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署名“空空主人”的《豈有此理》問世。此書第一篇《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第一句即云：“亭林先生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辈贿^，嚴格些說，這八字出自空空道人的概括，顧炎武的原話是：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枪手Ｌ煜?，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國家”和“天下”，是常被前人混淆的兩個概念，空空主人也未免此弊。而顧炎武則作了明確的區(qū)分，“國家”僅是一家之國，即一家一姓的皇朝，“天下”才是普天之下萬眾賴以生存的社會，由此又引申出對國民和臣民這兩個概念及其責任的區(qū)分。國家以百姓為本，也是以天下為本，保護國家，首先得捍衛(wèi)天下，這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在此，顧炎武已經(jīng)提出有關國民意識的問題。

　　這也是明末清初一些杰出思想家共同思考的問題。在顧炎武之前，被譽為萬歷間天下“三大賢”之一的呂坤，有一段話，詞意相仿：“充一個公己公人心，便是胡越一家；任一個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讎。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姓死生，只爭這個些子。”（《呻吟語》卷一內(nèi)篇《存心》）王夫之也有一段相似的話：“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保ā蹲x通鑒論》卷十七）提出“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保ā蹲x通鑒論》卷三十）在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唐甄《潛書》等著作中，都有類似的振聾發(fā)聵之語。

　　盡管語詞相仿，但內(nèi)涵卻未必完全一致。黃宗羲等人的關注點在政治體制，而呂坤和顧炎武的出發(fā)點則在道德教化。《日知錄》卷十三，所論全在風俗、清議、名教、廉恥。顧炎武贊同蘇軾和羅從彥的看法：“歷數(shù)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薄傲異u者，士人之美節(jié)；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日知錄》卷十三《宋世風俗》《廉恥》）即國家治亂，與社會風氣、士民品節(jié)相關。顧炎武的道德說，分兩個層次，一是個人道德：要知恥，有愛心；二是社會道德：要愛國，有社會責任感。后者相同于梁啟超認為“新民”必備的“公德”，章炳麟所說的“革命之道德”?！安W于文”，“行己有恥”出于《論語·顏淵》和《子路》篇。顧炎武將二者合而為一，以此作為治學、立身的準則?！氨Ｌ煜抡?，匹夫之賤，與有責”說，正是正風俗、倡廉恥的重要內(nèi)容。在顧炎武看來，當天下興亡面臨挑戰(zhàn)之際，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作出抉擇，不容回避。唯有責者方有恥，否則，就是無恥之徒。正是有了道德內(nèi)涵，有了知恥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才能擺脫政治瓜葛，拋開利害關系，融入自覺的意識，成為每一個普通人應盡的責任。

　　晚清學者朱一新認為顧炎武“剛介之節(jié)，得諸孟子者尤多”（《無邪堂答問》卷五）。而陳澧從思想淵源著眼，說得更加具體明白：“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zhuǎn)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yǎng)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余?！ち衷诿髂┮嘁幻献右病！保ā稏|塾讀書記》卷三孟子）不過，孟子還是有條件的獻身：“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卷十三《盡心上》）而顧炎武則是無條件、全身心的奉獻，無論窮達，都要兼濟天下。

　　顧炎武生活的時代，是明朝滅亡、滿清入主中原的時代。清軍入關，鐵騎長驅(qū)直下，蹂躪江南，所經(jīng)之處，民眾奮力抵抗。明末愛國志士，殺身成仁，遠較前代為多。顧炎武亦奮身投入抗清斗爭。清初常熟吳龍錫《偶成》詩云：“終南山下草連天，種放猶慚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鵠板，江南惟有顧書年?！保ㄍ鯌读想S筆》卷四）時代的需要，顧炎武的人格魅力，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很自然地承載著更多與氣節(jié)相關的內(nèi)容。特別是當一家之國與萬眾之天下面對共同的威脅，同仇敵愾、休戚與共之際，這八字，更被賦予了深明民族大義、抵御外侮的含義。

　　晚清外患頻仍、民族矛盾異常尖銳，正與明末清初相仿?？湛罩魅撕皖櫻孜涞年P注點雖然不同，但他所概括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因簡潔明白，在新的歷史時期，成了朝野各界人士表達救亡的心聲。曾國藩于清代學者，最推崇顧炎武，曾命其子曾紀澤繪古今圣哲圖像，自文王、周公直至當代，共三十二人，藏于家塾，其中就有顧炎武，并作文贊道：“我朝學者，以顧亭林氏為宗，《國史·儒林傳》襃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二《圣哲畫像記》）其幕僚周騰虎赴上海催餉，臨行前，曾國藩贈以“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在與沈葆楨的信中，他同樣從正人心、維風俗、倡廉恥著眼，以此相勸勉：

　　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曾文正公書札》卷四）

　　張之洞的《勸學篇》，堪稱洋務派的綱領性文獻，開篇即標舉顧炎武的“匹夫有責”說：“范文正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茍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蛞孕悴潘危握邘缀危恳幻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于盤石，無能傾覆之者?！保ā秳駥W篇》卷上《同心第一》）

　　清末國益危，憂益深，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高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說，以激勵士氣，鼓舞民心。梁啟超生平最敬慕顧炎武為人，深信他不但是經(jīng)師，而且是人師。認為明清之際抗清義士的壯舉，喚起近代民族意識的覺醒；近數(shù)十年以經(jīng)術影響政體，也是繼承了顧炎武等人的學術精神。其《戊戌政變記》，內(nèi)引黃遵憲《南學會第一次講義》：“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況一鄉(xiāng)一邑之事，而可諉其責耶？顧亭林言風教之事，匹夫與有責焉。曾文正公論才，亦以風俗為士夫之責。愿與諸君子共勉之而已。”（《戊戌政變記》附錄《湖南廣東情形》）

　　1915年5月，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條約”（二十一條），梁啟超論中日交涉，作《痛定罪言》，最后說：“今欲國恥之一灑，其在我輩之自新。我輩革面，然后國事始有所寄……我勿問他人，問我自己。斯乃顧亭林之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保ā讹嫳液霞の募分?br>
　　1936年，章炳麟去世，蔡元培贈挽聯(lián)：“后太沖炎武且二百馀年，驅(qū)韃復華，竊比遺老；與曲園仲容兼師友風義，甄微廣學，自成一家?！闭卤氤趺麑W乘，字枚叔，后改名絳，號太炎，就是表明自己是黃宗羲（太沖）、顧絳（炎武）抗清遺志的繼承者。他從革命道德的需要出發(fā)，強調(diào)“匹夫有責”說的積極意義：

　　如上所說，則道德墮廢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術？固不可知。雖然，必待由、光、夷、齊而后正之，則如河清之不可俟矣。昔顧寧人以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錄》，曰：“……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卑福侯櫵^保國者，今當言保一姓；其云保天下者，今當言保國。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責”之說，今人以為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經(jīng)濟之云云。吾以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賢善俗，舍寧人之法無由。（《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革命道德說》）

　　章炳麟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道德狀況，以及革命黨人道德墮落的問題，提出以顧炎武有關道德的學說，特別是知恥、重厚、耿介這三條，作為拯救社會道德淪喪、提升革命黨人素質(zhì)的良藥。

　　蔡鍔在就任云南新軍協(xié)統(tǒng)時，受云南新軍第十九鎮(zhèn)統(tǒng)制鐘麟同委托，為培養(yǎng)新軍，編精神講話，于是摘錄曾國藩、胡林翼“洞中竅要，深切時弊”的言論，分類編輯，成《曾胡治兵語錄》。其第七章《公明》，就引了上述曾國藩致沈葆楨的一段話。

　　隨著清朝的滅亡，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無論觀念怎么更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由于始終具有激發(fā)世人愛國熱情的積極意義，因此傳誦眾口，成了留給后世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

　?。ㄗ髡邽槿A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