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哥特王提奧德里克一世像

法蘭克王希爾德里克一世墓中出土的指環(huán)

　　公元5-6世紀，亞歐大陸從東到西都出現了大規(guī)模的蠻族大遷徙活動，我國史學家習慣上將它當做“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大沖擊”來理解；在西方學者眼中，它也標志著古代世界的終結和中世紀的開始。但是，近年來，我們的西方同行們對此有了重新認識。

　　歐洲的蠻族大遷徙包括三個基本因素：日耳曼民族、不斷遷徙和日耳曼游牧文化。所謂日耳曼民族，主要包括如下具體種族：哥特人（又分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勃艮第人、蘇維匯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以及倫巴第人。它們又往往被歸屬于東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兩大分支。這些民族都處在游牧狀態(tài)，因此需要不斷遷徙。他們崇尚武力，雅好戰(zhàn)斗，崇拜戰(zhàn)神，具有鮮明的游牧軍事文化特色。在歷史地圖上，這些日耳曼民族分別沿著各自的路徑，從某個發(fā)源地不斷地遷徙，最終在羅馬帝國境內某個地域找到長久的棲身之所，建立自己的國家，即蠻族王國。

　　這種經典性的看法淵源有自。最早可以追溯到這些蠻族建立自己的王國的時候，即公元6世紀前后。為了鞏固統(tǒng)治，獲得合法性，蠻族國王們開始指示文人修編歷史，西哥特王國的喬丹，東哥特王國的卡西歐多里，法蘭克王國的都爾的格雷戈里（他本人與國王們過從甚密，但其寫作似乎不是由王室授意），諾森伯利亞王國的比德，以及來自意大利、進入查理曼宮廷的主祭保羅。他們不僅留下了傳世史書，而且都在書中講述了類似的大遷徙故事。保羅的書最為晚出，其故事也最為經典。由于人口繁殖迅速，定居于斯堪的納維亞的蠻族定期抽簽選派1/3的人口離開故土，向南向西踏上漫漫遷徙路，經過數百年不屈不饒的前進，最終抵達帝國的心臟地帶：意大利。

　　一直到20世紀中期，這些作家都被當做“天真漢”，他們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那個質樸而野蠻的時代。但是，納粹德國借助日耳曼民族歷史為自己的帝國擴張活動進行宣傳，認為德意志帝國就是日耳曼民族的直接后裔，日耳曼人通過遷徙使得他們幾乎控制了整個歐洲，因此，德意志帝國有權統(tǒng)治整個歐洲。這種宣傳活動使得歷史學家們開始質疑蠻族大遷徙故事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戰(zhàn)后歐盟的成長，對以歐洲為考察對象的項目提供學術資助，也使得歷史學家日益從民族融合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不再將現代民族國家的直接前身與大遷徙時代的某個蠻族劃上等號，從而執(zhí)著地追求蠻族的淵源，神話其悠久的歷史與跨歐洲的遷徙活動（帕特里克·蓋伊著：《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淵源》，2002年版）。蠻族大遷徙也就隨之被解構了。最為明顯地表現于兩個術語的使用上：第一是避免使用“民族”，而是用“蠻族”，以免引起現代讀者的誤會，而且也因為這是當時文獻中最常用的詞匯。第二是英語世界避免使用“日耳曼人”，而寧愿稱呼各個具體的蠻族族名，如法蘭克人、倫巴第人等。

　　20世紀60年代初，德國馬堡大學教師文斯庫斯發(fā)展了該世紀初一度流行的“以文化而非血緣定種族”的觀點，提出日耳曼民族是個文化概念，而非種族概念，日耳曼民族只不過是文化構建的結果。具體而言，一群蠻族精英通過軍事勝利，吸引其他人群，同時依據自己的“核心傳統(tǒng)”進行文化宣傳，使得依附者認同他們所宣稱的這種文化傳統(tǒng)，生成龐大的種族，結為酋邦（部落聯盟）。這個過程被稱為種族生成。所謂核心傳統(tǒng)則是圍繞列王的譜系，通過口頭傳唱的方式，歌頌他們的英雄事跡，最終通過建國之后的那些史書而凝固下來。隨后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沃爾夫拉姆等人進一步發(fā)展其說（被稱為維也納學派），認為這種核心傳統(tǒng)的構建不過是蠻族將士在為羅馬帝國提供雇傭兵和盟軍的過程中，對羅馬制度和文化的模仿，也就是說，通過羅馬化得以實現種族認同，建立國家。這樣一來，不僅獨立的蠻族世界不復存在；而且蠻族大遷徙也被改造為以羅馬文化為主導，蠻族與羅馬帝國之間的互動格局。

　　另一方面，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郭華特出版《蠻族國家的敘事者們》（1988年版），成功地論證：所有這些民族敘事的奠基者都并非簡單的“天真漢”，而是寫作技巧高明，別懷寫作動機，構造歷史故事的高手。換言之，這些民族遷徙故事都是他們有意識地構建出來的。他的研究還表明，直到9世紀，還并不存在所謂的統(tǒng)一的“日耳曼民族”一詞，各蠻族并未明確意識到自己屬于日耳曼民族，拉丁歷史文獻中流行的只是各個不同的具體的蠻族名稱。中世紀堅持使用作為泛指的日耳曼人一詞的是蠻族世界之外的人，主要是拜占庭人（用希臘語）。并且隨著法蘭克王國的強大，他們逐漸使用法蘭克人取代日耳曼人，作為西歐蠻族的總稱。但是法蘭克人自己并沒有這種認識，他們還認為自己是羅馬人的兄弟，也就順理成章地自認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因為羅馬人相信他們自己源自于特洛伊戰(zhàn)爭的幸存者埃涅阿斯。

　　對于蠻族是否遷徙，目前的趨勢是針對不同的蠻族提供不同的結論。對大多數蠻族而言，不管他們起源于何地，不論他們是否曾經遷徙，至少在3-5世紀的兩百年間，從羅馬拉丁文獻來看，他們都基本上趴在帝國的邊境沒怎么動過窩。與此相應，他們大多數已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定居的農耕民族，其戰(zhàn)斗也是模仿羅馬軍隊，以步戰(zhàn)為主，騎兵為輔。到4世紀晚期，匈奴人突然出現于中東歐平原，開始創(chuàng)建大帝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諸蠻族之間和內部分化重組，各奔前程，或投靠于匈奴帝國，或向羅馬帝國政府申請，請求內附。在與羅馬帝國政府的斗爭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諸蠻族王國。

　　最后，蠻族入侵的歷史作用也被重新評估。綜合衡量所有文獻史料之后，學者們發(fā)現，當時的文獻只是偶然會提到蠻族的入侵，從總體上講，蠻族入侵似乎并不值得特別關注。對這些文獻的作者們而言，羅馬帝國內部的紛爭才至關重要。而蠻族或者作為雇傭兵參與紛爭，或者利用紛爭的機會入侵，在政治舞臺上扮演著次要的角色。蠻族人數太少，包括婦女兒童，每個蠻族的人口最多8-10萬，與羅馬人相比，滄海一粟。但蠻族入侵提供了一種機遇和挑戰(zhàn)，使得地方貴族不斷脫離與中央的聯系，與他們并不陌生的蠻族合作，導致中央政府失去支持，從而消失。盡管這一進程也是充滿沖突和利益調整，但基本上是和平式的（《新編劍橋古代史》第14卷，2000年版）。

　　與此相比，考古學家的態(tài)度似乎就不這么樂觀了。一方面，考古學家越來越懷疑將特定墓葬式樣與某個種族聯系起來的可能性，也不再將特定文物式樣的地域分布與特定種族的地域分布之間劃等號。也就是說，淡化出土文物的特定種族屬性。另一方面，考古學家在將孤立的墓葬還原到其墓葬環(huán)境的過程中，卻發(fā)現了墓葬文化中的明顯蠻族因素。一些原本體現羅馬因素較多的墓葬逐漸顯現其蠻族因素。例如，法蘭克墨洛溫王朝的開創(chuàng)者、克洛維的父親希爾德里克的墓于1653年被發(fā)現，基于出土文物，歷史學家偏向于強調他的羅馬將軍身份。但是1983年在周圍挖出了三個大型殉馬坑，提醒歷史學家注意葬儀的蠻族文化色彩。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規(guī)模啟動的聚落考古則表明，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消失，確實出現了居住方式的明顯變化，社區(qū)的規(guī)模越來越小，安全性考慮越來越重要，以及向地勢險要之處轉移等等。總結現在進行的100多處發(fā)掘考古報告，英國東盎格里亞大學教授霍吉斯得出結論：“城市生活存在不連續(xù)性?！彼嵝褮v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要互相學習，“現在迫切需要自視甚高的史學家來學習閱讀考古報告，正如他們的考古學同行也要尊重古文字學一樣。”（霍吉斯：《查理曼時代的城鎮(zhèn)與貿易》，2000年版）

　　盡管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由于面對不同的具體對象，結論各異，但是他們都在揭示一個更加具體、更加多樣化的復雜的蠻族世界。他們都在努力追求對史料的全面掌握和細致解讀，對概念的深刻反思。對于中國的中世紀學家而言，西方同行挑戰(zhàn)長期以來想當然的說法，解構“民族大遷徙”這一傳統(tǒng)觀念，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次與西方同行平等對話的良機。如果我們能夠通過細致解讀史料，梳理各種概念和術語的來龍去脈，在充分借鑒的同時，也洞悉西方同行的認識偏差，就能為中世紀研究作出自己的貢獻。

　?。ㄗ髡邌挝唬罕本┐髮W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