以世界歷史的廣闊視野斥責西方列強在東方的暴力征服和掠奪行徑，他將當時的世界格局概括為“東方從屬于西方”、農業(yè)的民族從屬于工業(yè)的民族。他滿懷信心地預言，東方國家將來會復興起來。就中國而言，究竟走什么道路才能擺脫受欺凌、遭磨難的境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迫切的時代課題。中國人民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斗爭，但最初的救國方案均以失敗告終，它們提供的經驗教訓促使國人另辟蹊徑。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傳播打開了中國人民的道路視域，中國共產黨幾經挫折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使中國獲得了政治獨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堅持現代化的發(fā)展方向，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大力進行工業(yè)化建設，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但是，由于一段時期內我國采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限制資本、限制商品經濟，以為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獨立自主的發(fā)展道路，從而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生產力的發(fā)展，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國通過深刻剖析近代以來的發(fā)展歷程，特別是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后的經驗教訓，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戰(zhàn)略決策，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使中國在歷經多年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后，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歷史昭示我們，只要我們堅持這條道路不動搖，就會使中國蓬勃發(fā)展，展現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著深厚的傳統底蘊。它以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歷史為背景，以深厚的中華文明為底蘊，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風格。作為文明古國，中國在歷史進程中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它源遠流長、綿延不絕，它是中華兒女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根基，它使中華兒女具有共同的歸屬感、認同感，是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不竭源泉。我們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傳承中華文明，肩負起繼往開來的文明創(chuàng)造重任，再創(chuàng)文明輝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洋溢著改革創(chuàng)新活力。它是根據中國國情、在總結其他國家現代化建設深刻教訓、汲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基礎上走出的獨特道路。中國作為貧窮落后的國家，只有進行體制改革才能走向繁榮富強。改革是合乎歷史必然性的選擇，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tài)文明“五位一體”的全面的現代化建設，是中國整個文明形態(tài)的提升，它可以有效避免后發(fā)展國家普遍可能遭遇的困境和陷阱。當然，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它要不斷克服各種障礙、破解各種難題。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社會矛盾多發(fā)、社會風險增大，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民生問題的解決、固有利益鏈的打破、權力腐敗的懲治、個人合法權利的維護、平等發(fā)展機會的創(chuàng)造等，都具有相當大的難度。這就要求我們以堅強的毅力、高超的智慧攻堅克難，穩(wěn)步推進改革，避免社會動蕩，減少改革代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彰顯著開放的鮮明特征。中國遵循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相互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抓住戰(zhàn)略機遇期努力發(fā)展自己，同時充分顧及別國利益。因此，中國的發(fā)展對于其他國家具有正面的影響作用。中國的和平發(fā)展摒棄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野蠻掠奪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做法，揚棄了資產階級文明中的有益成果，為我所用。這充分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高度文明的發(fā)展道路，它既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大道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對人類文明發(fā)展大道的豐富和拓展。中國道路的成功對于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維護世界和平具有積極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群眾是人類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民卻無法享受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明果實，文明的創(chuàng)造和文明成果的享受是相互分離的。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就是為了實現人民的文明創(chuàng)造和文明成果享受的統一，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實現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共同享受的道路。人民既是中國道路的締造者，也是中國道路的受益者。這條道路從人民的需要、利益、期盼出發(fā)，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和首創(chuàng)精神，維護每個人的合法權利和合理利益，向著惠及13億人的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前進。正因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夠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
中國道路正在我們腳下向前伸展，它是提振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最終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展望未來，前程似錦，只要我們在新的征程上凝心聚力，共同奮斗，就一定能夠將美好夢想變?yōu)槊篮矛F實。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認同視角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建設研究”首席專家、南開大學教授）
中國精神的傳統基源與現代轉換
劉成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中國精神不是一個新問題。它的直接源頭是19世紀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帶來的國家意識的覺醒。關于這一問題之于現代國家的重要性，梁啟超曾于1902年《新民之議》一文中指出：“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蹦敲?，決定著中國歷史存續(xù)與現代命運的精神是什么？自嚴復、梁啟超、辜鴻銘始，中國知識界給出了種種界定，要言之，無非是愛國主義和改革創(chuàng)新兩大主題。正如習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所講：“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精神傳統。中國文明之所以綿延5000余年依然活力充沛，核心力量就是這一民族歷久彌堅的國家認同意識。從歷史看，這種國家認同的形成，與自仰韶文化就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的農業(yè)生產方式有著密切關聯。這種生產方式以家庭為基本單元，以村落為聚居形式，可稱為家庭經濟或村落經濟形態(tài)。由此形成的社會模式則依托于血緣，即由血緣關系構建的家族共同體。與此相應，中國傳統國家基本上是這種血緣關系的放大形式。所謂“國家”，不論是先有國還是先有家，或者先有家再有國，家國一體或家國同構均構成了它最重要的屬性。比如，中國古代的國家政治講究“以孝治天下”，就是要將家族倫理放大為國家倫理，在君臣、官民之間建立一種擬血緣關系。這樣，如果人們認為愛家是無條件的，是人基于血緣的自然本能，那么在國家層面，愛國就同樣不需要理由，它發(fā)于情感，同時也是人應自動承擔的政治責任。
在傳統中國，由于家族模式被視為國家建構的范本，使得傳統的愛國主義帶有強烈的倫理或宗族屬性。比如，在現實層面，家庭內部有父親，與此對應，國君或帝王則被視為天下人共同的家長。這樣，家庭內部的孝也就自然而然地轉換成了對國家的忠。在歷史層面，家族史與民族史被以類比的方式推演出來，即：家族因有共同的祖先而有了團結互愛的理由，民族則因共同作為炎黃子孫而擁有了與家族類似的一體性。這種建立在血緣和家族關系基礎上的國家論述，與西方古希臘建立在公平正義基礎上的城邦論述以及基督教基于共同信仰的論述相比，最大的差異就是中國愛國主義精神所體現的倫理屬性。到今天，我們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仍然是在用家族內部的血緣情感，作為民族團結的隱喻。
除了對國家倫理的孕育，中國傳統農耕生產方式的另一項重大成就，是在人與土地之間建構起了牢固情感。農耕是用鋤頭與大地對話的生產方式，對土地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中國藝術之所以歌詠自然、哲學之所以講“天人合一”，都離不開農耕文明所構建的這種人地關系。同時，土地是農耕民族最重要的財富，這種財富的最大特點是不可移動。中華民族之所以眷戀故土、安土重遷，根本原因就是他的財富是非便攜的，對土地的依附是他面對時局變亂不得不作出的選擇。據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是和愛土地的意識密不可分的。每個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眷戀，其實也就在國家層面匯聚成了普遍性的愛國情感。
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是被“鄉(xiāng)土中國”限定的愛國主義。這使其在現代社會具有作出調整的必要。30余年來，經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社會不再是傳統的農業(yè)社會。農業(yè)人口的流動、尤其是當代社會的城市化進程，導致很多農民改變身份，成為城市居民。這種趨勢，使傳統上建基于土地、村落、宗族基礎上的家國情感，有從內部被掏空的風險。但是從歷史看，愛國主義精神一方面來自農耕文明的孕育，另一方面，經過儒家數千年的人文教化，它已從實踐形態(tài)轉化為觀念形態(tài)，即它已擺脫生產方式的束縛，成為一種全民族的共同價值觀。同時，社會對民主、公平、正義等現代價值原則的接受，則為愛國主義提供了新的內容。據此可以看到，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碰撞和激蕩中，愛國主義其實存在著變與不變的雙重維度：從變的角度看，市場經濟以及民主、公平、正義等觀念，有助于使傳統愛國主義擺脫基于血緣本能的盲目性，變得更趨理性；從不變的角度看，傳統文化培育出的基本價值觀，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國家內部反分重合、人際之間重德守信、個體自強不息等，則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認同，具有超越時代的精神特性。這意味著，現代形態(tài)的愛國主義，既深植于傳統，又是以傳統為基礎“接著講”的。這種“接著講”的特性意味著，既然中國精神包括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兩方面，那么這種創(chuàng)新精神本身就包含著對愛國主義的重新定義，并賦予它時代性的內涵。
關于改革創(chuàng)新，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批判，最重要的指向就是它的封閉守舊。但這種觀點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時也存在誤解。從哲學看，中國人自《周易》始，從來是強調“變易”的，對新事物并不抵制。從歷史看，自周王朝封土建藩到清王朝的戊戌變法，從來都不缺乏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這些改革之所以多以失敗告終，并不是因為社會缺乏變革的決心和意圖，而是社會的生產方式對其難以形成有效的支持。按照馬克思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論述，在中國傳統農耕經濟模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政治和文化變革就缺乏基礎，科技創(chuàng)新也缺乏內在動力。也就是說，傳統中國不是缺乏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的問題，而是缺乏新的生產方式對這種意圖提供支持的問題。在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改變了這種狀況，當然也就為改革創(chuàng)新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因此，基于對國家民族負責的精神勇于改革創(chuàng)新，以改革創(chuàng)新的精神應對當代社會發(fā)展中的種種難題，就成了每一個有責任感的中國人所應承擔的歷史使命，這也是愛國主義精神在當代的最重要體現。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原文化發(fā)展與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研究”課題組成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中國力量的主體指向與依靠對象
賀 來
“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從習近平同志的這一論述中，我們可以解讀出這樣的深刻思想：中國力量不是外在于全體中國人的某種抽象存在，相反，全體中國人構成了中國力量的真實主體。人的這種主體性地位和作用，構成了中國力量的基本前提、深厚源泉與根本目標。
人的主體性的自覺：中國力量的基本前提
中國人主體性的自覺，是形成和凝聚中國力量的基本前提。馬克思指出，“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也就是“處于相互關系中的個人本身”。這清楚地說明，社會是人生存和發(fā)展的“舞臺”，而人則是這一“舞臺”上的“主角”。要形成和凝聚中國力量，首先必須自覺意識并承認人的這種“主角”地位，明確“中國社會”與“中國人”之間這種“舞臺”與“主角”的關系。
人的主體性的自覺，要求人們必須確立這樣的自我意識：個人的自主性、獨立性和創(chuàng)造性，都是中國力量的有機構成部分，個人不是中國力量之外的被動客體，更不是中國力量的旁觀者和看客，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理論與實踐都會直接對中國力量產生重要影響，對它的生成和壯大負有重大責任。因此，每個人都應以主人翁的責任感，把個人力量與中國力量內在統一起來。同時，對于整個社會來說，也應當對人在社會發(fā)展中所具有的“主體”地位予以切實的承認和尊重，全社會必須形成這樣的基本共識：中國力量不是個人之上的某種神秘力量，而是內在于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之中；為每個人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和提供機會，壯大每一個人的力量，實質上同時就是在為增強和凝聚中國力量作出貢獻。
確立人的主體性的自覺，將使我們避免這樣一種常見的錯誤認識：把中國力量理解為某種“超個體”的、“無人身”的存在物，視為與人無關的獨立自存的力量。按照這種認識，中國力量仿佛一列迅猛前行的列車，而人則被視為列車上消極被動的“乘客”，“火車”的“起動”、“拋錨”、“加速”等都與之沒有內在的關系。依照此種錯誤觀念的邏輯，中國力量將失去其真實的前提和根基。我們必須牢記馬克思的教誨：“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要知道，中國力量無疑是國家和社會的力量，但它之所以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力量，是因為它在根本上凝結和體現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力量。
人的主體能力的全面提升：中國力量的深厚源泉
中國人主體能力的全面提升，是中國力量綿綿不絕的深厚源泉。社會主義社會之區(qū)別于傳統社會，最根本之處就在于它把人從種種外在束縛和壓抑中解放出來，使人的主體性獲得了廣闊的獨立發(fā)展空間，并因此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生機和活力，成為推動社會發(fā)展最為強大的力量?？梢哉f，整個現代文明社會就是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來的。今天，我們凝聚中國力量，同樣必須依靠并最大程度地煥發(fā)這種人的主體能力。
人的主體能力的提升，最重要的是指人的素質的提高、人的潛能與創(chuàng)造力的釋放和人的現代人格的塑造。人的素質包括人的身體、心理和精神素質，這是主體能力提升的基礎；人的潛能與創(chuàng)造力是在健全的人的素質基礎上，貢獻新知識、新思想的能力，它使人在變幻復雜的現代世界，合理有效地調整人與外界的關系，從而幫助人們更好地認清當下處境和未來方向，更自覺地把握自身命運；現代人格的塑造是人的主體能力的核心內容，它意指個人的自立、自由、自主和自律，這是一個人真正成為“現代人”的根本標志。在人的主體能力的所有這些方面中，蘊含著推動一個社會發(fā)展最為深厚的動力源泉。
綜上所述，我們在關注中國力量時，一定要避免片面地從“客體”視野、從“器物”層面、從“貨幣資本”和“商品價值”角度來理解中國力量的根源，而應自覺認識到：如果不能培育具備現代素質、具有創(chuàng)造精神、人格健全的現代文明主體，那么，即使商品累積、黃金遍地、廣廈林立，也不意味著中國力量的真正形成。
人的主體價值的實現：中國力量的根本目標
人的主體性既是中國力量最深厚的源泉，也是它最為根本的目標。生成和凝聚中國力量，不是為了向外“炫耀肌肉”，更不是為了某種外在的實用目的，而是為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和幸福。不斷提高中國人的主體地位，推動其主體價值的實現，為其生活質量的提高、生存環(huán)境的改善、生命內涵的豐富等提供和創(chuàng)造一切可能的機會和條件，是中國力量最為深層的價值宗旨。
推動人主體價值的實現，集中體現在讓每一個中國人享受到中國力量的壯大所帶來的成果和福祉，盡可能減少在此過程中人們所付出的代價，并因此讓更多的人能夠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夢想。為此，我們必須區(qū)分中國力量中“物的因素”與“人的因素”、“物的價值”與“人的價值”，并自覺地以人的主體價值的實現作為中國力量的價值歸宿。毫無疑問，中國力量會以各種形式體現出來，其中包括GNP的增長、科技水平的提升、物質產品的豐富等，這些都是中國力量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但如果它們是以忽視人的主體價值，甚至是以人的主體價值的貶損為代價的，那么，這就與中國力量的深層價值目標背道而馳。只有充分凸顯人的主體價值，中國力量才能避免盲目性、虛假性與非理性，并因此顯現其人文關懷。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力量將確立其不可動搖的人文價值基礎，并獲得每一個人的真心認同和真誠奉獻。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研究”負責人、吉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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