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場景

殿試錄

殿試

試卷

　　訪談嘉賓：

　　李弘祺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

　　劉海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

　　陳文新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金惠經(jīng)　韓國國立Hanbat大學中國語科教授

　　水上雅晴 日本琉球大學教育學部國語教育講座準教授

　　丁克順　越南《漢喃雜志》副總編輯

　　主 持 人：

　?。ㄎ錆h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楊 華）

　?。ü饷魅請?國學版 梁 樞）

　　時　間：2011年9月24日晚

　　地　點：武漢大學珞珈山莊

　　主持人（楊華）：各位先生，去年開始，我們就和光明日報國學版共同籌劃發(fā)起一個討論，叫做“文明進程的中國路徑”，專注于中國文明的獨特性。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前一段時間，主要就20世紀思想家們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們留下的思想遺產(chǎn)進行梳理，這方面的討論今后仍將繼續(xù)進行；而同時另外一種討論正在醞釀開展，就是討論文明發(fā)展過程中，中國文明所獨有的一些側(cè)面，比如中國的科舉制度，中國的宗法制度，中國的禮樂制度，等等。今晚我們有幸請到參加“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第八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的諸位，就文明進程中的中國科舉制度這一主題發(fā)表高見。

　　科舉是中國人給西方的最重要禮物

　　李弘祺：中國文明對全世界的貢獻之中，科舉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科舉”，英文一般翻譯成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意思是公務員考試。如果把它擴大一點，也可以說成是甄選人才的辦法?？鬃又v“有教無類”，他認為君子是一般人的表率，所以要選他來做政府的官員。這樣的觀念，也就是選人唯才能或者說唯道德，在西方是很晚才有的。早在16世紀，一個叫門多薩的西班牙人到中國來旅行，回去寫了可以算是西方第一本書——以書的形式講中國的事情。里頭就講到科舉制度。他說：中國沒有大學——他不了解我們的書院制度，但是中國有一套很好的選舉制度。而中國考試制度對西方的影響，實際上還早于16世紀。比方說，李約瑟研究中國唐代醫(yī)學的考試，他就認為：中國醫(yī)學考試制度影響了阿拉伯人，經(jīng)由穆斯林帶到中東阿拉伯國家，然后從阿拉伯國家傳到意大利的兩西西里王國，又從那里傳到歐洲。在那以前，歐洲之前只有口試。

　　劉海峰：我們對世界文明的貢獻，物質(zhì)文明領域主要是四大發(fā)明；在精神文明領域，中國對西方最大的貢獻是科舉制。這個觀點首先是由西方人在19世紀提出來的。1835年，有一個叫英格爾斯的英國人說：我們現(xiàn)在在東印度公司已經(jīng)采用中國人的考試辦法來選拔人才了。如果哪一天，我們?nèi)材軌虿捎眠@種辦法來選拔、考選我們的官員，那么對英國甚至對整個歐洲社會產(chǎn)生的正面作用和影響，將要大于火藥和指南針。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是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只有科舉是個特別的例外。所以西方人認為，科舉是中國人賜給西方最重要的禮物。從15、16世紀以后，一些西方的人就開始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到17、18世紀，就有人談到要學中國。孫中山在20世紀二十年代曾多次指出：“現(xiàn)在歐美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编囁糜碓趯O中山這段話的影響下，做了更深入的研究。1943年，他在哈佛大學《哈佛亞洲學報》發(fā)表了一篇《中國對西方考試制度的影響考》，現(xiàn)在已成為西方漢學界的經(jīng)典論文。我在1993年去英國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做了半年的訪問研究，也是專研究這個問題。在鄧嗣禹的七十幾條資料之外，我又找到五十幾條。后來寫了一篇論文《科舉制對西方考試制度影響新探》，200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fā)表。關鍵的材料有兩三條，是西方人——主要是丁韙良說的。他當了很久的京師同文館的總教習，后來還當了一陣子的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等于說他當過北京大學校長。他在自己的書中直接說：科舉是“中國文明的最好方面”，“當今在英國、法國和美國正在取得進展的文官考試制度，是從中國的經(jīng)驗中借鑒而來的?！蔽疫€找到另外兩條直接的材料，白紙黑字寫在里邊。我認為，在找到上述當時明確指出英美等國文官考試制度曾借鑒中國科舉制的寶貴資料后，科舉西傳說就可以確立了。

　　在一定意義上，科舉制對西方文官考試制度產(chǎn)生影響進而影響世界人才選拔制度，可以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西方人早有這樣的意思，我只是把它概括出來而已。當然以往也有中國人說珠算、中醫(yī)經(jīng)絡理論，或者漢字等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但這基本上都是中國人自說自話。而科舉對世界文明的影響，是西方人首先將其與四大發(fā)明類比的。

　　科舉制度是中國帝制時代后期整個社會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脈，是一個核心的制度。科舉制度存續(xù)的一千三百年間，對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官僚政治、文化教育，包括對文學乃至于社會心理都產(chǎn)生了非常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就是這個制度選拔了一千三百年間中國的大部分官員、大部分文學家和大部分學者。宋代《冊府元龜》等大部頭的類書，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是進士們完成的。這些重大的文化工程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文明的延續(xù)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們這些人，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主干，或者說是精英階層。

　　1905年廢科舉以后相當長時期，對科舉基本上是負面的評價占主導地位。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中國學者開始對此進行反思，到現(xiàn)在就比較全面和客觀了。

　　水上雅晴：近代以前，日本實施過兩次類似科舉的考選制度，第一次是從8世紀到11世紀，模仿中國的科舉實施過所謂“貢舉”考試，選拔候補官員。而考中“貢舉”考試的人，其地位比不上通過恩蔭進入官界的人。第二次是江戶時代的所謂“學問吟味”考試，這種考試僅僅有獎勵學問的意思，考中的考生只能獲得褒賞，不能獲得官位。總的看來，與韓國和越南相比，近代以前科舉對日本的影響比較輕微。

　　到了近代，神田孝平在明治二年（1869年）提出了“進士及第之法”，試圖樹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試制度。但是他的提案沒有得到實施。不過，如天野郁夫所講，日本初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推動樹立近代官制，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七月公布“文官任用令”，對行政、司法、技術(shù)三種官吏進行分科選拔。根據(jù)“文官任用令”的考選制度在1946年結(jié)束了，之后，國家公務員考試制度設定了，現(xiàn)在根據(jù)這種制度選拔官僚候選人。這種官僚考試制度對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現(xiàn)代的國家公務員也通過考試選拔，十分類似科舉考試；日本高考也類似科舉考試，每年產(chǎn)生五十萬人左右的生員。所以，從某種角度可以說，日本自近代進入科舉時代，現(xiàn)在還處于科舉時代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人通過西方人重新認識到科舉的價值。根據(jù)“公議所日志”，即日本最初議會的記錄，神田孝平在議會提到中國取士法，以此為最好方式，并說：“西洋人常常稱揚之。”除此之外，美國羅格斯大學的David Murray（大衛(wèi)·墨里，1830-1905）教授在明治六年（1873年），應文部大臣森有禮的邀請，作為日本文教政策的最高顧問來到日本。他在建設近代學校制度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惠經(jīng)：韓國從高麗時代接受科舉制度以來，到了19世紀末期廢除，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丁克順：越南的科舉，受中國的影響很深。1919年是越南“最后的科舉”，1920年法國人來了，進行教育改革，越南的科舉時代就結(jié)束了。

　　主持人（楊華）：比中國還晚。

　　劉海峰：是世界上最晚廢止科舉的。

　　主持人（楊華）：越南最早的科舉是什么時候呢？

　　丁克順：最早是1076年。但是北宋之前已有越南人到中國來學習，參加科舉考試。越南在10世紀后，開始實行科舉。

　　科舉制為什么有強大的生命力？

　　陳文新：科舉制度在中國延續(xù)的時間長達一千多年。這期間朝代經(jīng)常更迭，但都照樣實行科舉制度。科舉的影響波及到世界?，F(xiàn)在我們要討論的是，科舉制度有那么多問題或者說弊病，為什么還有那么強的生命力？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科舉制度的功能，一方面是選拔人才，讓寒門子弟有了改換門庭的可能，讓有能力的讀書人有機會與帝王共享權(quán)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同等重要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在淘汰人才方面副作用最小。

　　當一個社會消化不了那么多人才的時候，就必然有一部分人才找不到用武之地。人才沒有得到合理的任用，對人才個人來說是一件難以承受和難以面對的事情，而對于社會來說，就必須用一個較好的方式，讓他們即使在心理上依然有忿忿不平的情緒，但至少在行動上能夠不和社會形成一種劇烈的對抗?？婆e制度在解決這個難題方面效果是比較好的。第一，考生并不認為他是被朝廷刷掉的。因為在明清時代的殿試中，皇帝從來不刷人，皇帝的作用是定名次、提高考試的規(guī)格。有皇帝做主考官的考試，當然是規(guī)格最高的考試，考試也因此顯得莊重、隆重、有神圣感。這種神圣感有助于加強考生服務于國家的意識。第二，考生也不認為他是被某個考官有意識地刷掉的。在科舉考試中，所有被刷掉的人，除了極少數(shù)人認為他們是被某個考官有意識刷掉的以外，大多少人不會這樣想，因為在宋以降的考試中，一個考官，我們且不說他有意識刷掉一個人很難，他有意識錄取一個人也很難?？脊俸茈y知道他改的是誰的卷子?？婆e制度在淘汰人才方面副作用較小，主要表現(xiàn)在這兩個方面。而世卿世祿和兩漢的察舉制，在這兩個方面都有較明顯的副作用。

　　說到中國科舉制度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不能不提它在傳統(tǒng)讀書人人格塑造方面的功能。清人趙翼寫《廿二史札記》，討論到元朝末年的情況，其中有一個標題叫“元末殉難者多進士”。元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了漢族。但在元王朝行將滅亡的時候，殉難的人仍以進士居多。為什么進士群體更能與王朝同患難共命運？當然與他們得到了王朝的好處有關，但這只是一個方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進士階層重視價值擔當。儒家強調(diào)殺身成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用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來做考試教材，的確有助于讓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人以人格上的精英來自居——不是一般意義的精英——是人格的精英。

　　劉海峰：補充一點，有一個元代的漢族人在著作中說，他發(fā)現(xiàn)：金代《登科記》里的這些進士，在金朝快被蒙古滅掉的時候，很多都成為死難烈士，為金效勞都是漢族的。同樣南宋也是這樣，文天祥是狀元；還有真德秀、陸秀夫這些人，都是進士，是同榜進士。包括明朝末年，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道德熏陶和氣節(jié)培養(yǎng)的結(jié)果。這其中當然有科舉制度的因素。

　　金惠經(jīng)：朝鮮被日本滅亡的時候，最頑強抵抗的也都是科舉出身的人。其實這些現(xiàn)象，我想世界各地都一樣。遇到國家危難的時候，這些沖在最前面的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人）。

　　科舉何以在中國發(fā)生？

　　主持人（楊華）：剛才講到中國孔孟以來尚道德，有賢人政治的理想，并由這種政治理想走向制度化，但西方像希臘羅馬也有《理想國》，也講賢人政治，為什么西方?jīng)]有制度化的科舉出現(xiàn)？

　　李弘祺：我想是因為西方一開始就是以城邦國家為建國的典型，雖然后來曾經(jīng)有統(tǒng)一的帝國出現(xiàn)，但是大部分的政治思想家認為所有的世俗政治體制，都受教會的監(jiān)督或輔佐（“兩把劍”或“太陽與月亮”的說法），所以單一的權(quán)力中心絕對不應該在世上出現(xiàn)，就是啟蒙時代以后，主流思想也是如此。因此一統(tǒng)的學說，很少能被人接受。羅馬帝國統(tǒng)治少數(shù)民族，一般來說，對各種文化的容忍度都比較高。這使得他們即使是采用很好的制度，像我們所謂的任賢制度來做單一的統(tǒng)一理念變得比較困難；中國提倡選舉及科舉的人，卻是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漢武帝同時把這兩樣東西放到一起。

　　科舉所考的科學知識，都是儒家經(jīng)典里的，考的是它的歷代解釋，朱熹的解釋最重要。你如果不按那個說法來回答，絕對不行。最近臺灣清華大學教授徐光臺在做利瑪竇研究。我問他說：難道真的有人敢用利瑪竇所介紹的理論答考卷嗎？他說，利瑪竇只是告訴他的學生，你們要知道這些理論，引起學生的興趣，但考試時，還是沒有人敢用他的理論來答題。我想，恐怕在古代中國，思想的挾制作用還是十分明顯的。我現(xiàn)在是就制度的層面上講。任賢才、重視道德，這些抽象的觀念畢竟會影響制度的發(fā)展，而他們的影響就會十分的深遠。考試制度能發(fā)展，且很少改變，一千三百多年，并不是說沒有動亂，能保持這么久，大概就是因為思想一致，所以造成一個特別穩(wěn)定和保守的現(xiàn)象吧！

　　主持人（梁樞）：我追問一個問題。今天開會時讀到一篇會議論文，討論漢武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這件事內(nèi)含著一種普遍性：國家首腦在思考大政方針、治國韜略的時候，通常要去問智囊，或者有智慧的人。我想這應是中外通例。但是滿足這種要求的方式，看來是有區(qū)別的。問策和對策的方式，孕育了后來的中國式的選拔制度，后來慢慢發(fā)展成了科舉制度?？婆e文化就這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fā)生了。我想知道，科舉這種中國獨有的文化形式何以在中國發(fā)生，為什么發(fā)生？它在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是偶然的嗎？

　　劉海峰：科舉制的成熟和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它的根源呢，說到頭還是賢能治國說在制度上的實現(xiàn)?？婆e制就是把“學而優(yōu)則仕”制度化，讓學說理念變成現(xiàn)實。它說到底是才學的考試。漢代的策問實際上是一種制舉，開始是為了征詢治國方略。人類第一次筆試就是這樣來的。與策試并舉的是推薦的形式，一個是察孝廉，一個是舉賢良。漢代考試和推薦并行。到兩晉，葛洪的《抱樸子·外篇》，便指出凡是推薦都出現(xiàn)大問題了。人們逐漸認識到，“考試猶準繩也”，否則沒辦法選擇有才能的人?？婆e制從隋代大業(yè)元年（公元605年）設進士科開始，當時推薦還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后來考試的比重才越來越大。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中國人越來越發(fā)現(xiàn)，不通過考試的其他推薦很容易變成任用私人、上下其手的腐敗關系的溫床，就是沒辦法真正客觀公正地選拔人才。

　　陳文新：科舉的產(chǎn)生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國家的權(quán)力不再掌握在世襲貴族手里。只有在沒有世襲貴族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時代，才有可能發(fā)生科舉。換句話說，在“封建”（封邦建國）時代，不可能發(fā)生科舉。這種沒有世襲貴族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時代，中國從秦王朝就正式開始了；西方比較晚，日本更晚。沒有了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世襲貴族，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一個王朝與誰共享權(quán)力？反過來提問或許更好：這個時候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希望與王朝共享權(quán)力，他們經(jīng)由什么途徑達到這個目的？從治理天下的角度來看，有能力的人，主要在讀書人里面。我想余英時的一個觀點是對的，采用科舉制度，不僅僅是帝王的意愿，更是讀書人的意愿，是帝王與讀書人“協(xié)商”的結(jié)果。這個“協(xié)商”過程很長，兩漢魏晉南北朝，經(jīng)歷了好幾百年的時間。漢朝實行的是推薦與考試相結(jié)合。推薦有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你再有才能，只要沒人推薦你，你就完了。這是它跟科舉最大的不同?？婆e的特點是，只要我有能力，想考就考，誰也不能阻止我。為什么隋朝開始有了科舉制度之后，它不斷得到讀書人的擁護？就是因為那些有能力的讀書人意識到，這種方式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方式，別的方式很容易把他卡死。我想，科舉之所以在中國發(fā)生，是因為中國比較早地結(jié)束了封邦建國的政體、沒有了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世襲貴族；科舉制度是有能力的讀書人與帝王共享權(quán)力的一種制度，是知識階層與帝王“協(xié)商”的結(jié)果，是知識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有巨大影響力的一個證明。

　　主持人（楊華）：八股是不是還跟漢字的表達方式有關系？因為只有漢語才能搞出這種對偶的句式。

　　陳文新：有關系，律詩的結(jié)構(gòu)就和八股有些相似。

　　劉海峰：現(xiàn)在很多人追溯起源時，包括明清人講到時文或者八比文、制藝的時候，一般從王安石的經(jīng)義算起。更有人追溯到唐代的試帖詩，有很多人分析，中國人的文字習慣普遍有個起承轉(zhuǎn)合。哪個學者說《秦簡》中有的文章是八股，那實際上指它的結(jié)構(gòu)，完全是廣義的，根本不可能是嚴格意義的八股。嚴格意義的八股文，應該是明代才有。

　　主持人（楊華、梁樞）：辛苦了！謝謝大家（掌聲）。

　　（錄音整理：江俊偉、白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