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陳獨秀致朱家驊信，信中提及“承賜國幣八千元”。

　　晚年的陳獨秀，生活于貧病交迫中，一直沒有固定的經(jīng)濟收入，主要經(jīng)濟來源是朋友的捐助。多年來，海內(nèi)外陳獨秀研究界在涉及陳獨秀晚年對于各方面捐款的態(tài)度時一般都認為，但凡國民政府方面或者政府任職者所贈送的金錢，陳獨秀是一律予以拒收的。筆者認為，這與史實不符。

　　筆者最近查閱朱家驊檔案時，發(fā)現(xiàn)了若干封朱家驊與晚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時的往來信函，全是為在經(jīng)濟上接濟陳獨秀的事，這幾封信也反映了陳獨秀最后兩三年與國民政府方面關(guān)系的一個真實側(cè)面，故在此對之略加解讀。以下是筆者查到的6封原信：

　　1、朱家驊致陳獨秀（1940年7月17日）

　　仲甫先生大鑒：

　　暌違既久，咨覲末由，時寄消息于風聲，托舊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別也。比者側(cè)詞文旆，入川體頗不適，便欲詣前敘其悃愫，絆于部務，未果所懷。故請張國燾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醫(yī)藥費一千元，幸善攝衛(wèi)，早日復安，臨楮布臆，不任遲懸，敬頌痊祺。弟朱家驊。7月17日。

　　2、朱家驊致陳獨秀（1941年3月6日）

　　仲甫先生道鑒：

　　客秋國燾兄返后，詳述尊況，并奉惠書，快何如之。近聞貴體欠和，時思趨承話言，回冗未果，不審比來尊恙如何，甚懸懸也。茲特邀國燾兄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醫(yī)藥費五千元，敬希哂納，并祈珍攝是幸。耑此敬頌臺綏。弟朱家驊。3月6日。

　　信稿右上角簽有“密”字。

　　3、陳布雷致朱家驊（1942年1月17日）

　　騮先我兄大鑒：

　　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jīng)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zhuǎn)致。當飭公費股周股長奉上，送到時請察收賜復（電話告弟即可）為荷！即頌時祉。弟陳布雷。1月17日。

　　旁邊批有“收到后當即派張國燾同志送去”字樣，應為朱家驊身邊工作人員所批。

　　4、朱家驊致陳布雷（1942年1月20日）

　　布雷吾兄勛鑒：

　　十七日手筆敬悉，關(guān)于一次補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義轉(zhuǎn)致一節(jié)，俟收到后，當即派張國燾同志送去也。知關(guān)厪注，敬先奉復，祗頌勛綏。弟朱家驊。1月20日。

　　信稿右上角簽有“密”字。

　　5、朱家驊致陳獨秀（1942年1月27日）

　　仲甫先生大鑒：

　　頃來不審道履何似，屢思趨候，以職事牽人，迄今未果。茲讬張國燾兄轉(zhuǎn)奉國幣八千元，聊將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頌時綏不宣。弟朱家驊。1月27日。

　　信稿右上角簽有“密”字，右邊注有“已由甘秘書呈簽后送交張君”。

　　6、陳獨秀致朱家驊（1942年1月29日）

　　騮先先生臺鑒：

　　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并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將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后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并謝高誼，余不盡焉。弟獨秀啟。1月29日。

　　以上這6封信件反映的情況，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其一，朱家驊資助陳獨秀是三次，而不是一次。這種資助在形式上不附帶任何條件、當然也包括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均是以醫(yī)藥費、困難補助費的名義致送。但幾次都以秘密的方式進行，表明國民黨方面也是有所考慮的，是不欲外界知道他們對陳獨秀的資助，還是對陳獨秀確實抱有某種期待，筆者尚不便隨意推測。

　　其二，這種資助不是朱家驊個人的行為，經(jīng)費來源應是國民黨官方，以朱家驊的名義，經(jīng)過張國燾送給陳獨秀的。此點在1942年1月那一筆尤為明顯，陳布雷說是“經(jīng)呈奉諭示”，應該是經(jīng)過了蔣介石批準，直接的動機是“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國民黨方面為讓陳獨秀接受這種資助，也還是想了一些辦法，即以朱家驊個人的名義，通過張國燾轉(zhuǎn)交。朱家驊是留德博士，1917年即在北京大學教過德文，1924年任北大地質(zhì)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過中山大學副校長、校長，中央大學校長，1931年任教育部長，應是為學術(shù)界、文化界較能接受的人物。以其名義資助陳獨秀的1940年至1942年這一段，他的職務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

　　其三，這三筆款應當都為陳獨秀所接受，朱家驊第二封信提到“并奉惠書”，說明陳獨秀在收到第一筆的一千元資助時，曾給朱回信。關(guān)于第二筆即1941年3月的那筆五千元的贈款，陳在1942年1月的回信中說“去年賜款尚未用罄”，是說未用完，而不是說已讓張國燾退還，陳是否真正動用了這筆款，現(xiàn)已無從得知，但他沒有讓張國燾退給朱家驊，應當是沒有問題的。第三筆即八千元的那一筆，陳的表示是“遠道將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但同時聲明，“以后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但這一次已勉強接受的意思還是清楚的。這樣，許多書上關(guān)于陳獨秀對朱家驊贈款態(tài)度的記載都不盡準確。

　　其四，對國民黨方面的贈款，陳獨秀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決不愿再受。這種態(tài)度，還是符合陳獨秀的性格，反映了他貧賤不能移的氣節(jié)。

　　這些信件書寫于1940年7月－1942年1月，這是陳獨秀生命的最后兩年。他晚年的生活來源，一是為報刊寫稿和編譯所得的為數(shù)不多的稿費，二是江津地方名紳鄧蟾秋叔侄、與他曾有師生之誼的川籍軍人楊鵬升等朋友的接濟，三是北大同學會的不時資助，既沒有豐厚的積蓄，又沒有固定的退休金可領，此時的陳獨秀，已是一個貧病交加、風燭殘年的老人，且是處于一種既已遠離共產(chǎn)黨、也已脫離托派、更不愿投身國民黨的特殊的游離狀態(tài)，衣食治病，都只能靠一些游走于這三種政治力量邊緣的朋友的接濟，其窘迫可想而知。在萬般無奈之下，對國民黨方面以朱家驊名義送來的贈款沒有斷然拒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此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內(nèi)政治力量之間的關(guān)系，也還沒有后來那樣對立，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的這種態(tài)度，也不是說不過去，不必硬要說他拒絕了、退回了。再說，他并沒有以替國民黨辦什么事來作為交換，而是所謂“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他沒有、也不打算替國民黨去做什么。

　?。ㄗ髡邽槿A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

　　■ 主題延伸

　　晚年陳獨秀拒收國民政府

　　和共產(chǎn)黨叛徒的饋贈

　　陳獨秀從1938年7月獲釋后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的近4年中，一直沒有正當職業(yè)，因而缺乏生活來源。他晚年生活主要靠四個方面的來源。

　　一靠稿費收入。除了偶爾在報刊上發(fā)表些文章外，陳獨秀還為國民政府設在北碚的國立編譯館撰寫《小學識字教本》。故國立編譯館破例向陳獨秀一次性預支了2萬元稿酬。

　　二靠親朋資助。陳獨秀的大姐夫和外孫女婿都是發(fā)了財?shù)纳倘?，因而他們?jīng)常給陳獨秀以一定的資助。還有，陳獨秀的人格和學識崇拜者楊鵬升，也常常從成都住地給他匯款。

　　三靠北大同學會捐贈。陳獨秀早年一邊在北京主編《新青年》雜志，一邊在北大執(zhí)教，所以他深受青年學子喜愛。現(xiàn)在陳獨秀有難，北大同學會當然會施以援手。

　　四靠向友鄰書寫楹聯(lián)條幅換取生活資料。

　　陳獨秀除了收受上述幾個經(jīng)濟援助之外，堅決拒收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和共產(chǎn)黨叛徒的饋贈。陳獨秀對于別人饋贈的錢財，收與不收的態(tài)度，竟是如此的涇渭分明。

　　（彭斯遠：《陳獨秀的收與不收》，載《周末》201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