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求助”是社會保障體系不發(fā)達的情勢下網民憑借網絡技術和手段向社會尋求幫助的一種新的求助方式。隨著我國網民數(shù)量在較短時間內呈幾何數(shù)量增長，“網絡求助”由此也逐漸演變?yōu)楫敶饲笾笾罄氖侄巍?br>
　　“網絡求助”的合理性認識

　　“網絡求助”現(xiàn)象具有復雜性，但冷靜思考，我們仍然可以辨析出這種現(xiàn)象的合理性。

　　首先，“網絡求助”有道德合理性?！熬W絡求助”中的“網絡救助”行為，符合中國社會傳統(tǒng)中的救濟思想及其道義性，“網絡救助”本質上是這種傳統(tǒng)美德的具體體現(xiàn)。從“網絡求助”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傳統(tǒng)互助精神的閃光，傳統(tǒng)倫理道德在現(xiàn)代社會得到了較好的發(fā)揚和繼承。

　　其次，“網絡求助”是對網絡的一種善用。在現(xiàn)代社會，網絡已經融入我們的生活，它促進了彼此疏離的社會成員以及族群之間的粘連?！熬W絡求助”的幫扶行為無疑利用了這一特性，彰顯了人性中美好寶貴的道德情愫，成為一幅動人的景致。這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積極的引導作用。

　　再次，“網絡求助”滿足了快速施救的要求。網絡具有方便快捷的獨特優(yōu)勢，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展信息的覆蓋面，為快速救助提供了前提。這種強烈的傳播時效性，容易在最佳時間施救，做到“雪中送炭”。并且，通過網絡進行及時溝通的方式符合當前社會快速的生活節(jié)奏。

　　最后，“網絡求助”是彌補其他求助方式的一種有益嘗試。就傳統(tǒng)意義上的求助而言，求助信息的傳播渠道、輻射面過于狹窄的問題可以通過網絡手段加以彌補。同時，這種求助與幫扶已經不是熟人社會內小范圍的互助，更不是靠行政組織系統(tǒng)所完成的，從而使參與范圍得以極大擴展，使參與者更加廣泛，也增強了救助的可能。

　　“網絡求助”的價值困境

　　目前，“合理”的網絡求助還未被人們廣泛接受，其原因在于此種現(xiàn)象所面臨的諸多困境。

　　考察一種行為的合理性，我們首先應當考察一個人是不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最起碼的條件就要看這種責任的社會內容是不是可以嚴格確定。如果這種責任只是隨意所賦予，而不是具有嚴格的客觀規(guī)定性，那就只能是一種虛構。網絡作為一個虛擬社區(qū)，在線者通常彼此不熟不知，這個社區(qū)其實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陌生人社會。并且，在線者通常是作為網絡上的符號（ID）現(xiàn)身，不具備讓彼此擔負實質責任的約束條件。在這樣一個特定的范圍里，道德的直接調控力量比較微薄。因此，在線者經常會遭遇道德困境。對于“網絡求助”中的救助者更是如此。

　　對于求助者而言，他（她）的困境體現(xiàn)在發(fā)布信息的誠信上。求助者只有做到發(fā)布的信息完全真實，才能被廣大網民所接受、尊重。反觀眾多的“網絡求助”事件，求助者為獲取更快的幫助利用網絡的虛擬性，以若干網絡ID出現(xiàn)，編造或夸大事實，濫用道德訴求，恣意“利用”網民的同情心，導致網絡行為失范。如果求助者的求助動機不純，或者夸大事實真相，無疑會使救助失靈。這違背了誠信的道德要求，也與一個文明和諧社會的要求和標準相去甚遠，更是對救助者的極大傷害。

　　“網絡求助”操作的有限性

　　首先，救助主體確定難。在一些“網絡求助”事件中，由于信息失真，導致行為失范，泄憤攻擊等“網絡暴力”現(xiàn)象大量出現(xiàn)。究其本質，就是救助主體難以確定。在救助過程中，通常是一些熱心網民在操辦具體事宜，因此，它屬于典型的民間救助行為。這樣的民間救助行為不具有規(guī)范性，而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求助者對救助者的信任程度和救助效果都有問題。也許組織形式例如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可以幫助明確救助主體，但從網絡求助行為的特征看，求助者的主要意圖顯然不是要通過特定的組織，而是訴諸非特定的“善良”的網絡人的幫助。這就使得“救助主體”的明確存在困難。

　　其次，求助者信息驗證難。如果網絡中流通的信息無法被確定為真實，那么，理性和選擇判斷就會發(fā)生根本性的偏離。在網絡技術中，求助者往往隱匿個人信息，甚至遠離事實真相，吸引網民關注。正是由于沒有一套透明的信息披露和驗證程序，救助信息很難保證其真實性，導致交往中的信任危機。筆者建議，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網絡求助”中的這個問題，網絡實名制就是一種有效的嘗試，但這還遠遠不夠。

　　第三，求助相關方所面臨的困境。這里的相關方主要是指求助者所在的單位。求助者本人的求助與求助者以自己名義為他人利益提交的求助是兩類不同類別的求助。諸如在一些高校中所出現(xiàn)的“賣身救母”、“賣身救父”等事件就屬于學生以自身名義為其親人進行的求助。在這些求助事件中，學校同樣也被推向風口浪尖。畢竟學校的責任是有限的，學校不可能包辦學生的一切，包括學生家庭的問題。我們甚至不能去責難校方因為學生因家庭問題是否采取了相應的救助。所以，當學生以自己名義進行網絡求助時，并不意味著學校必須負擔實際救助的責任。尷尬的是，學校卻經常被“道德綁架”，要求承擔這樣的所謂道德義務，從而受到各方面并不公正的責難。

　　最后，救助之后的解困。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上的幫扶都是求助者所期待的，但對于這樣的幫扶僅僅是在一段時間或一定層面之內，幫扶終究不能替代求助者自我解困，自我獨立。無論是求利型的求助，還是求解型求助，對求助者而言最終都要“斷乳”。同時，在物質型網絡求助事件中，對于網民的物質捐贈遠遠超出求助者預期，如在面對重大疾病高昂救治費用面前，求助者通過網絡募捐徹底實現(xiàn)解困，且仍剩下大量善款，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匯聚眾多網民愛心捐助的后期監(jiān)管與處理問題，同樣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